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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疯狂，很激烈，易于冲动，做起事来有些理想主义，果断、决绝。青年人给世界酿成了很多悲剧，悲剧的制造者不乏优秀青年，有理想且有牺牲精神。最典型的是日本青年军官，他们反腐败，将腐败的老官僚杀掉，暗杀首领等等。起步的时候是什么？是理想主义，是反腐败，是拯救民族。最终给亚洲带来了灾难，给自己民族也带来了灾难。那时候很多老年的政治家不愿那么做。所以社会需要不同年龄的平衡，激进和保守的平衡。
不同年龄段是不同的，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到了中年后思想趋于稳定，只有一小撮人终生保持不确定状态，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叫作知识分子。当然，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或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也不都是这样的怪物。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大学。因为他们可以被青年人包围着，这些年轻人正处于“半疯”状态，而知识分子终生都是半疯的。在大学里，知识分子不被认为是“怪物”，但在车间，在菜市场，他们会被认为“有毛病”。在世俗中他们是怪物。我和一位美籍华裔心理学家交流过这种感受，我们享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只能呆在大学里，我们考虑的问题难与外人道，除了大学里的同仁和学生，外面的人听了我们的问题一定不想说什么了，以为碰到了病人。但学生们听了我们的思考，还挺钦佩老师的观点。你说，我们还能去别的地方吗？其实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特征。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些人固守一些观念，还有些人富于怀疑精神，社会需要一些这样的人，但不能人人都这样。
阶级学说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批判是“知识分子脱离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没有一个人不脱离整体的。说我们脱离，你不脱离吗？每个人只知道非常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事情都不知道。所以给我们扣上“脱离社会”的帽子，我们是不接受的。你也一样。说我们脱离实际事物，脱离工农业生产，可是这种脱离有时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接触实际事物的人所不具备的眼光。从事实际事物是有代价的，他们往往眼光很局限。我们正是因为脱离实际事物，而具备了超越实际事物的一种眼光。直接参与实际事物的人容易养成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教育在更大程度上不只是要培养实际操作能力，更是要培养出一种眼光，要帮你获得更多的参照系，要开拓你的想象力。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从事实际工作，因为没有卷入阶级，他们不是一个阶级，所以知识分子才具有了一种超越的眼光。所以你谴责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这是站不住脚的。
我要批判的第三个诳语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在语义上不通，逻辑上混乱，混乱得一塌糊涂。群众不可能是英雄，英雄是群众中出类拔萃的。群众要达到了这个水准，水涨船高，英雄就提升了。大家不可能齐步走。大家都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勇气也不会是一样的。英雄和群众在语义上是对峙的，这话根本不通，说这样的话是有很深的用意的。“文革”中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呼吁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荒诞之处。第一，可不可以只关心自己的活计，不关心国家大事？我是做鞋的，鞋做得很好，怎么样？好鞋匠。有人不满意吗？不满意我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是很霸道吗。第二点，是能力问题。要人们都关心国家大事，有人会说：我关心的了吗？我有这份能力吗？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不需要人人都去关心的。有人做好本职工作和社会交换，比如做鞋，是好鞋匠，好工人，好人。还要他做什么？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有人来操心公共事务，不是他。
再往下说，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性格。有人不具备这种性格，他就是专心做自己的活，精益求精，做男鞋女鞋各种鞋。术有专攻吗？还有一些人性格上就爱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智深，人人都能做吗？开玩笑。你有这天赋吗？这既要膂力过人，又是一种性格。一见不平事，血便涌上来，这是天生的英雄。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人人都是鲁智深，这社会就麻烦了。关心公共事务，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分工，是一种性格。说是性格，是最深层的道理。所以一定有些人不关心，也一定有些人关心。在人为的分工发生前，就有了自然的分工，有的人安分守己，有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英雄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有社会价值的，有价值就应该有报酬，否则这样的人不能存活。英雄的报酬是什么？在原始的、狩猎的社会中英雄天然地有报酬。现在的经济学家帮助人类学家认识，原始社会中英雄的报酬是什么？经济学家说，重要的是一种行为要能够继续，因此就要有激励机制。做英雄有时是吃亏的。比如我们出外打猎，如果打到兔子，可以藏匿着进村，偷着吃掉。打到野猪、老虎，就不能由你独食。为什么？老张家里没有冰箱，肉会腐烂的。第二，别人今天没打到动物，他们手里有梭标，他们和你打招呼时眼光是犀利的，你只好回答：来，你也来一块。老张敢不让人家吃吗？但是老张面临着选择，打大动物有风险，可能受伤害，打到了还要分给别人；也可能打不到，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最终一无所获。那么老张为什么还要去打大动物？在自然的生态里，英雄永远有他存在的土壤，英雄是有报偿的，可以
