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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塘瞬簧儆退！ �
第十七章 反击诛杀安德海（2）
此时，丁宝桢在接到奕訢的通知和同治帝的密谕之后，正加紧部署。他首先秘密嘱咐德州知州赵新：“总管太监安德海将要路过山东，若发现其有不法行为，可一面捕拿，一面禀闻。”赵新深知官场的险恶，搞不好会要了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若不通报，得罪丁宝桢；若通报而杀安德海不成，自己反倒遭殃。他找来幕僚商议，幕僚们提议，以夹单形式秘密禀报安德海的行踪，即使杀安德海失败，由于通报形式是夹单，并非例行公事，不会存卷，安德海也不会知晓。丁宝桢得到消息后，若参奏，祸福自由丁宝桢个人担待。
就这样，丁宝桢得到了赵新用夹单送来的密报，掌握安德海不法行为后，一面派泰安府知府紧急追赶，一面具折参奏安德海。
奏折不几天就到了京城。适逢慈禧太后正生病，由慈安太后单独召见诸位大臣，商讨拟定谕旨，为防夜长梦多，允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洌А⑸蚬鸱摇⒗詈柙宓染斡肓艘饧谋砭龊挖椭嫉哪舛ǎ⒈硎局С稚卑驳潞＃詈笥杀︿＇拟写了令丁宝桢就地正法安德海的谕旨。为防止安德海途中逃脱，密旨同时发往山东、河南、江苏三省巡抚和直隶省总督，无论安德海逃往何处，一旦抓获，立即予以正法。
慈安太后在奕訢的坚持之下，依然惧怕慈禧怪罪。盖印之时，还称：“西太后必杀我。”果然，慈禧知情后，大为惶骇，立即前往质问慈安，为什么没有与她商量就做决定。慈安一向惧怕慈禧，将所有的责任推到奕訢身上，慈禧大发雷霆。但由于王公大臣均异口同声地坚持“安德海违背祖制，死无赦，当就地正法”，慈禧的妹夫奕譞也据理力争，认为安德海应该斩杀。慈禧也只好勉强签署了这份上谕，慈安等拟定的上谕就这样被留中了两日。
泰安府知府程绳武那边，紧紧跟踪了安德海三天，未敢下手。丁宝桢只得又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到泰安将安德海一行抓获。安德海被抓时还口出狂言，“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我，那是自己找死罢了！”在场的官员一听此言，均不敢动。泰安知县何毓福见有动刀的架势，更是吓得长跪不起，力谏丁宝桢杀安德海事非同小可，当就此罢手。丁宝桢不为所动，就在安德海被押往济南后的当天晚上，丁宝桢处死了安德海和其随从20余人。
就这样，在上谕到达的前五天，安德海就已被正法，之后又暴尸三天。他随身所带的贵重物品一律收缴，其中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个，珍珠鼻烟壶1个，极大珠5颗，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珍宝众多，都陆续送往内务府。贪贿罪证俱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支持斩杀安德海。
吸取明亡的教训，清朝的祖制家法对太监的管束是相当严格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均未设太监。顺治帝进京后始仿明制设立太监，但却对太监的言行举止做了严格的规定，立一铁牌于交泰殿，云：“（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良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乾隆帝对太监的管束尤其严厉，稍有不法行为，便棍棒相加。乾隆帝认为明代太监擅权，是因为颇通些文墨便于交结营求之故，所以他下令太监只能略知字体，不能多识文化，太监官职不能高于四品；且命令内务府兼代管理太监。曾有太监因稍泄机密，就被处以磔刑。
慈安、同治帝、奕訢和诸位大臣正是利用祖宗成法，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事已至此，慈禧只好顺水推舟，她连颁两道上谕，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在上谕中她反复强调：“我朝家法相乘，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惩办后，各太监自当益加儆惧。”
安德海伏诛后，人心大快。在整个事件中，丁宝桢所显露出的勇猛刚毅的个性，受到了朝臣的赞扬。李鸿章读了邸报之后，拍手叫好，连忙给幕客传阅，并称赞：“丁稚璜成名了！”曾国藩也评说道：“我眼睛染疾已数月，听闻安德海被诛一事，积翳为之一开，丁稚璜是真豪杰！”奕訢居于整个事件的幕后，积极策划，虽然发言不多，但一言一行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促成了安德海伏诛而慈禧无法保护的局面，显示了谋事的周密和除奸的勇气。
