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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作品体现了龚古尔小说的一般特征：一，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可依，《费德曼娜修女》是两件实事的组合，《热尔米妮·拉赛朵》取材于在龚古尔家佣工二十五年的姨娘梦丝的身世。龚古尔兄弟认为在文学上只有亲眼目睹的，有痛切感受的，才能写得好。二，重视实地调查，实例研究，注重事必有据。他们认为如不是耳闻目睹的事，小说家就无法描写，认为提供的材料越多，作品就越有价值，有时就不讲什么有机组合，不惜罗列堆砌，以致浮于表面，缺乏深度。他们力求细节充实，内容完备，表现细节的真实，甚至将剧场节目、舞会名称、信笺的格式都原样复制，因而情节散漫而单薄。三，他们注重研究，认为作家有权有责任研究一切，不避忌讳，能降尊屈驾走向底层，能表现生活中丑恶一面，所以事实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广度与深度。
与巴尔扎克并驾齐驱
与 《人间喜剧》各领风骚
自然主义的旗手是爱弥尔·左拉，因为正是他在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文艺理论以及克罗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的影响的基础上，创立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理论，更主要地，他以毕生的精力，创造了《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这样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品，以及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规模宏大的、号称“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自然主义文学潮流正是由于左拉的功劳，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规模，走向成熟。
左拉于1840年2月出生于巴黎，父亲原藉意大利，出身世袭军人的家庭，是一个很能干的工程师，普罗旺斯－爱柯斯运河的设计者；母亲是一个手工工人的女儿。在巴黎附近的爱柯斯，左拉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七岁时，父亲去世，他从此随母亲投靠外祖父，过着贫困的生活，亲身体验过被债主催逼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给了他敏感的心灵、锐利的眼光和强烈的正义感。
左拉从中学时期就热爱写作。毕业后没能上大学，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一个货栈找了份低微的差事，且没能干多久就失业了。他极为困窘，经常只以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充饥。他到处流浪，深深体验到世态炎凉。他一面用笔诅咒这个社会，一面又充满美好的幻梦，写出了诗集《恋爱的喜剧》。二十二岁时，他开始在著名的阿晒特书店当雇工，由于他的出众的文学才能，被提升担任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
左拉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 《穷人的妹妹》，因为它太富于革命性而没被录用。他也为共和派的小报写进步诗歌，与一些因反对政府而被通缉的革命青年保持来往。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 《给妮侬的故事》与第一部长篇《柯劳德的忏悔》先后于1864年和1865年出版。官方批评界认为《柯劳德的忏悔》有伤风化，警察当局为此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导致他被书店解雇。1866年，他将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收集成《我的憎恨》一书，将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保守派、资产阶级学究与庸人，流露出鲜明的愤世嫉俗倾向。同年还发表了小说作品《一个女人的遗愿》。次年发表《马赛的秘密》。1868年既是他形成自然主义理论的一年，又创作了典型自然主义作品《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并且，也许是由于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的启示与鼓舞，他开始实施一项宏大的文学工程—－ 《卢贡·马加尔家族》。这项工程历时二十三年，直到1893年，他五十三岁时才全部竣工，共包括二十部长篇，较之 《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计九十余部虽有不及，但左拉的宏大气魄、高超技能和他的创作的巨大容量，已足以使他能与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并驾齐驱了。而且家族史小说作为一种体栽而言在小说史上也属首创。
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从1870年6月开始在《时代报》上报载，三周后，由于普法战争爆发而中止，1871年才正式出版。接着每年一部出版了《贪欲的角逐》、《巴黎之腹》、《普拉桑之征服》、《教士穆莱的过错》、《卢贡大人》。这些作品当时并不很受欢迎。直到《小酒店》发表，才引起读者兴趣，获得成功。从此他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从巴黎迁居梅塘乡下，专心写作，相继出版了《爱之一页》（1878年）与《娜娜》（1880），后者轰动一时，左拉因此被尊为自然主义领袖。一些拥护自然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阿莱克西、瑟阿尔、埃尼克、于斯曼等，经常在梅塘别墅聚会，他们被称为“梅塘集团”，并于1880年联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这个集子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展现特定情境中各色人等的行为与心态，具有一定深度。左拉的中篇《磨坊之役》、莫泊桑的《羊脂球》都是其中的名作。从1882年起（除1889外），左拉每年推出一部家族史小说：《家常事》、《妇女乐园》、《生之欢乐》、《萌芽》、《作品》、《土地》、《梦》、《人兽》、《金钱》、 《溃败》，直到1893年，出版最后一部《巴斯加医师》。同时，他还发表与出版了几部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及批评方面的论著： 《实验小说论》 （1880年）、《自然主义戏剧》、《我们的戏剧作家》、《自然主义小说家》、《文学资料》（1881年）与 《战斗》（1882年），阐述了他的“实验小说”创作观，构成了与他大规模的自然主义小说创作实践平行发展、互为补充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想体系。
