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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里孩子多，容易成“势”，然后借势而起，顶多出几个登高一呼的“顽主”，全院孩子出门，全仗着提这几个名字“抖份”。他们起哄行，动真格的，绝对“野”不过城里胡同的孩子。胡同的孩子，多出身劳动人民家庭，“造反”是他们身上的天性，打起架来豁得出去，个顶个。真正意义上流氓团伙，多出自那里，泛称为“城里小痞子”。城外机关宿舍的孩子都怵他们几分，不敢轻易叫板。最有名的，当属菜市口菜刀队。当年北京孩子中流传一个尽人皆知的顺口溜：“刀子、板带，口里、口外，大开门、小开门。”“口里”，即特指菜市口菜刀队，据说 “队员”有数千之众，在整个京城横行无阻，逮谁灭谁。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军院（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帮孩子和菜刀队在颐和园冰场上遭遇，我的一个朋友当时就在军院的孩子堆里，他回忆说，军院的孩子仗着家门口的地利，开始还想叫叫板，后来弄清对方的来头，领头的“顽主”终于心虚，不战而退，认了。另一个例子也是他说的，大概发生在颐和园附近的河边，俩城里孩子被他们院的孩子围住。那俩孩子是一身蓝，懒汉鞋，一个拿一根角铁，另一个拿一把刀，都不短，摆出誓死一拼的架势。这边部队子弟一片“鸡屎绿”，拿什么的都有，双方力量是2 比无数。就这么对峙着，有半个多小时，军队院里的孩子到了也没敢动手。
“名人”，是指一些心黑手狠的“顽主”，这些孩子靠打杀得名，进而成为统领一方（某一地段）的小流氓头子，名曰“戳”。当年，哪个孩子真敢玩野的，动刀子捅人，一准能在某一块地界“戳起来”，恶名逐渐传开。所谓“名”，指的都是绰号。如复兴路一带的“黑狗”、“瑶子”，和平里地区的“特务”、“黑枣”，王府井、东单一带的“骚子”，西单的“红叶”，西四的“小酸枣”，前门一带的大忠、小忠，木樨地的“二牛”，三里河的“大头”等等。最著名的要算统领菜市口菜刀队的“小混蛋”，可谓是一个能让60年代末期的北京孩子如雷贯耳的人物，无人不晓。有两本涉及当年北京孩子的作品都提到了他。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有一段专门写他：
最广泛的一次出动，大概是去平“小混蛋”的那次。说是一个叫王小点的人出的头，这人也是小孩皆知，口耳相传的大腕。小混蛋是城里的顽主头，后来我遇到过很多当年的“老炮儿”都号称跟他交过手或打过照面，也就是说是个打遍北京城的角色。各大院的孩子走得一空，街上像过兵一样过了一个上午，一眼望不到头。听说他们在白石桥小树林里堵住了小混蛋，一共七个人。小混蛋还说：给我留口气儿。王小点说，我饶你，但我这刀不饶你。然后他们就排着队一人一刀，扎到天黑，小混蛋千疮百孔地咽了气。没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涉案的凶手太多，公安局也无从下手去抓。听说还有一种说法叫为民除害，可以置之不理。王小点不久就被他家送去当了兵。关于这件事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民间故事，小混蛋这个人也已成为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从这点讲，他也算流芳百世了，谁还记得王小点呢？
另一本名为《烟盒》的书这样写他：
那里（指菜市口）的流氓头外号叫“小混蛋”，名震四海，刀子玩得好，二尺来长的三棱刮刀就在腰里别着，一身的国防绿，两把菜刀叉车把，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无人敢管。据说他下辖的流氓团伙有3000人之众。据说，一提认识“小混蛋”，在饭馆吃饭都不要钱。②
当然，想成为登高一呼的“顽主”，仅凭一股子野劲是不够的，那叫“傻鲁”，充其量是一李逵，连张飞、鲁智深都够不上。还得有点心思，能拿住人，有办法摆平一些事情，能把坏事做得艺术一点。举目京城，凡坏到能享顽主声誉的孩子，几乎多少都有点这样的资质，往大了说，就是朱元璋和刘邦。
