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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官僚势力壮大，二是害怕曾国藩手握重兵，重演三藩之乱。
想想在大清的历史上，历代对汉族官员都是限制任用的。虽为了稳固政权，也注重吸纳汉族地主和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族贵族担任，从未授予汉人。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同样只能由满族贵族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用满人。军事领域，更一直是清廷的禁忌。圣祖康熙征噶尔丹，世宗雍正时征噶尔丹策零，高宗乾隆征廓尔喀、缅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爱新觉罗家族亲贵大臣统兵征伐。即使其间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吴三桂时，也曾用了一批汉将；雍正时曾重用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参赞出征青海；乾隆时任用张广泗为总指挥出战金川等。但受“满汉分畛”传统思维的影响，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或遭排斥，或被杀，结果都非常的凄惨。历代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掌握兵权都是非常戒备的，慈禧和当时的很多大臣也不例外。
就连一直站在那里未置一辞的军机大臣沈兆霖也忍不住发话：
“启禀太后，奴才以为任用以上四人为江南四省巡抚不妥。曾国藩所统领湘军已有三十万余众，若再委任曾国藩部将为苏浙皖赣四省巡抚，恐出现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势，昔日三藩前车之鉴万万不可忘呀！”此外，沈兆霖还以这几人出身低微、不能登大雅之堂为由坚决反对违背惯例，让这些布衣庶民荣任巡抚。
奕訢早已预见到大家心头必有疑虑，但没想到这个迂腐的沈兆霖，会抬出祖制惯例来反对自己的意见。他知道这个沈兆霖性情负气不为人下，经常与自己意见向左。
奕訢正有难色之时，曹毓瑛开口了：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3）
“太后，奴才以为沈大人的顾虑是善意的，也是必然的。但曾大人以一介书生位极人臣，成一品总督，断不敢向朝廷妄自荐举。所以，应该相信这四位是人才。至于沈大人担忧曾国藩因此会成难掉之势，可勿多虑。湘军起于湖南，现客居江东，上有湖广总督官文扼守武昌，下有老将冯子材镇守镇江，北有杭州将军都兴阿守扬州，淮上又有袁甲三、胜保，一旦湘军有变，武昌断其后路，四周又有大军围困，决不会重蹈吴三桂之覆辙。”
曹毓瑛的一席话似乎提醒了奕訢，他思绪豁然开朗，接着说道：
“太后，这四人虽为曾国藩所极力推荐，但他们之间都曾产生过过节。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后，不久因在弹劾李元度问题上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愤然离去。直至湘军攻克安庆后，李鸿章主动修书祝贺，得到曾国藩的谅解，才重返曾国藩幕府。现曾国藩屡屡举荐他，足见曾国藩的胸襟，也可见李鸿章的才气。左宗棠性情高傲，喜出豪言壮语，在骆秉璋幕府时，即以揽权跋扈著称。此人一旦给予高位，必不服他人。我们正好可以适时利用这一点，让他们相互掣肘。”
经曹毓瑛和奕訢这么一分析，大家便不再顾虑，慈禧也点头表示应允，毕竟当前大局是要能剿灭洪水猛兽般的农民起义军。只是这场辩论给奕訢和沈兆霖心中都留下了不快。奕訢开始有些后悔当初让沈兆霖进了军机，沈兆霖也没想到恭王有如此城府，尤其是后面的一席话，坚定了他离开军机处的决心。同治元年正月，沈兆霖调离军机处，署陕甘总督，当年七月镇压回族农民起义，在回师西安途中，遇山洪爆发被冲没而死。这已是后话。
朝廷随即发布一批重要上谕：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骆秉璋为四川总督，刘蓉、李恒、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喧哗，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和奕訢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便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奕訢、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其实奕訢心中有数。不久，朝廷的另一份诏令又让刚刚沉浸在喜悦中的曾国藩心凉了半截：
“大清素以广揽人才、礼贤下士为治国之本，昔日肃顺专权之时，飞扬跋扈，力排异己，诸多博学鸿儒因此纷纷弃官归隐。今新朝初立，匪祸横行，百废待兴，正当用人之际，望以往大学士及宿儒鸿学尽快归朝，报效国家。”
曾国藩开始犯嘀咕了：奕訢一面大量重用汉族官员，一面又起用这些满族迂儒，究竟是何意？曾国藩是个理学家，熟谙清朝历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限制使用汉族官僚的。以前从未有过汉官像自己这样兼管四省军务，他们可为巡抚，可为总督，但很少委以军事职务，何况还是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四省的军务。权重足以招致灾祸，曾国藩是有过切肤之痛的。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一举攻克武汉时，曾受到咸丰帝的欣赏，但后来由于咸丰帝听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的劝告，自己多年一直带兵作战、客寄虚悬，未得信任和重用。今日这些老朽又得重用，会不会自己又蹈咸丰帝时的覆辙？
不几日，一封请辞的奏折便呈现在了奕訢的面前。曾国藩叙说，权位太重，惟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渐成外重内轻之势；累牍连篇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奕訢认为曾国藩的这种顾虑也可以理解。当下要做的是向曾国藩说明，让他清楚，政变后起用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只是借重他们的声望，并未让他们回军机处，付之以实权；朝廷现在真正重用的还是他们这些汉臣和汉族地主武装。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4）
