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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位士人似乎都无法避免仕途经济的文化选择，无法逃脱科举的戕害。
吴敬梓作为这一“文化圈”中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杰出的艺术家，不能不拿
起笔写下《儒林外史》这样一部揭露科举毒害、批判文化丑行的杰作。“吴
敬梓并非是对这一制度提出批评的第一人，不过，他没有重复别人的批评”，
他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讽刺的艺术来展示士人一个个被腐蚀的灵魂，来
“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会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讽刺“交织着爱与恨”，
是“最成功的讽刺”，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法国著名汉学家皮埃尔——艾蒂安·维尔（Pierre—EtienneWill）所撰
《从〈水浒传〉到〈儒林外史〉》（载巴黎《批评》杂志＇Cri…tique＇，第
411—412 期），是将《儒林外史》与《水浒传》两部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比较
研究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认为，虽然《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产生的时
代背景和环境存在着很大差别，虽然《儒林外史》对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
封建王朝的揭露，较之《水浒传》“可能更带悲观色彩，是一种与儒家世界
观不能分割的悲观主义”，但两部小说的共同之点则是“都围绕着国家问题
展开描写”，两书中的人物对封建朝廷的关系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梁
山英雄们并非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结束流寇生活而去效忠宋王朝，《外史》
中的文士也同样存在着究竟是独善其身还是参政入世的矛盾。两部小说在布
局层次上也颇为相似：都是屉格式的构筑，都用个人命运来自由地串联故事，
都采用团聚的方式来标示全书的高潮，这在《水浒传》是第七十一回“梁山
泊英雄排座次”，《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六回“泰伯祠名贤主祭”。两书中
的许多场面分别构成了它们颂扬各自的中心价值的节拍，如《儒林外史》中
的“诗会”，《水浒传》的“大战”。维尔对《儒林外史》与《水浒传》的
一个重要观点是，它们分别表现了中国古代重文传统与尚武精神两股文化潮
流。（参见钱林森著《中国文学在法国》）
德国于1962 年出版了由旅德中国学者杨恩霖（Yang En…lin）与德国学
者格哈德·旅米特（Gerhard Schimitt）合译、由德国著名学者诺亚·基彭
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校改润色的高质量的德文全译本《儒林外
史》，出版者为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这是根据嘉庆八年（1803）
刊卧闲草堂本译出的，平装本1201 页，精装再版本831 页，封面印有杨恩霖
先生墨笔题写的汉字《儒林外史》书名。此德文全译本所附德国著名汉学家
伊尔玛·彼得斯（Irma Peters）撰写的长篇跋文，可说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儒
林外史》的代表性作品。
彼得斯在这篇跋文中认为，吴敬梓之所以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杰出
的讽刺小说，是与他所具有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吴敬梓的进步思想来自两
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父亲的影响，这种影响见之于他的轻视功名利禄，重视
教养、学识和做人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是受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和颜元（1635—1704）的影响。顾炎武要求把古代学说与当今的问
题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颜元则十分重视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顾和颜
都反对八股文，主张研究科学与技术，重视实践在知识过程中的作用，这些
影响均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儒生们的讽刺描写，并非为了取悦
读者，他的意图是严肃的。由于他的教养，他十分关怀儒生们的命运。儒林
的不断退化，科学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沦丧，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求，都使
他十分悲伤。我们从《儒林外史》描写复古的努力也可以看出吴敬梓的儒家
教育的影响。除了批判科举制度外，《儒林外史》还以广阔的篇幅抨击了封
建道德的某些方面。例如作者反对纳妾，主张一夫一妻制。作者对不愿作盐
商妾而逃到南京去靠自食其力生活的沈琼枝极为同情，这无疑是一份勇敢的
告白，一次对封建传统的挑战，一次对妇女平等地位的呼吁。
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彼得斯认为，作者的讽刺特点是让反面
人物通过言行不一的方式来暴露自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不对此发表评
价。他宁愿让读者自己利用所描写的事实去思考和判断，让读者去认识这种
状况的荒谬无理。讽刺的力量还由于小说所使用的简朴的群众语言而加强，
这种语言能使作品为广泛阶层的读者所接受。这种群众性语言的使用同文人
们所宣传的文学语言相比，表现了作者的又一成就。至于《儒林外史》的艺
术结构，彼得斯也赞同它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的看法。因为小说虽然人物
繁多、情节复杂，但仍有其主要人物，全书仍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它反
对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反对科场举子对于功名富贵的追逐、反对封建
道德的某些原则立场。彼得斯强调吴敬梓所采用的小说结构形式完好地表现
了全书的内容，它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丰富性传达了儒士们和官场的一幅广泛
的繁复的画面。《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无疑对晚清小说起过极大的影响。
彼得斯这篇跋文最后谈到这个德文全译本《儒林外史》在中德文化交流
