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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在打闹、博弈、冲撞中锻炼
每次去香山，一定要爬上鬼见愁（顶峰），那会山顶上光光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先找背风的地方把带的饭吃了，一般是馒头夹咸菜，好点就夹豆制品，最好的夹香肠。吃完就躺下，撸起裤腿挽起袖子晒太阳。听说太阳有营养，晒１５分钟等于吃一个鸡蛋，于是一边午睡一边捎带着补充几个鸡蛋。那天正睡得迷迷糊糊听见人声，翻身往山下一看，有一男一女，又跑又喊又乐。太好了，赶紧找石头扔下去。那男女站住了，使劲挥手，拼命喊：“下边有人！别扔石头！”我们一听士气高涨，石头扔的更快，一边也喊：“打的就是你！”从这儿开始，我们又有了新玩法：专砸一男一女谈恋爱的。那会儿谈恋爱是不光彩的，尤其到公园里手拉手肩并肩，不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协调，还有耍流氓的嫌疑。冲他们扔几块石头简直是理直气壮。不过当面扔有一定风险，那男的一般都比我们个高块足，大着好几岁呢，又有个女的在旁边鼓劲，需要提防那男的跟我们玩命。所以只宜偷袭不宜强攻，发现了目标，从后面悄悄摸上去，到了攻击距离一二三土坷垃出手，转身就跑。
动物打过了，房子砸过了，流氓也教训了，插队以前还干点什么？我说应该弄只鸡吃吃，龙建立刻埋怨我，说这么好的主意怎么不早说呢。于是立刻出发去找宝全，走到半路龙建提出个问题：多个人扔石头多份力量，可要多个人吃鸡呢？我立刻明白了，还是两个人干。那会儿北京城里养鸡的太多了，住平房的养，住楼房的也养。百万庄那一片楼，到处能见着鸡散步。可没想到鸡也挺有心眼，没事的时候，你就从它身边走过它也不动，可刚一打它的主意，它怎么就知道了呢？不容走近撒腿就逃。一个多小时过去，我俩服了，见着腿长身子苗条的鸡，理都不理了，反正累死也抓不着。就在我们准备找宝全入伙时，意外的抓到一只短腿、肥胖、跑不动的黑母鸡。
我俩美滋滋的来了个一鸡三吃。黄乎乎的肥油烙鸡油饼，煮熟的鸡撕巴撕巴来了个蒜泥白肉，一锅鸡骨头鸡汤下了面条。一只鸡吃了两顿。龙建很佩服他自己的远见，说两个人多好，可以一鸡三吃，要是三个人，一鸡一吃都不一定够。就在我们决定一只只吃下去的时候，突然我、龙建、宝全都接到了通知，我们被分配了，这是临时增加的最后一拨，西城区工业局。这还真是最后一拨了，我们后边还剩下的二十多人真去插队了，北京郊区昌平县。
至于偷向日葵，打枣，拔蓖麻，掰别人家窗台上的绣球、仙人掌、死不了，这都属于不在话下的小打小闹。前两年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西藏中学的张老师颇为自豪地宣布，佟麟阁路两侧所有的胡同，没有他没上过的枣树。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玩坏”的孩子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并未发展为地痞流氓，也并非生长在缺少家教的家庭里。今天的他们，不乏教师、公务员、医生、学者、记者……一个当年给小朋友抹过毛桃而今供职一所著名高校的朋友在电话里谈起这些往事时，先声明了一句：“说起来都难以启齿……”
只能说，那时的孩子，都那样。
如果打着算盘总结，上面提及的，仅是北京孩子的“玩”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门类，如跳皮筋、跳间（跳房子）、剁刀、拔根儿、撒棍儿、滚铁环等等，不及提到，作为“遗憾”留着吧。
回过头来再看六七十年代的穷玩、风玩、瞎玩以及恶作剧式的玩“坏”，当年的北京孩子们各有各的看法。
几年前，《实话实说》播出过主题为“儿童游戏”的一台节目。崔永元在《不过如此》中，借用学者郑也夫的话，写了如下几段：
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
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
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
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竞争中初次体会胜利与挫折。
游戏在刺激儿童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你必须适应规则，当你强大时，你才可以修改规则。
儿童必须在与同龄伙伴玩耍、打闹、博弈、友情、冲撞以至恶作剧中锻炼。一个健全的人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人格的发育和感情的成熟。后者只能在“游戏竞争”中获得。
2002年“十一”期间，中央电视台另一个频道也分两次播出了一台“北京孩子”说玩的节目，不少来宾带着皮筋、烟盒、拐、嘎、包、“汉奸 ”出场。嘉宾之一的杭天琪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作例子，来说明那时孩子成群地玩，有助于培养一种交往能力。发言者中好像还有人倡导今天的孩子回到那时的游戏中去，借口一堆，实际上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过来人眷恋往事的情结。
我的朋友黄新原另有看法。他的结论是，那个年代的孩子，生活不够充实，甚至是过于苍白，孩子的能量和好奇心无处释放，只能变着法地折腾。他当年是撒过“胡椒面”的孩子，他认为，电视台的节目，自然回避了这些能体现孩子真正心态的“游戏”。
