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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鸦片种植弛禁后，全国各地，无论东西南北，都大量种植，使无论城市乡村，罂粟花都在盛开，鸦片烟膏都有销售。据有人计算，种植一亩小麦，其利润约为6000文，而种植一亩鸦片，其利润为11000文。初之所在，种植者趋之若鹜。当时全国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种植。全国各省区播种面积、产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906）全国共播种近1800万亩，产量约5800万斤。
鸦片种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获，自产自吸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总之，由于鸦片国产化，鸦片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种植的推广，即使偏远的内陆地区也有鸦片生产、销售；自耕自足，导致了贫困农民的自种自吸。所有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据有关统计，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如许之多的吸食者中，社会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到社会下层的贫困的农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访问了中国内地，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一位贫困的农民鸦片瘾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鸦片对人们身心伤害的生动而典型的例证。他在该书第145页中写道：
在中国西部通往宝鸡的路途中，我们行进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轿子和轿夫等落后我们一英里。由于道路不熟，领事便问一位农民，“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的第一次问语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又问。此时，这位老农只是轻微地转了一下头。第三次问话后，这位农民茫然的双眼中才闪现一丝灵光。领事就同一问题重复了第四遍，对方才听懂了“宝鸡”二字。第五遍后，他才听懂了“多远”二字。直到这时，这位农民才慢慢腾腾地吐出“四十里”几个字。浓厚而缓慢的回答像是梦游者的呓语。仅仅一个上午，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问领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人天生就这么愚笨吗？”领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不。或许是因为鸦片。你没听人说过，‘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土烟鬼’的话么！”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鸦片国产化的危害（2）
其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饥馑流行。鸦片弛禁以后，由于其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比较效益较高，据记载，“种一亩罂粟，平均可变卖白洋200余元，比种粮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国近代烟毒写真》第195页）因此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每到春季，全国各地都是罂粟花盛开，一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当时，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云贵川之省是鸦片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1。5％，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69％。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容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 、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粟花，罂粟的种植严重地排挤了粮食的生产，使本来粮食产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现了缺粮的状况，即使是正常的年份，也需要从湖南、湖北运粮接济。如果“略见小灾，小民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