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本书将使德国读者看到一个相当陌生、异样、
因而也十分有趣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今天的中国，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
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读了这些过去的事物，将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在这方面
已经完成的巨大变化，同时还会懂得这个变化又是多么必要。”这段话也同
时表现出彼得斯等德国汉学家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彼得斯这篇跋文曾
由柳如筝全文译出，载于《河北大学学报》1983 年第4 期。）
西班牙文全译本《儒林外史》于1991 年6 月由巴塞罗那的塞克斯·巴拉
尔出版社出版，译者为西班牙中年学者劳·拉米雷斯（Laureano Ramirez）。
这个译本刚一出版，立即引起西班牙学界和新闻界的浓厚兴趣。西班牙《五
天报》1991 年7 月10 日登载拉蒙·布恩纳万杜拉（Ramon Buenaventura）
题为《中国的讽刺》的评论文章，其中写道：“可以肯定，这将是夏季里一
部很好的读物。阅读它，需要悠然自得，需要平心静气，慢慢地溢出苦涩的
微笑。这是一部优美的古典作品，它超越时代，超越文化，也超越肤色。这
就是劳雷阿诺·拉米雷斯翻译的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因为切身
的经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抨击了科举考试制度，而且也抨击了
那些数年闭门读书只为金榜题名的文人。这些人功成名就，为的不过是过上
安逸、安闲、无所事事的日子。这部小说吴敬梓原本可以写成他自身经历的
血泪帐，但作家的才能使他超越了这种局限。丰满的人物形象，各种各样的
轶闻趣事以及作家对现实生活的非凡的观察力，逐渐使我们确信展现在眼前
的确定是一幅充满辛辣讽刺的社会风俗画。这部五百页的书向我们揭示了一
个完整、深奥、僵化、独特的世界，是一本教科书。”关于这一译本的翻译
水平和译者所作的其它工作，布恩纳万杜拉此文评论说：“这部书以非常细
腻的方式介绍给读者，它有精辟的前言、完整的注释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必要
说明。（这些说明丝毫不使读者感到怪诞，如读者不感兴趣，可以略过不看，
或在需要的时候再重读它们。）由于这部小说不同于我们的文化，甚至不同
于我们的历史观，这样的阅读是唯一有益的阅读方式。”布恩纳万杜拉不懂
中文，但他认为：“同英文译本相比，西班牙译本更真实，更值得一读。译
者的西班牙译文是非常出色的。”
拉米雷斯为翻译这一《儒林外史》的全译本花了六年多业余时光，由于
译文的确非常出色，他的这一译本荣获西班牙国家翻译奖。这一译本的初版
5000 册在巴塞罗纳印出后，很快即销售一空。
劳·拉米雷斯1949 年1 月11 日出生于马德里，1975 年从马德里中央大
学心理学系毕业后来到中国，在西班牙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他原计划只在中
国呆两年，没想到被中国丰富的文化所吸引而长期停留下来。1979 年，他进
入北京语言学院现代汉语专业学习，此时他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大学学习现代
汉语的西班牙姑娘拉·罗维塔，并同她结为伉俪。1984 年，他翻译了中国现
代小说沈从文的《丈夫》、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叶圣陶的《倪焕之》，
均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85 年，他与妻子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聊斋
志异选》，并于当年由西班牙联合出版社出版，这为他随后从事《儒林外史》
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儒林外史》现实主义的主题和杰出的讽
刺艺术深深打动了他，自1985 年起，他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部小说的研究和
翻译工作中来，小说精炼、朴实、幽默的语言使他陶醉，他常常为一个词的
准确翻译考虑整整一天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六年多辛勤笔耕的硕果使
他一举成名，当1991 年6 月4 日《儒林外史》全译本荣获西班牙国家翻译奖
时，西班牙国王冈萨雷斯亲自给他发了贺电，祝贺他翻译事业的成功和他为
中国西班牙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拉米雷斯现任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文翻
译西班牙文教授，他的《儒林外史》译本在西班牙畅销，也促使西班牙的出
版商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如今正打算在西班牙多出版一些中国文学作
品。所以，拉米雷斯翻译《儒林外史》的成功，在中国和西班牙的文化交流
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俄罗斯、罗马尼亚对《儒林外史》的翻译与研究
俄罗斯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的译介始于本世纪20
年代末，前苏联著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高级研究员伊万诺夫（汉名伊文，
Иванов。。 А。А。 1885—1942）博士所选择的《儒林外史》一至八回，
连载于1929 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Мелодая。。 Гвалдия）
杂志第 18 期（32—45 页）、第19 期（38—49 页）、第20 期（23—41 页）
和第21 期（37—48 页）。伊万诺夫还写过长篇文章《论〈儒林外史〉》（载
《文学评论集》1940 年第9 期），对《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
艺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与评论。因为伊万诺夫是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家，他的这篇论文特别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清代科举制度的虚伪和腐败进行了
广泛的探研。
到了50 年代，前苏联的许多汉学家由于有机会到中国深造和访问，更多
地了解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纷纷
翻译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同时也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高潮。在
这一热潮中，《儒林外史》的俄文全译本由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明