他们都想透过现象看本质，各有各的道理。我们说的只是现象，指点社会意义的“大话”，谁都能总结，说穿了，没什么意思，倒是这种原始的“玩”的场面，对那些渐渐步入靠回顾往事增添生活乐趣的“北京孩子”来说，或许有点意思。
例外的、很少能享受“玩”的乐趣的北京孩子有没有？有。北京孩子、作家陈染曾这样写道：
从我还未出生的1957年“反右”开始，家里就屡遭冲击，家庭气氛沉闷、压抑、冷清。父母关系的紧张使我深感自卑和忧郁。见到小伙伴的一家人围坐着呼噜呼噜喝稀粥，收音机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里院与外院的邻居大嫂扯着嗓门隔着房屋聊（喊）大天，我真是羡慕极了。最令我神往不已的是在热情明朗的夏天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跳整整一个夏天的皮筋，玩砍包、蹦房子，而我却躲在阴暗冷清的房间里练琴，只能隔着竹帘子向外边望几眼。长大后我为此深深遗憾。
话还得说回来，今天的陈染毕竟算是事业有成，这与她儿时的“非常经历”不会没有关系。倘她当年生长在她所“羡慕”和“神往”的人堆里，有没有今天的陈染，还是个问号。也不必言什么“深深遗憾”。得到什么，总会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才是颠扑不破的铁的道理。
注释
① 东子《烟盒》，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②④ 王朔《看上去很美》，华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③ 赵忠祥《岁月情缘》，1999年11月第一版。
⑤ 崔永元《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⑥ 陈染《时光倒流》，华艺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三种精神食粮
电影、小人书、字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身边的三大文化产品。这样说，不意味着不存在与孩子相伴的别的文化生活，而是意味着离开了这三样，或这三样里的一样，便抽掉了几代孩子的精神享受的支柱。说别的，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在一些回忆文字里常能见到这样的话：“我是看着《××》（电影或小说）长大的。”就北京孩子这个群体来说，可以齐声说：“我们是看着电影、小人书和小说长大的。”
北京的电影放映场所，无非这样三类：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内部礼堂，操场或露天空地。
电影院的分布与人口的密度大体成正比。闹市地段，都少不了几家电影院。西单地区，有十字路口西边路北的长征剧场（西单剧场），东边电报大楼对过的首都电影院，西单商场旁边堂子胡同里的红光电影院。西四十字路口东边，路北是胜利电影院，丁字路口东边，路南是红楼电影院，砖塔胡同里的地质礼堂也对外开放。王府井、东单、东四一带有儿童影院（东风剧场）、大华电影院、长虹影院、红星影院、东城区工人俱乐部等。菜市口一带有白广路影院、菜市口影院、广安门影院等。加上其他地段的电影院、文化馆、文化宫、工人俱乐部以及一些演戏的剧场（也放电影），北京正式对外开放的电影院，当在百家以上。城区的孩子，住在任何一个地段，活动所及的电影院，总在十个上下。例如在国家机关宿舍扎堆的月坛街道，孩子对方圆十几里之内的电影院，如首都、长征、红光、胜利、红楼、地质、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二七剧场、计委礼堂，都熟悉到闭着眼睛也可以摸进去。
电影院的设施、条件和票价，总体不如剧场。2003年被拆掉的首都电影院，由郭沫若题字，是北京两家一流的电影院之一（另一家是东单大街路东的大华），楼上楼下，皮包的软座，放电影前先启幕（有别于拉幕），能放宽银幕片子。更与众不同的是，这家影院不打预备铃，而是敲钟。“文革”前，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外国领导人都来这里看过电影。一般的影院，多是那种胶合板面巧克力颜色的折叠硬座。现在的影剧院，一概单双号；那时候并不统一，有单双号的，也有从一号排起的。北京孩子对周围电影院的排号次序，哪家十六七号、哪家一二号的票最中间，哪家多少号的票在两个过道以外，都了如指掌。最绝的是计委礼堂，在改叫红塔礼堂之前也曾叫过经委礼堂，排数与一般电影院不同，是逆向而列的，即倒着向前数排。票面上的一排，礼堂里是最后一排。好像北京市还没有第二家如此列排的电影院。不明真相又愿意往前或往后坐的观众，照常例购票，必上大当。
当年看电影，很少有当场买票入场的，没听说过一场电影只有几个观众，更没听说过一个片子循环演出，买张票可以呆在电影院里不出来，一气看若干遍。一般是预售票，热门电影要提前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预售。学生和成人是两种票价，学生票一毛（寒暑假五分），成人票一毛五到两毛五不等，根据座位好坏定价。新片老片的价钱好像也不一样。一张不及一揸长的电影票分三部分内容：副券，排号（这部分内容中还包括盖着印有放映时间的红蓝戳子），加价部分（原票价是一毛或五分，票尾是加价，自一毛五起，五分钱一标）。