第十七章 反击诛杀安德海（3）
在与慈禧的政治角逐中，奕訢和慈安太后、同治帝合谋，诛杀了安德海，敲山震虎，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然而，这次事件无疑加深了慈禧对奕訢的仇恨。宠监被诛，慈禧痛心疾首，同时她也感受到与慈安、奕訢的权利之争非一朝一夕之功，他们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强大的势力，现在仍要隐忍，等待时机，切不可心急。她要稳扎稳打，一步步除掉通向权利巅峰道路上的这两个绊脚石。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1）
在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内住久了，人难免生腻烦之感，于是清代自雍正时便开始修皇家园林圆明园，集各地山水名胜、文物珍奇于一园。雍正帝以后，移居圆明园几乎成为宫廷风尚。每年正月皇室郊祭礼毕，直至冬至大祀前夕，一年之中皇室人员有一半的时间就住在圆明园内。咸丰帝更是流连此地，常年居住，移园为宫。西太后慈禧自听政以后，也一直念念不忘圆明园，只因内乱未平，国事繁重，加之园子又刚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慈禧也只好强忍着居于宫中。内乱平定之初，慈禧已开始悄悄地着手修园一事了。
1865年，修圆明园北路春两轩、紫碧山房值房；
1866年，修圆明园围墙和绮春园值房；
1867年，修圆明园闸口、围墙、值房和黑龙潭等处。
慈禧修园的心思，被善迎奉之人摸透了。待全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满朝上下欢庆之机，在慈禧宠监安德海的授意下，1868年满洲御史德泰根据内务府库守贵祥按户亩鳞次纳捐的建议，首次上奏请修圆明园。
奕訢等人听之此事，上折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加派捐饷，必致民怨沸腾，摇动国本，前明因此加速了亡国的进程，今天不能不引以为鉴！在众人的极力反对下，慈禧只得下令不再谈修园一事，并将德泰革职查办，贵祥发往黑龙江为奴，以儆效尤。
话虽这么说，但慈禧修园享乐之心并未休止。内务府官员也积极策划，投慈禧之所好，更重要的是他们可借机赚取私利。
内务府相当于宫廷的账房，过账一般都有折扣，有花账，内务府更是倚仗“亲而要”的地位，处处借端要挟，营私舞弊，收受贿赂，从中渔利。就拿宫廷的兴修大役来讲，凡此类工程，都是由内务府会同工部承担，工部营缮司负责施工，内务府营造司负责监修，检查用材和施工。由于这种牵制关系，工部营缮司必须打通内务府关节，否则即使材良工巧，内务府营造司也会投否定票。对内务府借修缮兴造之机大肆勒索、侵吞、受贿的行为，工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声张。所以，内务府当然希望宫中大兴土木！当他们摸清了慈禧修复圆明园的意图之后，就积极怂恿，促成此事。
1872年，同治帝载淳已经17岁，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正酝酿着给他完婚，之后撤掉垂帘、完成归政。在选择后妃的问题上，慈禧和载淳母子俩发生了重大分歧，同治帝载淳选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举止端雅、能诗善画、聪敏多艺的阿鲁特氏，西太后慈禧却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资性聪慧、容仪婉丽的姑娘富察氏。最终慈禧虽然还是依了儿子的选择，但心中却留下了不快。
这年的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同治帝大婚告成。婚后，同治帝和皇后感情甚笃，恩恩爱爱，幸福和睦。慈禧见了很不是滋味，对儿子的婚姻生活多加干涉，以种种理由阻止同治帝与皇后亲近，从而造成了同治帝一生的不幸福。
次年，同治帝18岁，该举行亲政大典了。选定的日子是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诣慈宁宫门行庆贺礼。然后同治帝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行朝贺礼，同治帝发布亲政上谕，表达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时表示不辜负两宫厚望的决心。