那时，类似小混蛋这样的“顽主”，差不多都是派出所里的“常客”。一个院或一条胡同出几个常和派出所打交道的孩子，并不新鲜，有的孩子一年进进出出个几次。有些孩子的家长实在觉着脸上挂不住，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过一段，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派出所进多了，这些孩子也已经麻木了，“无所谓”。反倒让街道派出所的名声大噪，远在一些有大机关之称的部委之上。如“月派”（月坛派出所）、“北派”（北新桥派出所）、“广派”（广安门派出所）等等，都是那些“玩闹”孩子挂在口头的机构简称。
听住在景山后街总参院里的一个孩子说起过，60年代末，他有一次到地安门一带找一个叫“老四”的同学，在胡同口撞见俩警察正带着老四迎面过来。他心想如果上去打招呼，弄不好也得跟着进去，索性装不认识，擦肩而过，行同路人。他还挺紧张，随后到老四家打探怎么回事，家人随口说了一句：“又进去了。”和说 “上街买东西去了”表情无二，然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文革”中的第一茬“顽主”，结局不一。有的如王朔所述，或死无葬身之地，或摇身一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有的因作恶多端，被判了大刑，若干年后出来，再过若干年，成了大款；更多的这类孩子随着长大成人，“浪子回头”，上了正路；还有的成了热心于公益活动的“雷锋”。曾听一位家住月坛地区的孩子说，70年代前期，他们院几个改邪归正的“顽主”，联合其他院的孩子，定期为附近的澡堂义务打扫卫生，坚持了一两年。1977年“五一”，大批老书解禁，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一大早就排上大队，一群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并不买书，而是路过这里，看到书店前秩序有点乱，自发过来服务的。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中，都有当天去那里排队买书的。有个孩子后来告诉我，他发现，这伙义务维持秩序的年轻人就住在他家附近，有好几个是多年前打架不要命的“顽主”。
打群架之风起于“文革”初的停课之际，风行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家长奔赴干校时期，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说，打群架作为北京孩子中一种流行的时尚活动，贯穿于“文革”的始终。像如今的运动员一样，一茬孩子过气了，代之而“后起之秀”。因而“顽主”也呈“辈出 ”之势。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战例（1）
复课以后，打群架势必蔓延到课堂。孩子生活在一个失去学习氛围的大环境里，总得找点事干；孩子扎堆，自然容易引起摩擦；孩子来自不同的居住区和居住环境，又容易引发群体的摩擦。这大概就是打群架在那个年代的生命力所在。70年代前期上中学的孩子，大概都曾在自己的学校旁观或参与过“混战”。“战事”就发生在楼道或操场。楼道里打起架来，抄的是笤帚、墩布、椅子和书包等顺手的家伙。楼道地方窄，腾挪不开，结果经常是教室和走廊的玻璃稀里哗啦，“参战”的孩子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甚至殃及无辜师生。而老师除了报警，根本无法收拾局面。操场地界大，常见的是追杀场面，抄板砖容易。总之，因打群架而大闹课堂的事例，在70年代中前期，是相当普遍的。
学校里打群架，分起拨来形形色色，有同班分两拨的，有按班分拨的，有按院分拨的，有一个年级分成两拨的，不一而足。复课以后，西城区城外中学的容量有限，月坛街道一些住机关宿舍的孩子被分到城里的八中、35中、150中这些胡同里的老牌学校，那一带的打群架不免经常以“ 城”为界。