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是要求作家对描写对象持冷静客观态度，不表露倾向性，不人为归纳总结所谓“真理”、“规律”，但事实上，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他都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思想和共和立场。1870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拿破仑第三为帝政利益而发动战争的祸国殃民行为，被指控犯有煽动颠覆政府罪，好在帝国政府真的倾覆了，他才免遭迫害。而他的整个家族史小说系列，也暴露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种种疯狂、卑劣行径，体现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其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甚至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比如描写煤矿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萌芽》。
人们一般认为，左拉后期创作已较为自觉地超越了自然主义。他力图跟上时代，使文学服务于进步事业，加之当时社会主义力量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又活跃起来，更促成他去创作新型作品，这就是于 1893年至1898年间完成的三部曲《三名城》：《卢尔德》、《罗马》、《巴黎》，基本内容是揭露教会的罪恶，但是成就不高。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左拉也是一名正义的斗士。他介入“德雷福斯事件”充分说明了这点。1894年，法国反间谍人员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门房里，发现一封向德国情报机构出卖军事秘密的信件，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被诬为投递者，右派势力、反动党团趁机煽起了反犹太的狂热，叫嚣要对犹太人进行屠杀，并借机将矛头指向自由思想者、民主人士、新教徒，企图进而推翻共和国，恢复王政。德雷福斯因此被判为终身监禁。两年后，真正的罪犯被揭露了出来，但因牵涉到国防部和右派的阴谋，政府拒绝重审，反而释放了真犯，朝野为之震动。左拉激于义愤，经过调查研究，确认了德雷福斯是冤枉的，便在报上发表文章，出小册子、宣传真相，揭穿右派的谎言，抨击无耻的报界，控诉国防机关、军事法庭、一些将军和司令违法乱纪，共同作弊，违反人道和正义。他的言行触怒了当局，被法庭传讯，后被判处监禁一年，罚金三千法朗。但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他一边。他流亡出国，避免迫害并以示反抗。一年后，德雷福斯案真相大白，取消原判，蒙冤者无罪释放，左拉也回到了巴黎。
在流亡期间，左拉又开始创作 《四福音书》，但只完成三部：《繁殖》 （1899年），《劳动》（1901年）和《真理》（1902年）。 1992年9月28日，他在巴黎寓所因煤气中毒而不幸逝世，有人怀疑是反动派谋害所致。
左拉一生创作的成就较之巴尔扎克固然略有不及，但算上他理论上的建树，就足以和巴尔扎克分庭抗礼了。
自然主义是左拉有意识、有目的创建起来的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他创建它的意图是要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作家，要在创作上与理论上具有自己的，不同于过去时代大作家的东西。“自然主义”一词原用于哲学领域，含义是：除自然外，不存在超自然的事物，一切都包括在自然的法则中。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对自然主义作了这样一些规定：“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役，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看现实。”左拉的阐述更明确、丰富、系统、完整：一、小说家最高的风格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何如实地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真实性是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标志。二，排斥与否定浪漫主义的想象。三、否定作家的主观色彩，认为主观色彩不是把场景缩小了，就是把它夸大了，使一切都浸渍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四、作家的个性与独创性当然不能排斥，但它们也是在真实地表现自然上的独特方式。五、把科学的方法介绍到文学中来，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结合，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认为文学也能借助实验方法而成为科学；把医学的遗传学说引入文学，要求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人。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与现实主义的写实性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写实上与巴尔扎克有所不同而已，一方面，它从生理方面解释人的行为方式，补充了一个真实地描写人的新角度，另一方面，它往往忽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又难免让人觉得偏颇。反映到创作实践中，他的作品较之巴尔扎克的作品，既同是展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详尽社会景象，在表现手法上又各有得失，各显风骚。
