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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代中国去旅行 作者：伊永文
第一部 娱人伎巧
第1节 绝技
第2节 宋元玩具
第3节 李开先与笑话
第4节 明清象声
第二部 中外相会
第1节 高尔夫球源何在
第2节 “叶子戏”的演变
第3节 “汉文化圈”的交流
第三部 货殖撷趣
第1节 鬼市子
第2节 商标·招幌·推销
第3节 徽商文化
第四部 民俗世风
第1节 洗澡
第2节 头发风习
第3节 厕所·便器
第4节 北方民族马术
第5节 辽金食俗
第6节 快餐
第7节 唐宋文身
第8节 迎神赛会
第五部 器物小识
第1节 最早的暖水瓶
第2节 金明池里的船坞
第3节 烟火略谈
第4节 图画、小说中的“般载”与船舰
第六部 官僚政治
第1节 官场口诀
第2节 抄家侧影
第3节 千刀万剐话酷刑
第七部 俗雅之间
第1节 批判金钱的文学
第2节 俗雅的借鉴
第3节 冰花与冰灯诗词
后记
第一部 娱人伎巧
第1节 绝技
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以往的文化研究，往往对那些构成我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劳动技能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近日欣闻“奥林匹克劳动技能大会”召开，而且得知这样的大会已举行很多次了。看来劳动技能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笔者以为，我国不仅应派选手参加，而且也应该对中国的劳动者技能进行历史的总结，因为中国劳动者的技能有的堪称“绝技”。远的暂且不提，仅近代北京“棚匠”技能就很值得我们好好加以研究了。沈义羚、金易《宫女谈往录》记载：每年五月初，慈禧太后去颐和园避暑，内廷让棚匠给她起居办公的大殿搭个“天棚”，罩将起来。其要求是：必须严丝合缝，不许有一点儿空隙往里飞蚊子钻蠓虫。其梁栋凹凸处，皆随形曲折，平直处如一线，无少参差。结果是搭成起脊的天棚，飞檐鸱尾，富丽堂皇，不管刮旋风还是下暴雨，“天棚”安然不动。据史料载：民国三年三月的一天下午，北京城刮起狂风，崇文门外上三条一家门口搭有一个招待亲友的坐落棚，竟被整个刮了起来，放了“风筝”。于此可见，棚匠搭的棚子，柱子一律浮立，并不挖坑动土埋，架子用绳子扎绑而不用一根钉子和铁页、铁丝固定，全凭四边的橕劲和拉力。所以，遇上大风，棚能被风刮到天空，搬出好远，整体地落在远方，结构却纹丝不动。这就是史学家和老百姓常评说的“北京的棚匠出奇的巧，巧到通神的地步”。
在旧北京，棚匠是专门以精绝手艺讨生活的，可也必须力壮机灵，他们自称既当“走兽”（在地上乾扛大杉篙等力气活），又当“飞禽”（指在高空作业）。从棚匠工作程序看，他们当“飞禽”的时候多。《北京往事谈》中的文章介绍说：棚匠在皇室乾活，是奉旨不回避大内亲贵的，而慈禧最爱看棚匠搭席棚。一天，棚匠们正在架子高处乾得起劲，慈禧在底下看得出神，忽然失声道：“这哪儿是棚匠，这不是钻天猴儿吗？”棚匠们在高处听得很真切，先是一怔，继而不由得一齐嚷道：“谢主赏封。”原来，棚匠们机智地将“侯”代“猴”，领了西太后的赏封。此后，北京棚匠有了“钻天侯”的绰号。这可能不乏传奇色彩，但棚匠高空作业的本事可不是虚构的。验之历史，在慈禧当政时期棚《点石斋画报·跑竿贾祸》匠的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以震钧《天咫偶闻》记述为例：
光绪二十年重修鼓楼，其架自地至楼脊，高三十丈，宽十余丈。层层庋木，凡数十层，层百许根。高可入云，数丈之材，渺如钗股。自下望之，目眩竟不知其何从结构也。
这种高空技艺可以说很不一般，几近“神”之水平。
所以，在旧北京经常举行“走会”游戏时，扮狮子者往往由棚匠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高处应付自如，就像《百本张钞本》唱“耍狮子”那样：“遇见了天棚爬杪高，窜房越脊一丈多高”。由于棚匠具备的这种善于在高空作业的特殊技能，许多人又将他们当成伎艺人看。在近代北京凡新开店铺之时，商贾就雇棚匠专搭一彩棚，让其在搭好的朝天柱子间所横的一竿上来往穿行，以招揽顾客。棚匠作这样的表演当然十分轻松，只见他如绳伎走索，在竿上如履平地，往来如梭，故又名曰为“跑竿”……
这样的由劳动者所创造的“绝技”绝非棚匠一种，而是像无数大珠小珠一样，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发出悦耳的声响。像明代宋懋澄《九龠集》所记的“垒七桌”，即一人身一转，便垒一桌于堂中，不失尺寸，凡六转，桌垒如浮屠，第七桌，设五殽五核及醯盐若乾器于上，又一转而第七桌已居最上矣，须臾，忽翼之而下，殽核整设如初。另一则是艅艎（古时一种木船）上跳木板，长二丈余，阔二尺，厚五六寸，一人用齿支之，使小儿立其上，歌舞一阕……
这种使力使巧的“绝技”确实罕见。清代的“绝技”则似乎朝更偏于“巧”的方向发展，如吸、吐烟表演者，在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清末《点石斋画报》中都有记载，如李斗《扬州画舫录》所反映：有一卖水烟的匡子，常驾艇游湖上，他吸十数口水烟不吐，慢慢地像线一样渐引渐出，盘旋天空，再茸茸如髻，色转绿，微如远山，风来势变，隐隐约约像神仙，像鸡，像犬，须眉衣服，皮革羽毛，无不毕现，过了一会儿，色变深黑，犹似山雨欲来……