云南是烟土生产的重要产地，罂粟的种植也危及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据记载，“种烟的季节，是在秋季播种，到次年春夏之交收浆，与小春种豆麦的时间相同，烟地既占去了粮食的耕作面积，粮食当然要减产了。以肥沃的土地，种植害人的毒物，过去（指1949年以前）云南的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自从鸦片弛禁以后，小春生产锐减，更是年年闹饥荒。彭毓崧《渔舟纪谈》又载：‘滇人以烟为命，即不能不以烟为粮。’一个地方怪异到以烟为粮，其危害民食是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所以种烟给广大农村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的极度贫困。在这种情形之下，懦弱者啼饥号寒，强壮者铤而走险，过去云南匪风的猖獗，是与烟祸分不开的。”（宋光涛：《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使以农立国的中国面临着缺乏粮食的严峻局面，粮食的价格一再攀升，自光绪后期以来，“谷米日贵，粮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也，即年岁顺成，米价曾不少落，几乎农田所出有不敷海内民食之患”（转引自《中国毒品史》第184页）。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罂粟的种植，也影响了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如山西大同以生产黄花菜闻名，年产量在300万年斤左右。自从种了罂粟以后，黄花菜种植面积一天天在减少，产量一天天降低了，最低时年产量仅40万斤。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时，曾强令将3000亩宿根黄花菜水地、二阴地改作罂粟种植，对这一经济作物的破坏尤为显著。
最后，鸦片国产化，即鸦片罂粟的大量种植、加工、销售，一方面使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运输工具等浪费在无益而有害的鸦片业上；另一方面上自达官贵人下自普通百姓，把大量资金、钱财花费在吸食烟毒上，不得不减少日常生活的开支，这自然使正常的手工业、商业销费降低。由于以上两个原因，鸦片的国产化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1）（图）
在鸦片战争以前，经营鸦片走私的外商主要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它取得了鸦片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以后，英国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后，鸦片贸易进入了“自由竞争”的时代，一批新的洋行脱颖而出，在鸦片贸易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打破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同样，鸦片贸易也从广州这一惟一的口岸蔓延至五口，贸易中心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上海代替了广州，成为合法鸦片贸易的中心。
上海的鸦片贸易“繁荣”了80余年，从事鸦片贸易的洋行众多，大致包括两类，即大同行和小同行。所谓大同行，是指经营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大致还可分为三类：一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三是英籍“白头行”，是英藉阿拉伯人（头缠白布）开设的贩土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怡和洋行、沙逊洋行及哈同洋行。所谓小同行，是中国鸦片商人开设的鸦片批发兼零售的商业机构，其职能一般为从大同行中购进大宗烟土，然后设肆零售，或者批发给内地商人。小同行的经营者以广东籍，尤其是广东潮州籍人士为主，形成了封建性、地域性、家族性经营的特色。
在中国经营鸦片业务的外国洋行，以英国人为主，但美国、丹麦、瑞典、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也插手其中，只是其影响小于英国商人开设的洋行而已。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英国商人开办的主要洋行：
怡和洋行，又叫查顿·迈地臣洋行。其历史悠久，前身是1872年英国商人约翰·享利·柯克斯与丹尼尔·比尔合伙在广州建立的柯克斯·比尔洋行。不过，创办之初，柯克斯·比尔洋行并不显眼，经营状况也不突出，因而经过多次换主易手：先是汤姆士·比尔和达卫·里德收购了该洋行，将其改为里德·比尔洋行。1801年，麦尼克三兄弟又收购了该洋行，改名为麦尼克洋行。麦尼克三兄弟经营了二十余年，赚取了一大笔钱之后，1828年又转手卖给了詹姆士·迈地臣和威廉·查顿，迈地臣和查顿合伙购买了该行后，怡和洋行在迈地臣和查顿主持下，经营状况好转。其主人查顿原是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1818年因贪图走私鸦片的厚利而作了鸦片贩，到广州贩卖鸦片。此人机警狡诈、冒险成性，有“铁头老鼠”之称。因此，怡和洋行迅速发展，到1830年已从广州156家外国洋行中脱颖而出，垄断了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的主要经营货物是鸦片，并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1830年，麦尼克曾向英国议会报告说：“他的公司（即怡和洋行），在广州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所做的几乎全部是鸦片生意，至于在中国购进货物，只是为了适合在中国购进货物的需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7页）可以说，怡和洋行其实已经演变成最大的贩毒公司，执鸦片走私贸易之牛耳。