奕訢旋即召来文祥，草拟一折，擢升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管理兵部，并特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给予慰勉，称：如此委重权于曾国藩，实乃其至诚真挚无私为国效力之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攻剿，以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不许再作推辞。之后又批准了他派李鸿章招募淮军的请示报告，赞成他的浙东用兵计划。曾国藩知奕訢、慈禧倚重之意后，便不再推委。此后，每当曾国藩奏报到时，奕訢和两宫皇太后都是详加披览，一切规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并要求各将帅能及时将有裨益于军务的一切老谋胜算奏报朝廷，以此来表示朝廷对前方战场的关注和对将帅们的信任。
至此，奕訢、慈禧坐镇北京，汉族官僚奋战江南，外国势力插手其中的剿匪队伍就这样构成了。不拘一格、重用汉臣是同治新政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抉择，但果真这一着使整个局面全活了！
1861年冬，曾国藩被授以前敌最高指挥权，他坐镇安庆，以安庆为指挥中心，全盘规划，对战争作了新的战略部署，以图一举歼灭太平军。他命曾国荃攻天京，左宗棠攻杭州，李鸿章攻苏州，彭玉麟攻长江下游。大江以北，多隆阿攻卢州，李续宜援颍州；大江以南，鲍超攻宁国，运兰防徽州。经过周密的部署之后，一场以进攻天京为中心的疯狂的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开始了。1864年夏，天京被攻克，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
慈禧发布上谕：
曾国藩著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不久，曾国藩又被派去剿杀捻军。他一改僧格林沁征讨多年无功而返的“追剿”战略，坚持“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提出了筑长墙、开壕堑的战法，最终剿杀了捻军。
奕訢松了一口气，他在担任议政王时期，内有文祥、曹毓瑛、宝洌瞿被撸庖栽⒆笞谔摹⒗詈枵碌瘸宸嫦菡螅糁危头７置鳎沼谙髌酱舐遥淮行司置娴男纬煽艘桓龊猛贰＾仍D本人也因此“声誉日隆”，权势显赫，确有“垂帘其名，实权归己”之势，在政治上达到了他一生之中的鼎盛时期。
第十三章 力排万难办洋务（1）
通过多次与西方列强在战场上的武力厮杀，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在合作中的利益纠葛，奕訢深感学会怎样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性，于是力排众议，在咸丰年间上书请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成立，架起了中西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作为核心成员的奕訢费心经营总理衙门和总理衙门的事业。除掌握清廷外交外，总理衙门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成为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机构。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总理衙门在北京已然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总理衙门成员构成了奕訢的一个智囊团。军机处把持内政，总理衙门负责外交，太后垂帘初期，内政外交大权悉数落入恭亲王之手。
总理衙门在中央的成员多为一直与奕訢同呼吸、共患难的心腹。桂良、文祥与奕訢一起筹划国家自强和长治久安的策略，积极上折请办洋务和实施“自图振兴”的国策。在地方，一批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奕訢重用而崛起的汉族官僚、有真知灼见的一些封疆大吏支持和欢迎图“自强”的洋务事业的开展，并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他们最初准备从沙俄引进第一批武器，后来由于识破了沙俄垄断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的阴谋，及时拒绝了这批武器的购买，而将目光转向英、法、美等国，努力学习和引进他们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实施和推广了第一项近代化的练兵计划。他们还曾筹划购买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阿思本舰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西式舰船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朝野上下官员惊叹之余，于同治元年初，在批准上海“借师助剿”的同时，奕訢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致函各参战省份的巡抚、将军和总督与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命其议定向英国购买轮船一事。此事成为后来阿思本舰队事的发端。议定之后，由赫德致信正在英国养病的前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此事。
李泰国觉得这是控制日后中国近代海军的绝好机会！在英国政府的默许下，立即答应代办购舰之事，并暗地里策划聘任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S。Osborn）为指挥官，出任中国海军司令。同时私自按照英国海军的条规，制定章程，明文规定：该舰队在中国战场所获得的一切财物，三分之一归清廷，三分之二归该舰队队员。