《北京日报》在第四版（最后一版）下端，有一个广告区，内容主要是电影广告（也包括少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电视节目、建设用地之类的广告，那时禁止商业广告，北京孩子倒是在电影里见过日伪或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大街上的仁丹、味素招贴广告），打头的一般是毛主席会见外国领导人的纪录片，其实是故事片的加片。故事片广告标明今明两天放映场次、时间，有些包场或票售一空的电影，尽管对读者观众失去意义，也印出来，标明“满”或“全满”的字样。其实，即使没标“全满”的电影广告，观众也得根据经验来判断，否则，扑空一场，是十有八九的事情。那时候，买热门电影票，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听说某年冬天，首都影院售票厅秩序大乱，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手套、鞋、帽子甚至手表散了一地。翻翻当年的《北京日报》，最火爆的片子，电影院一天放七八场。我手头恰好有一张1974年9月24日的报纸，广告显示，朝鲜反特故事片《原形毕露》在东红电影院一天放七场，头场6：20，末场21：20，收场当在夜里11点来钟了。
内部礼堂不对外，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大体凡军队、国家机关、工厂、科研院校等单位，只要有礼堂，都在其中，加起来也许不止正规电影院的几倍。内部礼堂的功能之一即是放电影。有的礼堂不凭票，有的是打字油印的票，也有的是铅印的较为正规的票。但票或不出售，发给单位的职工和家属；或以低于市场价的价钱出售。内部礼堂不似电影院，能天天把电影从早放到晚。一般是周末放几场，有的礼堂一周固定几个晚上有电影，有的则无一定之规。有个军队院子的孩子说，他们院的礼堂有一阵子天天晚上放电影，这属于不多见的现象。对内部礼堂的好处的理解，可以顾名思义——放内部电影。看电影的历险故事，有意思的，也多出自内部礼堂。在这类放映场所，常能一睹这样的场面，由于不凭票或不对号，无法控制人数，过道上挤满了观众，简陋点的礼堂，有时候连侧面的大门都关不上，甚至不乏站在门外边用砖头垫脚扒窗户看或只听声不见影的“观众”。
生活在有礼堂的院子里的孩子是很幸福的，至少很令别的孩子羡慕。我们院孩子要到设在机关办公区的礼堂看一场电影，得走半个小时。而且自从家长（或一家子）去了干校以后，机关实际上已经散摊子，只剩一个留守处，院里的孩子早就失去了本来也是“名义”上属于自己的内部礼堂。院里孩子看内部电影，必须另觅去处，以“外来户”的身份，饱尝寄人篱下的辛酸。附近的“二炮”、基建工程兵指挥部和政法干校的礼堂，是我们院孩子时常觊觎的地方。粉碎“四人帮”不久，正是大放特放内部电影的时候，“二炮”院里的礼堂在一天夜里突然失火，一时断了他们院孩子的精神食粮。后来改演露天电影。像供批判的电影《反击》，就是在露天空场上放的。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啊，电影
电影导演冯小刚长在北京市委党校院里。他对他们院里的礼堂记忆很深，很细，以至在《我把青春献给你》这本书中，用它作了一个标题，并作了如下描述：
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跟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呲牙咧嘴。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①
冯小刚在这个礼堂看的第一部，也是他这辈子看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戏曲片《红楼梦》，时间在1964年或者1965年。
露天电影受诸多条件限制—场地、季节、天气、时辰，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地方—可以随意出来进去，可以站着看，眼神好的，也可以在几十米以外看，可以在树上、墙上、房上、篮球架子上看，还可以在银幕后面反着看。因而一旦演起来，看电影的场面其实就是很动人的一景。
一篇名为《看电影》（署名张映勤）的文章，上来就提露天电影：
在我的印象中，开始看电影并不在电影院里。那是“文革”初期，还没有上小学，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在操场上放一场电影，美其名曰进行宣传教育。那时，我随大人们带上板凳马扎，早早地坐在那里等着，看看体操台前支好的幕布，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在上面动的。快到放映时，操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来晚了的趴在后边的篮球架上，骑在墙头上的，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
这样的场面，北京孩子都经历过。不打篮球的孩子至今一见篮球架子，就会想到露天电影的，大有人在。我们院以前也有个篮球场，却未曾放过露天电影，这成了不多见的现象。有个50年代末出生的邻居告诉我，当年邻院铁道部宿舍常放露天电影，随便看，他还记得在那里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是《宝葫芦的秘密》。这应该是“文革”前的事情了，而我们都是“文革”以后才上小学的，可见孩子自小对露天电影的印象之深，很难让岁月磨掉。另一个朋友说起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