怡和洋行为了从遥远的印度大规模走私鸦片，专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19世纪20年代，一种新型的运输船只——鸦片飞剪船出现在中国沿海鸦片贸易走私活动中，这是一种轻型快速帆船，船身较长，宽度较窄，吃水浅，帆蓬多，船首装有突出的斜桅，驾驶轻便，且能经受得住风浪的冲击，几乎可以在任何季节中行驶。其载重量一般在90～450吨之间，但其大型的飞剪船，载重可高达1700吨。19世纪30年代，飞剪船又有了巨大改进，不仅装备齐全，而且速度超过了战舰。怡和洋行的查顿首先认识了飞剪船的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引进飞剪船，到1836年已经建立了拥有12艘飞剪船的运输船队。这只船队航行速度很快，其中“红流浪者号”、“气仙号”是当时航速最快的船只，以这样一支船队来往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无疑大大缩短了航行时间，提高了运输能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取代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怡和洋行看准了时机迅速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开始了新的垄断鸦片贸易事业。但是，好景不再，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垄断地位被沙逊洋行取代了。
沙逊洋行。沙逊洋行是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于1832年在英属印度的孟买创立的。创立不久，适逢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经营权，沙逊洋行即在孟买一带收购鸦片销往中国。为了便于在中国销售，沙逊洋行在香港开设了分行。上海开埠不久，1845年沙逊洋行即在上海设立了分行。
沙逊洋行创立之初，虽然拥有密迩鸦片产地、集中地孟买的优势，但运输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因此其经营能力不如怡和洋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仅占1/5的比重。
1864年，大卫·沙逊病故，洋行由其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阿尔伯特·沙逊接受沙逊洋行后，将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工商业上，减少以至于放弃了鸦片走私业务。1872年，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办了新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继承了鸦片贸易 的衣钵，并在鸦片贸易中锐意经营，创新进取，采取了大量措施，发展业务。首先，新沙逊洋行大大降低了鸦片成本。在印度罂粟种植区，洋行派人深入农村，直接用低价购买“青苗”，既保证了鸦片的来源，又取得了高利贷收入，而且使其鸦片成本大大低于其他公司；其次，大力扩大业务范围，在远东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促销鸦片。为了便于各个分支机构与总部之间的联系，交流情况和市场行情，沙逊洋行采用了电报技术，编制了电报密码，加强了孟买、香港和上海三地之间的情报交流，以掌握好鸦片行情，获得更大的利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使用了新式轮船投入鸦片运输，并为此组织了一支船队。新式轮船以煤为动力，具有航速快，载重量大的优点，远远先进于飞剪船。沙逊洋行以轮船运输，到19世纪70年代，已控制了印度鸦片产量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垄断了鸦片经营。
哈同洋行。哈同洋行开设于1901年，时间较晚。创办人是英籍犹太人欧恩·爱·哈同。此人1851年生于巴格达城，1874年来上海谋生，初入老沙逊洋行做职员，即参与鸦片的经营，1886年改任新沙逊洋行大班协理，有着二十余年的鸦片买卖经历，深得沙逊洋行经营鸦片的诀窍，对鸦片买卖得心应手，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哈同再也不愿为沙逊打工，于是自立门户，创办了哈同洋行。哈同洋行业务发展很快，后来居上，成为鸦片业的新霸主。
为了垄断鸦片烟的经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哈同洋行联合沙逊洋行、新康洋行，成立了洋药公所，改变了鸦片交易方法。以前，鸦片买卖价格通常由怡和、沙逊、合同等洋行公开挂牌定价，各土行、土店按牌价定购。洋药公所成立后，由现货交易改为期货交易。交易办法是由哈同和沙逊两洋行在所内挂牌定价，出售期货，各土行、土店要购买鸦片，必须先交定金预购期货。因此，哈同、沙逊两家洋行不但可以收取定金，周转运用，还可以垄断价格，攫取更高的利润。
洋药公所以各洋行的联合体——信记洋行为主体，以新康洋行的老板英籍犹太人爱德华·爱释拉为主持人。其经营活动先从收购小同行及广州、香港各地的存土入手，集中堆存于怡和和沙逊二洋行的仓库中。不久，就采用垄断手段，高抬售价。印土过去每箱售价二千余元，在洋药公所成立后每箱印土售价竟高达一万元。哈同等外国洋行牟取了大量垄断利润。洋药公所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清末第二次禁烟，洋药公所才解散。
第四部分：周流天下：鸦片的经销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2）
走私、贩卖鸦片的高额利润，使鸦片经营者、洋行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造就了一个个巨富。如怡和洋行的前身麦尼克洋行的经营者麦尼克，两手空空地来到广州，卖了16年鸦片，终于变成了一个富翁。返回英国后，购买了大片地产，又投资创办对外贸易公司，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巨头。用鸦片贸易所挣得的邪恶的利润，把一个穷光蛋变成了富裕的、上流社会的绅士。鸦片之功，不可谓不大。怡和洋行的查顿，本来是东印度公司的普通外科医生，经营鸦片贸易后，以其“铁头老鼠”的机警狡诈，迅速致富。1838年回国，已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怡和洋行的迈地臣，同样也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1841年回到英国。第二年，即买下了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的路易士岛，并以巨款将其辟为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