《古今笔记精华录》也记述了类似这样的一位能吐出山水楼阁、人物花木禽兽的烟伎者，被一官僚推荐到另一官僚家，专充吐烟表演之职。其表演过程，我们从破额山人《夜航船》中可窥其详：
吃烟者，于青布袋中，取出烟筒，头状类熨斗，大小如之，又取出梗子，状类扛捧，长短如之，以头套梗，索高黄烟四五斤，装实头内，燃火狂呼，急请垂帘墐户，客皆从对照，隔帘观之，见云气滃然，奇态层出，楼台城郭，人物桥梁，隐然蓬莱海市也。琪花瑶草，异鸟珍禽，宛然蕊珠阆苑也。鱼龙鲛鳄，喷涛噀露，恍然重洋绝岛也。俄而炮焰怒发，千军万马，破阵而止，玉山银海，颠倒迷离……
这种用烟作戏的“绝技”，是脱离不了时代的，“烟戏绝技”的普遍表演是和清代人民吸食烟草的普遍有直接关系的，它蔓延很迅速。较之另类更为普遍的“绝技”，则经历了漫长的时光而仍有余韵，这就是“弄虫蚁”。
《点石斋画报·鸽戏》
古代的飞禽走兽，昆虫鳞介，统称为“虫蚁”。所谓“弄”者，乃是寓调教、娱情之意，“弄虫蚁”即养驯动物之术。
古代中国的虫蚁千种万样，小到蚂蚁，大到虎豹，许多看上去简直不能调教的动物，却完全可以调教得悉如人意。如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言：
鸟有蜡嘴画眉之戏，兽有胡狲狗马之戏，虫有蝼蚁、虾蟆、乌龟之戏，唐代还有合乎节奏的刺猬对打之戏，从筒里爬出分为两队、变阵合战的蝇虎之戏……
综而观之，古代中国的“弄虫蚁”，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为王公显贵遣情享乐的“弄虫蚁”。
早在周代，《周礼·夏官》上就有“服不氏”等职，专“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玄对“教扰”是这样解释的：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这十分清楚地表述出“弄虫蚁”自周代始，首先在王公显贵阶层中发展起来。
很快，春秋战国的卫懿公养驯的仙鹤，甚至可以进退有节，听音乐而舞蹈。秦汉宫廷流行“黄公故事”，“黄公”是一位以上演驯服老虎的惊险节目而闻名的艺人。《西京杂记》叙说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俸谷一年费二千石”。这都从侧面证明了自秦汉以来，“弄虫蚁”已有相当的规模。为王公显贵服务的“弄虫蚁”，还经常在庆典活动中出演。汉代李尤《平乐观赋》中就有“驰骋百马，有仙驾雀，狐免惊走，禽鹿六，白象朱首”等壮观场面。所以，历史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老鼠所能表演的远不止这些。在民间，百戏伎艺中的调教老鼠，其成就更是惊人，如清代在苏州玄妙观，有一山东人表演的“鼠戏”：将一高约两米，形如伞盖的木架安放在地上，架内有一似戏场之地，十余只鼠盘踞，还挂着圆圈及各式枪刀耍物。锣一响，这些老鼠便上演各剧，有《李三娘挑水》、《孙悟空大闹天宫》等，它们还能用爪抓住竹刀木枪，旋转而舞。
将老鼠调教得上演戏剧，这是为了勾起人们的欣赏兴趣，但也确实不易。如同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样，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样的“蛤蟆戏”：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虾蟆，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毫。其虾蟆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虾蟆声应拍不乱……
清代《点石斋画报》又有一幅《蛙嬉》使人们了解到：
浙江象山、宁海间，有一位弄蛙者，他舞黄、绿小旗，指挥十余只黄、绿蛙，可以随意唱一二曲俚歌，檀板渔鼓亦娴节，拍鼓声“咚咚”，与“阁阁”的蛙声，若相应答。
复杂的乐曲，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蛙感应并适用自如？其内在奥妙，真是神秘莫测。可是弄虫蚁者却将其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显然是出于满足人们喜怪猎奇的心理。正是在这种目的驱动下，清代的弄虫蚁者敢于标新立异，创造出了许多奇迹。
据徐珂《清稗类钞》说：
光绪年间的台州，有一人教一狗学人语，历经十余年，这只狗竟能读书。表演时，取一册《礼记》，狗读《檀弓》篇，不爽一字；又取《周易》，读《系辞传》，也非常熟。这狗读书的声音非常响亮，惟发音时稍强硬，不能如人语之便捷。然而《檀弓》、《系辞传》，都是聱牙佶屈，不易上口的，可是这狗却被调教得可以成诵！
还有更难的是清代朱梅叔《埋懮集》所记：