被人们承认，也就是牛逼。人们钦佩的目光让他得意，除此还有实际的东西。我为什么非说牛逼，用别的词汇不行，因为炫耀是从性吸引力开始的，比如雄孔雀的尾巴。而原始社会中的英雄确实可以得到更多的性资源。我打的食物被别人分享了，但是因此我在吸引异性上具有了别人不可匹敌的优势。这种机制可以激励人们打大动物，作英雄。如果肉被分食了，异性也躲得远远的，英雄就死绝了。但是社会不会这样。现代社会英雄行为升华了，不是和性一定有关系，但是还是有人愿意作英雄。因为得到了人们的青睐，两性共同的青睐，受到关注，有成就感。现在政治运动结束了，没有伟大领袖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了。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具体到科学研究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侏儒，做自己的事情不管别的，不然影响评职称。这种状况会造成人们越来越不关心国家大事。我说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动员，天生就有这种人，但是可不可以宣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关心公共事务？这么说也是滑稽的，因为这是一种天赋，一种性格，它们对社会有好处。他去打老虎，去拔刀相助，有什么不好。不然我们这里有个牛二，没人敢管。我们老在左右摇摆，一阵子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阵子又说不要关心公共事务。后一主张可是违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我觉得不要提倡关心公共事务，反对也大可不必。这种做法不当。其实每个阶层，每个职业中都有关心公益事情的人。知识分子因为学习的东西更多，参照系更多，眼界更宽，从中产生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工人里面有这样的人，真正的工会中的就是这样的人。其他职业也有，而知识分子中应该更多。比如历史学，其中有些人只是考据，也很要紧，没有他们哪里有史学？但是还有另一种角色，比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告诉人们怎么治理国家。再比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书叫《国富论》，如果是操心帮助资本家赚钱那不叫经济学，必须是考虑国家致富，这不是公共事务是什么？我所研究的社会学，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些社会问题，公共事务问题。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虽然也做了细致的分工，但是他们当中应该有更大比例的人关心公共事务。这对社会是有积极功能的。也就是说，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不必提倡，也不应反对。这是自然的生态和分工，这是性格的差异所导致的，这是社会上通才和专才的分工。在社会走日益向专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特别宝贵的资源。
最后小结一下讲过的内容。我们是我们自己。无用之学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的前身是巫、祝、卜、史，是占卜的，搞宗教活动的，做记录的。当时，他们的作用似乎不太要紧，他们在打仗前为人占卜似乎没有士兵的长枪厚盾有用，可正是这些人的占卜和记录中，完成了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当初似乎最无用的东西，产生了最大的后果。正是这些当时似乎没用的人为后来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潜能和方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是专家，另一些人还会关心公共事务，这是性格所致，但是在分工加剧的今天，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更加稀缺和宝贵的人才资源，应该爱护。知识分子群体在进一步分化，甚至他们将终结于专业化。
十几年前我写出了《知识分子研究》这样一部书，去年才得以出版，我以后不会再做这样的研究，因为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工更加细致，其内部的分化越来越大，教师、工程师、医生、记者、管理者，等等，他们的差异甚至高于共性。你可以分门别类地研究这些职业人。总体的知识分子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只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知识分子，时下的一些说法刺激了我的一点冲动，有感而发，做出了以上发言。谢谢大家。
答同学提问：
问：你说你年轻时有囚徒困境的感觉，什么时候摆脱了这个感觉，成熟起来，标志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我感觉这里在将我培养成一个技工，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使我们不被培养成技工。
答：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是不自信的，面对的都是享有巨大政治资源的话语，怀疑它们，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再说也确实有危险。所以当初交换思想是在极其稀少的一两个人间进行的，像密谈、搞特务工作一样。其实就是交换思想。那段记忆真是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思想是在那种状态下发育的。久而久之，此消彼长。我们的思想在壮大，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成问题，慢慢地觉得自己可以胜任一些问题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成熟了。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缺少了任何一个支点都是脆弱的。只有后者，最终会走向浅薄。只有前者，探索社会问题时往往动力不够充沛。
吴清源一生带的弟子非常少。其中一个弟子是林海峰。吴最初就对林说：现代围棋与古代大不相同。古代有一些秘诀，除了弟子学不到。现在拜师的意义完全不同，因为没有棋谱是保密的，都是公告天下的。因此现在拜师没有古代那样要紧。古代如果你没有跟随毕达哥拉斯，就不知道他们派别的东西，就真的相差很多。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学校，学问是共享的，那些思想资源、人格资源就在前面，没有边界。这些人有的是古人，有的是洋人，不是清华北大的学生就一定比你有优势。环境可能不同，但是共同的资源更多。越是读劣质的书，自己就越矮化，读伟大的、经典的著作，自己就升高，这都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每一次选择，要打大鱼，不打小鱼小虾。