八中有一帮三里河某区的孩子，遇事抱团。有一回在操场打篮球，三里河一孩子和学校周围胡同里的一个孩子掐了起来。搁现在大家劝劝也就散了，那时不然，先是三里河的孩子一拥而上，仗着势众，几打一，把城里那孩子“爆撮”一顿，取得阶段性胜利。那孩子不告饶不还手也不躲闪，由着这帮城外孩子动手，然后爬起来掸掸身上的土，从容而去。三里河的孩子也是意气用事，明白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道理，此后警惕了几天，结伙来去，书包里揣着家伙，上学放学不敢避开高峰时段。接下来的几天倒平安无事，在楼道遇见挨打的孩子，对方也不乍刺。三里河的孩子们以为事情就算过去了，渐渐掉以轻心，恢复到以前的习惯，放了学不回家，在操场上玩到天擦黑。大概在十来天以后的一个傍晚，他们从学校出来，还没走到按院胡同口，迎面窜出一帮胡同的孩子，有一二十个，拎着板砖之类的家伙，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打。三里河的这几个孩子连招架的姿势都没摆出来，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几个开了瓢，缝了针。有个孩子腕子上的罗马表蒙子被砖头拍得粉碎。那帮胡同孩子尽管手黑，却没有把他们往死里打，分寸感很到位，雪了耻，解了恨，又把事端局限在小孩打架的性质上，没动刀子，不致酿出牢狱之祸。
三里河的孩子打了人，遭报复；挨了打回院，也没有罢休的道理。就算哥几个认了（当中确有挨打的孩子被家长摁住，不让出门），院里的孩子也不认。他们院孩子开始在城外敛人，个个使出吃奶的劲，那几天院里就像十月革命前夜的圣彼德堡。他们串院串校，百万庄的，计委的，二炮的，建工局的……44中的，铁三中的，月坛中学的……纠集起百十口子人，还在新疆餐厅和展览馆餐厅请了两顿饭，讨论战略战术。三里河的孩子们准备大动干戈，“平趟”胡同，一逞院威。城里的孩子也凑了同样规模的人数，候着对方上门。事态滚成这样的规模，貌似到了激战前夜，其实老炮们都清楚，就这场群架而言，差不多该结束了。
事情的结局是，城里那伙孩子里有个叫土匪的痞子的拐着弯的亲戚，又拐了无数道弯，够着了月坛地区一顽主的表弟，由该顽主出面，将双方领头的孩子招到月坛公园，打了一下午牌，意在安抚双方，也说了几句含着威胁口吻的话。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战例（2）
70年代以后，能摆平双方，遏止一场争斗的领袖式的顽主越来越少，群架参与者的门槛也越来越低。到了“文革”后期，也就是70年代中期，打群架的北京孩子中，小痞子占了九成以上。这时的群架有个特点，即持续性。很多时候，架一旦打起来，便不可能马上收场，哪打哪了。吃亏的一拨自然不甘称臣，想着复仇，占便宜的一拨也自知只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绝不敢掉以轻心，从此以胜利者自居。一句话，日子都不好过。轮到60年代出生的这拨孩子上中学时，已届“文革”末尾。那时上课捣乱、起哄、瞎折腾的孩子一个班也能数出十来个，一旦“茬”起来，多数属于跟着哄的，真打过大架的孩子很少。我们班，大概只有李连生和王世明这两个人。
42中1974年的生源很杂，不似很多学校，从小学一锅端到中学，至少学生来源相对集中。这个学校当年春天从甘家口的华侨补习学校院内迁至社会路，替代以前的社会路中学。随后进校的初一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北蜂窝的，西直门外的，礼士路的，三里河的，木樨地的……后来打架，分拨也没有以班或院为阵营。大体西外是一帮，另一帮分不出片来。李连生和王世明都属于另一帮。李连生是政法干校的孩子，王世明住学校对面一个叫四道口的平房居民区。他们俩而外，这伙孩子中的骨干分子，还有外班的外号“孟老头”和“豁子”等五六个人，这俩人住在复兴门外南侧河边的一片平房区。
李连生这伙孩子与校内外多个团伙交过手，西外一帮是其中之一。西外的孩子，非大淘即小闹，守点规矩的极少，说白了，是一群痞孩子，程度不同而已。两帮孩子因为什么茬起来，孰是孰非，已经说不清楚了，无非是个别人之间的琐事纠葛，把小事做大。在学校里有过几场乱战，没分出输赢，始终相互不服。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打架也是这个道理，那时谁能多认识几个社会渣滓，哪怕一面之缘，挂在嘴边，也可以撑撑门面。有一次西外的孩子真招来一帮大几岁的已经上了班的，果然奏效，打得李连生这帮狼狈逃窜，形成“追杀”场面。李连生一伙在大街小巷里狂奔两站多地，躲进市政某公司一栋宿舍楼的楼道，半天不敢抻头，只有孟老头仗着书包里的两把菜刀，想愣扛，结果被垫了被子—挨了顿痛打。他们躲到天黑才敢摸出来，连生回了家。当晚，另几个没回家的孩子在这栋宿舍楼下粮店的挡风板后面遇见一刷夜的女孩，此时来了胆，将该女就地轮奸。事发不久即在严打中入宫，后来派出所在现场开了批斗大会，这几个孩子站在卡车上遭例数罪行。月坛街道很多孩子目睹了这个场面。