一人用两竹管，畜养了红、白两种蚂蚁。表演前，取红、白两小纸旗，分东、西插在几上。此人取竹管去掉塞子，分放两边，再各向管口弹指数下，蚂蚁随出，自成行列，趋止于旗下，排列如阵。此人复出一小黄纸旗，作指挥状，群蚁即纷纷齐进，两阵既接，举足相扑，两两角斗，盘旋进退，均合节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扰乱若奔溃者，另一群争进，其行如飞，居然战胜追奔逐北的模样。此人又挥动小黄旗，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战败的蚂蚁也络绎奔来，争相入管，不复成行了……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还有许许多多，如汉代的驯蛇、驯骆驼、驯虎、驯猴；唐代的韩志和蓄赤色绳虎子，应声按梁州，并能作“致语”；宋代的鱼跳刀门，使唤蜂蝶，熊翻筋斗，驴舞柘枝，等等，它们是“弄虫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值得继承和研究。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虫蚁”。
在宋代，此类“弄虫蚁”就很突出。随便举一例，如方勺《泊宅编》记北宋和州乌江县高望镇升中寺的僧侣，驯养了一猫，有客来，此猫便前去迎接并走报主僧，见来的不像正经人，便紧紧跟随……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国А短ㄍ逶勇肌芳牵骸 �
一人由于事繁，便将自己养的鸭子训练成为50队，每队百只，选壮鸭为首，日出，责领队出，到晚再领归，归则列队于泽中，像排阵似的。为首的鸭戛然长鸣，则全队无缺，否则有散失。
还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产小鱼，山里的儿童就加以畜养，让它们互斗。这种调教斗鱼术，发展到了清代，变化成为如徐珂《清稗类钞》所记：
有人将红、白两种金鱼，共贮一缸，用红、白两种旗指挥它们，摇动红旗，红金鱼就都随着红旗往来游翔，紧紧跟随，缓转缓随，旗若收住，鱼就都潜伏。白金鱼也是这样。再将二旗并竖，红、白金鱼则错综旋转，前后间杂，犹如军队走阵一般。将红、白二旗分为两处，红金鱼就随红旗归成红队，白金鱼随着白旗而归为白队……
更有甚者，有人将鱼调教得可以“下双陆”。徐昆国《遁斋偶笔》有记：
一姓白的大吏，砌一水池，水池中用文石砌成一“双陆盘”。招待宾客时，将池中灌满数寸深水，两名童子各执红、白小旗，至池中。一童子挥红旗，红鱼自上流悉出，按位而止。另一童子挥白旗，白鱼悉出，按位而止。这些鱼都长五寸多。宾客掷钱几点说“某子移至某位”，红旗童子按旗指某鱼引至某位，某鱼随至，不差分寸。大吏也是这样下，打落某子，鱼即随旗引入洞，再下子，旗再引鱼出来。局终，鱼都游入洞中，一会儿，水就放乾，池子又像原来那样。
鱼顺从人的旨意而“下双陆”，这与人摸透鱼的生活习性，日久相熟最有关系。这也证实了仅仅是为了自己娱乐的“弄虫蚁”，也是可以出精品的。就像清代沈日霖《粤西琐记》述说的那样：
阳朔产猴，多有畜之者。于文王先生有一猴，极驯扰，客至，猴为送烟，一手接筒，一手持火，焠吹毕，跪，后足拱前，两手作叩头状而去，因呼为“礼猴”。
这是广西人利用生活环境之便而自娱的“弄虫蚁”，此类“弄虫蚁”在古代中国还非常多，“礼猴”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典型罢了。
第四种类型是弄虫蚁赌博。
弄虫蚁赌博主要以斗鸡、斗鹌鹑、斗蟋蟀为代表。由于鸡、鹌鹑、蟋蟀都可以斗，所以它们均具赌博性质。唐《东城老父传》说许多世家贵主，倾帑破产，市鸡以偿其值。宋代四川张咏写出了“斗鸡破百万”的诗句，明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的斗鸡是以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为赌注。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驯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亲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亲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亲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懮，是何宝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亲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临安市民，在蟋蟀旺季，纷纷斗赌，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明代陆粲《庚巳编》也记：“吴俗喜斗蟋蟀，多以决赌财物。”周晖《金陵琐事》记：南京的斗蟋蟀，斗之有场，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甚至两家方赌，傍猜者群集。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形容得更是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