问：人生是短暂的，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第一，人生短暂你没有资格说。第二，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问题，没有一个公式、公理通告所有学生。选择做什么，一是兴趣使然，二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要在一堵墙的最厚的地方打一个洞。要是人人都这样就坏了，很多人饭都吃不上了。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没有一定之规。
问：您做了很多研究，却一直坚持不申请社科基金，能谈谈原因吗？
答：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我有病，精神上有洁癖。我觉得评研究基金不干净，不公正。所以我早就退出了。后来调到新单位，还是动员参加申请，说资金多是系里的荣誉。为此我破例参加，报了个题目，被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以后我的研究出了书，就是《信任论》，被多家报纸评为2002年优秀学术著作。有一次，我和边燕杰教授聊天，很巧南京大学周晓红推门进来加入聊天，他说：你的项目我是评委，别的评委都不同意，我说不管郑也夫报个什么题目把钱给他，他的研究不会差的，但是人家坚持不给。我认为，要评上就要托很多人。这事我做不来。有的人我本来就没看上，更不会求他帮忙。第二个原因，搞社会科学其实不需要多少资金。有些调查需要资金，但是没钱可以做没钱的活。科研是很微妙，和做工完全不同，重要的是选题。题目不是一上来就能选好的，需要推敲，有时要掂量很久。如果申请到了资金，也就约束了自己，不能再换题目了。我这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兴趣。昨天愿意干，明天不愿干了，就不干，没有钱有自由。他们有了基金，不能随意变换。阎云翔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活儿做得好，什么原因。我说，活儿一般，您过奖了。他说：啊，我明白了，因为你没有项目。是的，没项目、没钱，但我有自由。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自由。给钱，给个观点，让我做，没门。在自由的前提下，有钱很好。不自由，有钱，不行，绝对不行。我比很多人幸运得多，我保留住我的兴趣和自由。
自由与“儒家奴隶主义”
■ 张家清
2005年第7期《书屋》杂志和第7期《博览群书》杂志上，分别登载了张远山先生《欺世盗名的“读经”运动——兼及“文化保守主义”》《“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从儒家奴隶主义到法家专制主义》两篇文章，读后写成随感数则，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读经”
近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帜下掀起了一股读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的热潮，并编辑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中华宝典”，在文化界引发了一阵波澜。号召青少年“读经”，这似乎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但有人要这样做，我以为也并不表明是什么主义的复辟。在少数地方有一部分青年甚至儿童读四书五经，就全国而言仍可称之为个案，这并不足以改变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可是，一些以捍卫五四以来反孔传统为己任的人却坐不住了，对之大张挞伐。这些颇以民主、自由和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归的知识分子，却全然没有五四先贤那种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他们看来，儒家文化就是毒素文化，是奴隶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数千年来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当今世界，人们对一切外来文化、理论和学说，均可取“拿来主义”，何以对几本中国书，却一定要采取“焚坑主义”？我以为，即使所有的儒家书都是毒草，让它印出几本又有何妨？毛泽东不是说毒草可以肥田吗！将东西方不同主义不同流派的东西拿给人看，应该相信人们自会分辨，自会取舍。以为一本书一旦印出来就会流毒天下，是把人类的智力看得太低。张远山先生的意见就更离奇了，竟因为蒋庆先生所编的书中“我酷爱的诸多经典竟然无一人选”而大为光火。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你酷爱的经典别人就一定得选进来？而且，既然是先生酷爱的经典，书店里就一定有售，自己去买就行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蒋先生又不是《四库全书》总裁，难道他不入选就一定是被打人另册了？读到此处，我真是倒抽一口冷气。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儒家文化，特别是经汉代官方改造过的儒家文化，极大地限制甚至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儒家以讲孝悌、中庸为核心的道德驯化，使儒生只是死读经书，使得其精神保守、体质弱化。但是，也并不能因此认定汉以后的儒学已一无是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昌明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发达的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因言论文字杀士的时代。但是，宋代又是一个为人们深深诟病的时代。宋朝武备不振，军队战斗力低下，败多胜少。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宋朝之所以经济文化发达而防卫力量脆弱，究其原因，除宋太祖实行的一系列防范内部造反的政策外，与宋代儒学大行其道也不无关系。一再失败，除朝廷调度无方，将帅贪生怕死外，与整个民族过于“文明”以致文弱有很大的关系。而所谓“腐化”，也可视为“文明”过甚的反映。
当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