内务府无孔不入，他们早就瞅准了“不喜读书，狭近宦臣”的同治帝，希望能以同治帝明发上谕的形式复修圆明园。于是同治帝一亲政，内务府堂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便不断地向皇帝灌输修园的思想。同治帝果然心动，忘了亲政诏书中“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关心起复修圆明园的事来。
如同治帝自己所言，“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为感戴慈恩，略尽孝心，决心修园。他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真诚恳切，溢于言表。他修园还有另一层深意，那就是摆脱慈禧，独揽皇权。亲政以来，虽然名义上两宫已经归政于同治帝，慈安太后是乐得颐养天年、消遥自在了，但权欲极强的慈禧仍处处干涉朝政，有时甚至调折来看。同治帝想借修园之机，给慈禧找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转移她的注意力，使她少过问政治。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2）
当时掌管内务府的户部侍郎桂清得知复修圆明园之事后，力言不可。同治帝龙颜大怒，严厉责问桂清，还撤了他的职。之后，同治帝便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朱谕，言及修园一事。此前，他已派内务府司员到四代承办园工的工程设计师雷思起家索取三园全图，并谕称要官员自认捐款“择要兴修”。
御史沈淮立即上疏请求缓修圆明园，同治帝以大孝养志之义当面斥责了他。并于次日再颁修园上谕，重申值此物力艰难时机，一切可以从俭，但圆明园为两宫太后息歇养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必华靡奢侈，但一定要加以修葺，勿需再言。
两道上谕刚一颁布，内务府司员便督雇民工，迅速拆除安佑宫、天地一家春、清夏堂、正大光明殿等两千余间殿宇的断壁残垣，清理工程正式开始。同时通令湘、鄂、粤、川、浙、闽等省各采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于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内报明数字，迅速运往京城。慈禧更是对修园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积极赶制图纸。修园的阵势越拉越大。
五年前的第一次修园计划曾被奕訢等人阻拦了回去，五年后再次提起时，奕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开始，奕訢表示反对。19世纪60年代的大清朝，暂时平息了内外纷争，国际国内危机、隐患却依然存在。国际上，倭逼于东、俄伺于西、法国侵犯西南的局面让朝臣们甚感担忧；国内，新疆阿古柏叛乱又起，左宗棠率兵西征，用兵关外，需要大量军饷；洋务运动的开展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大兴土木，对财政本就紧张的清政府来讲，无异于雪上又加霜。但后来眼见李鸿藻以帝师身份苦谏无用，其他诸臣也纷纷因提议缓修而遭革职，奕訢感到此次圆明园复修来势汹涌，于是首先捐款工银二万两表明报效心迹，这无异于对慈禧表示屈服。
但是真修园又谈何容易！说的是择要兴修，其实不然。当时重修的部分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大部分共计六大工程的3000多间房屋。此外还有圆明园和万春园之间的道路、桥梁、船只、河道、码头、围墙、门楼等附属工程。算下来，不花上一两千万银子是办不下来的。清政府的财政难以支付这笔巨款，只得想法让内外大臣捐修。奕訢率先捐资后，内务府贵宝紧跟其后，捐了一万五千两。起而效尤者汉族官员寥寥无几，满族官员即使捐献，数量也甚微。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二日，捐款总数不到三十万；至停工时，连带其他方面的捐献折合起来总共不过四十五万五千余两。以此修园，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还有很多人想借机从中渔利。之后发生的李光昭诈骗案便使反对修园的呼声占了上风，直到同治帝等最终放弃修园计划。
李光昭，广东嘉应州人，后寄居湖北汉阳县，原以贩卖茶叶、木材为生，此人素行无赖，同治元年在临淮军捐了一个没有部照的知府衔，同治十二年进京贩卖木材，与内务府大臣诚明、堂郎中贵宝、笔贴式成麟等人搭上了干系。他得知清政府因修圆明园急需木材的信息后，认为有利可图，于是谎称自己在湖北、四川等地购得楠、柏、梓树巨木，价值10余万金存于当地，愿意报效朝廷。内务府奏请之后，随即派成麟前往，与李光昭一起办理此事。
