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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作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後，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麽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着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麽不写点别的？为什麽专门写关於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叁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麽，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後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外之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麽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麽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叁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敖六一年十月十日夜深。
〔附记〕这封信中关於我父亲那一部分，由於吴焕章先生提供出文件，我已修正我的看法。我在“李敖自传”（“千秋评论”第二十一期）中说：“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後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给胡适的信以後，重读一下我那篇自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观音菩萨说：“我大慈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想做做官。”最后，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后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于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于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出版），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执笔的有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叶公超、徐复观、黎东方、胡秋原、李敖、蒋复璁、王洪钧、余光中十一人。其中我这一篇又惹了麻烦，请看下面的附录。
附录
文章忌刻薄（刘星）
胡适先生逝世，文星杂志为了表示悼念，特别出了一本追思特大专号，用意至为可贵。主编先生并能以他熟稔的人事关系，向国内各权威的名流学者迅速地拉稿，因而汇集了不少篇有价值的宏文，并复蒐集了胡先生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诗及其最后遗作。此一优异表现，值得喝彩。
唯其中之李敖先生的《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一文，令人看了颇不舒服。故不论此文的涵义如何，即仅就标题言，便甚刺眼；而文中所述似有责怪胡先生生前未能多做诤言之意。其实就把这意思明说好了，又何必提出阎王、观音、释迦等神祗而在胡先生死后，尖酸而刻薄地加以冷讽热嘲呢？很多人都深感到：李先生这篇毫不幽默而富有恶意的“游戏文字”，实不配与那几位的文章并列。《文星》主编先生在《编辑室报告》里，表明该杂志的态度时说：“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一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让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此固然为每一个刊物所应持有的基本原则，但如李敖先生这种无益于世道人心，污辱一代学者的文章，怎可能称为“高论”呢？我奇怪为什么要把这座“讲台”借与这种人，容他胡说八道？
我们并没有“崇拜偶像”的观念，我们愿极公正地说：胡适先生也许不是一位圣人、完人；但他是一位贤人、伟人。他是有很大成就和贡献的学者，终其一生，其治学和处世的态度，都可作为国人的楷模；最后并以年老体衰，多病之身“鞠躬尽瘁”于工作岗位，我们又何忍心苛责于胡先生呢？他实在是非但没有对不起国家民族，而相反地还是国家之瑰宝及民族之光荣。
因此我觉得李敖先生实在缺乏儒者的气质及士人的仪态，“刻薄”为文章之大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才是。（《新闻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幡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李敖的笔胡适的痒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那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派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颁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