奕訢等人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让外国人掌握中国的军权，与李泰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最后决定主将仍由中国武官来担任，阿思本为“帮同总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原本抱了很大的希望可以指挥这支舰队的，谈判的结果无疑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他们致函总理衙门，称不能让这支舰队参加南京的行动，认为此乃“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专权，即将来不准中国人接手”。阿思本也不同意谈判后的结果，坚决要求按照出发前的英国订立的合同由阿思本自己任舰队司令，并限总理衙门在两日内给予答复，否则拒绝听命并将解散舰队。
奕訢深知军权的重要，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坚持“中国兵权不可假手予外人”，坚决拒绝批准李泰国——阿思本合同。但清政府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整个事件中，清政府支出白银173。2万两，收回106。8万两，损失66。4万两。这次事件中，奕訢外交手腕得到了展现，以致后来曾国藩在给奕訢的回信中称：“钦佩无似”。李鸿章和曾国藩曾参与整个事件，最初曾国藩还担心由他和李鸿章出面道出此次购买舰队的弊病，恐怕会招致奕訢的盛怒，因为购买外国舰队乃“恭邸数年苦心经营之事”。但奕訢在阿思本舰队风波过后的言词间充满胜利的喜悦并言及已采纳曾、李的高见的书信，打消了两人的疑虑。曾国藩后来在给其九弟的信中称：“朝廷已成定局，从谏如流，令人感极生愧。”同时奕訢还努力设法开办了第一所以教授语言为内容的近代学校“同文馆”，并由北京向上海、广州推广。
第一股“自强”风潮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多处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兴起了，主要目标为“平内乱”的军事计划。后来李鸿章在给奕訢的一封牍函中丰富和发展了奕訢几年前提出的“自强”思想。李鸿章这样写道：
第十三章 力排万难办洋务（2）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莫若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学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自强”和近代化的建议：发展国家的工业；设专科取士，搞近代化的教育和培养近代化的人才。奕訢大为赞许，并积极推动施行。
中国人最早的一次出洋考察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请六个月的长假，回国结婚。同时建议中国能派出一个考察团随同他一起到西方各国转转，了解一下各国的政情风俗，以为国内发展提供参考。奕訢非常支持，当即着手办理此事：选派出洋考察人员和向两宫太后禀报。
一听说要出国，时人多有畏惧之心，纵使是同文馆已经毕业的几名外交人员，也对漂洋过海远行视若畏途。无奈，中国近代第一次出洋考察的重任竟落在了一位63岁老人的肩上。这位老人名叫斌椿，因任职总理衙门时做了几年赫德的中文教师兼办文案，对西洋事物渐渐有了兴趣，久怀出国游历开阔眼界之志。因无人愿往，奕訢正为出洋人选发愁时，斌椿“慨然愿往”可解了燃眉之急。斌椿带领的3位同文馆学生和负责照顾父亲的斌椿的儿子一行5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出洋考察团，他们肩负着“将所过之山川地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的重任。
110多天对10多个国家的访问可让这5位中国人开了眼界。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和古代文化尽现于中国政府官员的眼帘。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活字印刷、铁路隧道、蒸汽机、起重机、传真照片及一般摄影、显微镜及幻灯，大纺纱厂和兵工厂的生产情况等，使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科技的伟大；埃及大金字塔和古太阳神庙，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剧，英国的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监狱、报社、高等学院、植物园，法国的凡尔赛宫、拿破仑大帝的凯旋门等等，让他们体会到了在中华儒家文化以外还有着璀璨丰富的西方文明。
回国后，他们按要求将出国考察见闻以文字形式记述下来。斌椿写成《乘槎笔记》和《诗集》，考察团员张德彝著成《航海述奇》。此外，在办理外事过程中，奕訢也深深体悟到的“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的道理，这些都成为推动奕訢克服重重阻力，规划实行自强大计的巨大动力。他感到，当西方工业化潮流带动各国纷纷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时候——火车奔驰、轮船畅通、电线高架、通讯便利等等，中国人却依然沉醉于田园诗般静谧的自然经济生活，落后了！
英国人赫德和公使参赞威孚玛也在敦促中国迅速实行改革，他们提交的《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无疑似两枚炸弹，直投向老大帝国衰朽问题的中心。
必须要改革，面对这股工业化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奕訢的自强计划进入到大搞近代工业化、增强实力以“御外侮”的第二阶段，然而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各地方洋务大员只接受部分近代工业化思想。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一方认为不必怀疑赫德和威孚玛等提出的“援助”是“挟诈怀私”、从中渔利，而应乘机利用、学习技术，建设近代工业；但大部分洋务官员认为洋人越是渴求中国变革，就越是要拒绝它，以免落入洋人所设的圈套之中，此种意见的持有者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重要人物。
这无疑给奕訢高涨的工业化建设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他的建设国家的宏图大志不被欣赏，他也不再那么显露锋芒，而将全方位的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科技的改革方案最终紧缩为仅仅扶植最为急需和最易为接受的几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