左拉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最后转向自然主义的过程，如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就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后的一些影响不大的小说则深受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成就最大的当然还是在自然主义创作方面。这类作品主要是长篇，也包括一些短中篇，如 《夏布尔先生的贝壳》就是短中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明确的婚姻生理学的背景上。夏布尔先生因肾阴不足而无嗣，他接受一个医生的建议，携年轻漂亮的夫人去美丽的海滨浴场，在那儿大吃贝壳肉。当他充满希望地进行这种无效的饮食疗法时，他的妻子却以最自然不过的方法解决了他的苦恼——一次浪漫的外遇使她怀了孕，而当她生下一个男孩后，糊涂得可爱的夏布尔先生还喜不自胜地到处向人夸耀贝壳的功劳。左拉以高超的手法绕过了人的自然生理这个本来无须多加表现的问题，让它只成了一条远远的地平线，而在这条地平线前上演了一个有浪漫情调、发散着大自然气息的爱情故事。它既是自然主义的典型作品，又没有一般自然主义作品的琐细繁复、平淡无味，而那种客观冷静的笔法使得故事情节象生活之流缓缓而来。
《小酒店》是家族史巨著中第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表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的重要特征。《小酒店》的主人公绮尔维丝，父亲以编柳条筐为业，母亲若瑟芬·加沃丹是一个小莱贩，劳累而死，绮尔维丝在贫困、劳累、被虐待和缺乏教育中长大，十岁就开始当洗衣娘，十四岁与同乡青年朗第耶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到了巴黎，性情奢侈、好逸恶劳的朗第耶又同别的女人姘居，而将绮尔维丝和两个孩子抛弃不顾。绮尔维丝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挣扎奋斗，出卖劳力，独立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在这过程中，她得到青年工人古波的帮助，并结婚同居。两人努力工作，勤俭持家，生活得很幸福。绮尔维丝积攒了一大笔钱打算开一家洗衣店，不料古波在屋顶上做工时摔了下来，养伤期间不仅耗光了积蓄，而且养成了酗酒和懒惰的恶习，这时，朗第耶又笼络了古波，成为他的朋友和他家的食客，勾引绮尔维丝，成了实际的屋主。在朗第耶的腐蚀下，绮尔维丝日益贪吃、惰怠，沉醉在酒与肉欲之中。店铺不久倒闭，她沦为娼妓，女儿娜娜也出走当了娼妓。最后，古波酒精中毒疯狂致死，绮尔维丝死于饥寒，朗第耶则投靠了别的女人。
这部小说的显见意图是指出酗酒的危害，支配人物命运的直接原因就是酗酒。酗酒使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走向衰败，使一个勤劳健壮的妇女走向堕落。书中还写到一个叫俾夏尔的工人，酗酒使他天良丧尽，人性灭绝，将妻子虐待致死，又整天折磨小女儿。当时酗酒是法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左拉以此来解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变迁，是一种自然主义者特有的思路。
这部小说还试图从遗传学的角度去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必然性。他在小说中屡次指出古波生于一个酗酒的工人家庭，父亲就是因喝酒过量而从屋顶上摔下来跌死的。绮尔维丝的父母都是酒精中毒者，他们在醉酒中结合而有了绮尔维丝，父母性情都遗传给了她，她母亲有与男人一粘着就离不开的特点，这使得维尔维丝也容易被引诱和堕落 （这又遗传给了女儿娜娜）；甚至连她的跛脚也和母亲一模一样。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自然主义特点，作者总是不厌其烦、不避其讳地描写生理性细节，如古波临死前的疯狂状态；对一些生活现象也作了过于繁琐的、堆砌性的描写。
《小酒店》中男女主人公的女儿娜娜从十五岁起就浪迹街头，沦为下等妓女。她成了左拉家族史小说第九部《娜娜》中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她被低级剧院经理捧上万象剧场舞台，主演一出庸俗的歌剧 《金发的爱神》。她的演唱极为拙劣，但她的裸体却赢得了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使得观众迷离心醉，轰动了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淫徒色鬼趋之若鹜，她家门庭若市。她一面与绅士们周旋，一面仍去妓院。不久，她得到银行家史坦那的供养，同时又接待未成年的资产阶级小少爷乔治·于贡与朝廷大臣莫法伯爵。史坦那破产后，她抛弃了他，转向莫法伯爵，由于伯爵没给她多少经济上的实惠，加以她又爱上了演员丰当，于是向莫法揭发他夫人与新闻记者浮式瑞通奸的丑事，并把他一脚踢开。她真心热爱丰当并与他正式结了婚，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但受到丰当的虐待与盘剥，再度沦为娼妓，生活相当悲惨。万象剧场排演《小公爵夫人》时，她又被邀约扮演其中的荡妇，她却渴望扮演正经女人，并在莫法伯爵帮助下如愿以偿，从此她在莫法伯爵的供养下，过着奢华生活，可她又并不忠于莫法，对一切有钱男人门户开放。她的色情与淫乱使上流绅士不能自拔，使许多男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后来她去了国外，也受到当地王公贵族的宠爱。普法战争前夕，她携带大量钱财回来，从儿子那里染上了天花，烂死在旅馆里。
这部小说具有尖锐的揭露性，充分显示了自然主义文学暴露社会丑恶、腐败现象的特殊力量。左拉第一次在文学中展示了无所不在、无孔不人的淫靡之风，并充分灌注了自己的鄙夷、嘲讽之情。如王公权贵出入后台围着裸体女演员；剧院经理厚颜无耻地宣称他的剧院就是妓院；乔治的哥哥去娜娜的淫窟挽救乔治，却连自己也陷进去了；莫法伯爵在浮式瑞门外游荡，守望，明知妻子在里头与奸夫鬼混，却不敢进去捉奸，后来在家庭舞会上竟与情夫握手言欢；他为讨好娜娜，不惜在她面前装畜生，给她当马骑，当狗打，还按她命令在自己的徽号与勋章上践踏。
正如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上等人都是禽兽”，“许多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比平常人放纵得更显出猪形”。
左拉的自然主义描写，有时到了令人们的道德感和作为人 （区别于动物）的自尊心难以忍受的地步，如莫法伯爵的岳父舒阿尔侯爵，其下流的程度几乎象一个低等动物。由于长期的荒淫生活，他早已衰老不堪，但他仍然将色迷迷的眼光盯着鲜艳的石榴裙。他追逐娜娜一时没有得手，就用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