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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引者注）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说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
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博古很坦率地说及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一次。
确实，从那以后，博古与“左”倾教条主义告别之后就坚决站到毛泽东一边。正因为这样，张国焘在反对毛泽东时，称“毛、周、博、洛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自立“党中央”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职务和党籍。
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一九三七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宣传特长。在中共“七大”，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四六年，博古作为“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四月八日，乘C47式运输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飞机由美军兰奇上尉机组驾驶。途经山西兴县东南时，一片阴雨，飞机竟撞在海拔二千多公尺的黑茶山上！与博古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以及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遇难之日为四月八日，从此称“四八烈士”。遇难之际，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王明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时，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六年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随着后来中苏关系恶化，王明在苏联大骂毛泽东。尤其是他在一九七一年所写《中共五十年》一书，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犯下了种种罪行。比如，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于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篡夺了党的军权，在这以后，他就使中国共产党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他还写道：“根据毛泽东的密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王明痛骂毛泽东是“叛徒”，跟他当年所写的《学习毛泽东》，简直是天壤之别。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团结一致，争取胜利”2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顺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担任军事学校的教官。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时，他担任委员。一九三九年秋，周恩来、邓颖超赴苏，通知他同坐一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从此他离开了中国。到了苏联，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于是李德弃武从文，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主持把《列宁文集》译成德文。一九六一年，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一九七三年，他写出回忆录《中国纪事》，其中有些内容有史料价值，但对毛泽东仍坚持反对立场，称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篡夺党和军队的大权”。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病逝于东德。
凯丰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解放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一九五二年底，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京，邓小平主持了凯丰的追悼大会。
张闻天在中共“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年一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一九五九年，他在庐山会议蒙尘，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晚年，张闻天写下富有真知灼见的政治、经济论稿。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张闻天在听了关于中共五十五周年诞辰纪念的新闻广播后，病逝于江苏无锡。
在中共“七大”召开时，王稼祥因病未出席会议。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作为上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落选了！毛泽东得知后，特地在大会上为他讲话。毛泽东说，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确实犯过“左”倾路线错误，但是他后来改正了，他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结束，毛泽东提议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这样，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是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任外交部副部长。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文革”中，被指责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七四年一月病逝于北京。最让人意外的是，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立三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物，只是在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才使人记起他的名字。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内中，有一年零九个月甚至是在监狱中度过！一九四五年，直至郭沫若访苏，才见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国，托他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这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一九四五年岁末，李立三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获准回国工作，顿时使李立三热泪纵横。
李立三回国后，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北问题。不久，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工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此后，他长期从事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责为“里通外国”（他的夫人李莎是苏联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遭迫害而死。至于另一位“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长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苏区。正受肺病困扰的他，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福建上杭遭捕，与他同行的何叔衡当场牺牲。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刑场遭杀，年仅三十六岁。虽然瞿秋白无缘参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亲笔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表达怀念之情：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至于陈独秀，虽说他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组织党内反对派，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派代表罗汉要求前来延安，表示赞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曾主张团结陈独秀，但受到王明坚决反对。王明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毛泽东也就无法再跟罗汉谈什么了。但是，毛泽东仍拍电报给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转告到达那里的罗汉：“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但是，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此事因陈独秀不愿公开承认错误而作罢。
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同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仍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中共“七大”达到他预期的“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团结了各“山头”、各派别，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来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的账，使中共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此后，仅仅花了四年时间，毛泽东就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中国大陆的解放，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纵观从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点”：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十四年，中共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胜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1
本书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被《文汇报》、《羊城晚报》、《畅销书摘》以及香港《明报月刊》、台湾《传记文学》等近三十家报纸、杂志摘载或连载，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孙雄飞陪同下，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也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是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急需要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领袖的选择，在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领袖的错误，才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即着重写一九二一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写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列宁：《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八章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四十一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一九九○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一九九一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