清小说研究家、高级研究员、现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华克生（沃斯克
列辛斯基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Д。Н。1926 年生）翻译完成，并于
1959 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31 页）。这个全译本是根据1954
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十五回本译出的，译文质量高超，能传达原著风
貌。书中附有程十发所作插图，以及华克生所作的长篇《序言》。华克生曾
在北京大学学习，专攻明清小说，由于他对《儒林外史》有深入研究，这篇
《前言》颇见功力。他写道：“1754 年12 月的一天，在中国中部一个城市
——扬州，卓越的讽刺艺术家吴敬梓悄然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对这个城市
来说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扬州市民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身边住着一位有名的大
作家，相识的人也只知道他是一个不得志的贫穷的诗人。然而，吴敬梓是可
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他曾写过许多诗歌，足以代表他的
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
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内容很少
离开作者本身的阅历，它的描写细腻而深刻。正像许多语言艺术大师一样，
吴敬梓所提炼的文学语言是非常生动、鲜明有力的，他借助人物对话能够痛
快淋漓地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们听到贡生扬执中的谈吐，立刻就
能判断出这是个骗子和无赖；我们听到周进或范进的谈吐，能够从不同角度
感觉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渺小。吴敬梓广泛运用古代书面语言、民间口头语言
以及谚语、俗语，刻画出不同人物性格特征。所以他的小说虽是在两个世纪
之前完成的，今天仍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热爱。无疑地，通过这部小说，
苏联（今独联体）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的过去历史。”
自50 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俄罗斯汉学家发表的有关《儒林外史》的译著
有：柯切托娃（КочетоваС。М。）的《儒林外史论集》，这是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5 年出版的《儒林外史》一书的摘译，收入《文摘》（Реф。
СБ）1955 年第 12 期；华克生的《十八世纪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的思想内容》载《国际关系研究所学报》（Учение。。 Ваписки。。 И。。
МО）1959 年第1 期；华克生的《十八世纪中国讽刺文学家吴敬梓及其小说
〈儒林外史〉》，1962 年由莫斯科大学附属东方语言研究所出版（364 页），
为作者副博士论文；华克生的《十八世纪中国讽刺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
载前苏联科学院《亚非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 年第63 期；菲什曼的《启蒙
时期的中国长篇小说》（1966 年出版）；波兹涅耶娃的《小说〈儒林外史〉
中吴敬梓的讽刺对象及其理想人物》，收入《东方文学史高校学术会议论文
集》（1970 年出版）；华克生的《中国古代作家在情节和语言提炼上的成就》，
收入《中国文学研究》一书（142—173 页）等。从以上论著可见，在《儒林
外史》的研究学者中仍以现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华克生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
上述的几篇研究论著都不乏深刻见解。例如他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社
会揭露性的文学作品，其矛头并不是针对个别人，而是指向整个官僚阶层和
学界显贵，因此小说里的反面形象画廊显得特别丰富多采。华克生把《儒林
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和理想人物归为三类：即博通之士、新起的一代、来自
民间的英雄人物。他分析王冕这个人物的形象时说，作家通过这个形象表达
了要求精神自由的思想。华克生认为，吴敬梓的一些观点体现着儒家思想的
本质，但儒家信条对吴敬梓来说又不是牢固不可破的，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认
识以及与当时先进思想的接触，这些信条在吴敬梓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动摇。
谈到《儒林外史》的写作技巧时，华克生特别强调讽刺的典型化手法以及隐
喻的运用，同时强调这部小说与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有了许多创新的东西，
这包括完全摆脱民间说书的传统形式、取消作者旁白、很少掺杂诗词，等等。
前苏联著名女汉学家、明清小说研究家菲什曼（ФищманО。Л。1919
—1986）教授的专著《启蒙时期的中国长篇讽刺小说》（1966 年出版），全
书共分五章，是从中外小说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讽刺小说，实际上着重
探研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发展历史。这部专著所涉及的中国小说有《西游记》、
《西游补》、《钟馗捉鬼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
《阅微草堂笔记》等，菲什曼认为，中国小说体裁的演变过程是有规律可循
的，先出现幻想小说（《西游记》），接着是生活爱情小说（《金瓶梅》），
最后才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这个过程同作家的观念变化过程正
好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周围世界看作有某种神秘力量支配时，只能创作幻想
小说；稍晚时期，作家表现出对于人本身、对于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关注，自
然就出现写生活和爱情的小说；最后，由于不满现实和有力图改变现实的愿
望，便促使作家去写讽刺小说，而这正是社会思潮，特别是启蒙运动思想的
影响。菲什曼赞同中国史学家侯外庐的观点，认为中国在17 至18 世纪也出
现了启蒙运动，她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自《西游记》至《儒林外史》、《镜
花缘》等一系列明清小说，特别是《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