李连生他们的另一场架是远征农展馆。那次也是帮别人的忙，有个孩子从西边转学到东边，挨了欺负，回老家招人，三托两托，到了豁子头上，豁子又叫了李连生，那次一共去了四五个孩子，属于单线联系的临时组合，都揣着刀子。他们锁定并堵住了目标，下手也狠，拔刀就捅。第二天李连生远走外地，不久派出所抓人，另几个都进去了，审到豁子时，这孩子坚不吐实，成全了李连生。后来那几个孩子都判了刑，李连生则一直“逍遥法外”。
还有一次是到三里河堵人，去了五六个孩子，王世明和李连生都在内。那次也是他们得势，把那边的孩子打得满地找牙，叫服声不绝。事情如果到此而止，也就罢了，自当是他们身经百战中的一场，收兵凯旋，不亦乐乎。但王世明不干，在对方认服后，顺手摘走了那边一孩子的手表，好像还有一两件别的什么东西。性质就出了打架的游戏规则的圈，对方随后报警。据李连生事后回忆，那些天严打的风声正紧，有一天晚上王世明到他家喝酒，他还劝王外出躲躲，想不到王世明当夜回家，警察就在门口候着。王被抓的情形与甫志高极似。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奔了新疆，户口也被吊销了，罪名并非打架而是抢劫。王世明和我从小学起就是同学，他被放到西北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回来后听说靠小买卖度日，娶了个农村媳妇，有同学在他摆的烟摊上买过烟。
李连生是另一路结局。他打了那么多场架，花过人，也捅过人，但不用说劳教、判刑，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这在当年是不多见的。除了运气，和他平时的为人大概不无关系。打架归打架，那是意气加义气用事，此外在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小流氓的痞气。他生长在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译者之一，母亲是八中的老师。他打小学画，当过我们班的美术和物理课代表。那时班里正乱，上这两门课，谁要是捣乱，他必挺身而出。他平时待人处世，其实是颇具君子风范的。当年买什么东西都排队，加塞抢购之类的场面天天能遇上。李连生到商店买东西，摊上这类时候，从来是往边上一站，等着，大家抢购完了，剩下了他就买，剩不下就走。有一回几个同学扛着气枪到八大处打鸟，在公园里还差点跟管理人员打起来。爬了一天山，傍晚回到苹果园地铁站时，个个筋疲力尽。那时地铁车里的座位排列和公共汽车一样。李连生坐在一排的里面，后来有抱小孩的上车，坐外面的同学实在懒得起来，就装看不见，不料李连生从里面站起来，给人让座。2003年年底我们班一些孩子聚会，喝酒时说到他们打架的那几档子事情，他也承认，那时不懂事，意气用事了。我告诉他，你的故事可以作为这本书的素材，他开了句玩笑：“你得把我写成董存瑞、黄继光。”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孩子“烟民”（1）
小孩学抽烟不似大人，后者早期的吸烟史往往与环境和心境相关，诸如熬夜、工作紧张、压力大、心烦之类。孩子不懂这些，他们抽烟，最初纯属闹着玩、好奇和寻求刺激的心态作祟，渐渐互相传染，成了一种生活时尚。
六七十年代，北京孩子十来岁便有了吸烟体验的，不在少数。别管真抽假抽，上瘾还是闹着玩，总之是抽过。如今四五十岁的北京烟民，不少人计算烟龄，可以追溯到他们攒烟盒的年纪——小学三四年级。但孩子抽烟，面上一般看不见，多半属于地下或半地下活动。
孩子的抽烟场所，首选防空洞，次为公共厕所，再次为河边、小树林。总之是僻静的，避开大庭广众的角落。偶尔也能于下午四五点钟在离中学不远的马路上见到这样的情景：几个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