其实哪里有什么现存十数万的木材，到了四川、湖北之后，李光昭凭借候补知府衔，私刻“奉旨采办圆明园木值李”的衔章，打着“奉旨采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四川总督吴棠觉得事有蹊跷，任职数年来，并未听说有李光昭采购木材和李姓客商存留木材于川地一事，后经查实，乃为一大骗局。李光昭在四川骗取木材未成，遂改向湖北，但闻知进山伐木至少要用三年时间才可出山，成本太高。又南走香港欲购洋木以蒙混过关。他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名义与洋商签订合同，洋商木材到时，李光昭又拿不出银子付给对方，反以种种借口赖账。洋商气愤不已，一纸状书告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那里。李鸿章查实，此事确实为李光昭之诈骗行为，罪责有三：其一在虚报木价，欺罔朝廷；其二在李光昭与洋商签署合同时仅付定洋，到后来既无力买木，又无力认赔，致使法国领事出面干预，并与法商极力谴责津海关道的渎职；其三在于擅自以“圆明园监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洋商签订合同，以致本案成为洋商与大清政府之间的纠纷，扩展为中外交涉事件。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3）
李鸿章根据审讯结果，以“诈称内使近臣”和“诈传诏旨”的律例，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问斩，其他参与这起诈骗案的内务府官员一并遭到沉重的打击。以此案为导火索，朝野掀起了要求立即停止修复圆明园的强烈呼声。
在修园的过程中，各大臣也曾屡次进谏，言修园之危害。但这些奏疏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同治帝依然时时关注工程之进展。李鸿章的折子七月六日到京，七月十六日奕訢、奕譞等即联衔递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列举开国以来清朝历代皇帝创业之不易，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首肯，认为这是“内外协力，共济时艰”的结果。接着指出同治帝亲政以来的诸多弊病：经一载有余，渐有松弛情形；推其原故，乃是因为视朝太晏，工作太烦，即指圆明园工程乃扰民之举；同时此项工程使朝中耿直之人垂头丧气，庸懦之人尸位保荣，颓废之风日甚一日。鉴于此，诸大臣提出六条建议：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在“重库款”一项中指出，近年来内廷工程络绎不休，用款浩繁，内务府常向户部借款支发，这样有限的钱粮怎么能够供得上无休止的索求呢？言辞恳切，表现了诸臣对修园的厌恶之情和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
在奕訢这个奏折上署名的，包括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10余人。奕訢等人怕同治帝将此奏折搁置不予阅览，一再请求召见。载淳不答应，经奕訢等再三请求，他才在接到奏折三天后予以召见，如奕訢等人所料，同治帝果然没有阅读奏折，当场拆阅后，看了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饶舌？”
奕訢答道：“臣筹所奏还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接着将奏折中陈述的六条一一讲来，反复强调。
同治帝越听越气恼，雷霆大发，怒吼道：“我这个位子让给你怎么样？”
众臣听到此言，都惊愕不已，军机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几近气绝，最后由人扶了下去。
奕訢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不便再言语。醇亲王奕譞则边哭边谏，当讲到请皇上戒微行一事时，同治帝料想皇叔无凭无据，拿自己也没办法，所以矢口否认。事实上同治帝借大修园庭之机，经常以视察工程为名出宫游戏于酒肆、茶楼和娼寮之地，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对此荒诞之举，奕訢早有耳闻，只是这事与其子载瀓有关，不便直言，但他一直在努力鼓动他人上疏旁敲侧击，然而，同治帝置若罔闻，并怀疑到是奕訢在幕后唆使。这次面见十余位重臣重又提起微行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