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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0日下午3点，55岁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参加完市民反对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游行之后，于下午5点与同伴来到了位于皇后大道的中航大厦地库的麦当劳餐厅用餐。突然，四个头戴鸭舌帽、手拿垒球棒的陌生男子快速闪身冲进了店内，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挥棒就向何俊仁一通粗暴殴打，逞凶之后迅速逃离了现场。此事在香港社会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时间，脑袋里又和“黑社会”发生了某种碰撞，一下子又变得非常警惕：“瞧，憋着、憋着，香港的‘黑社会’到底还是现身了？”然而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声明：虽然“殴打何俊仁”的事件是一起“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和“黑社会”有关。
何俊仁被打得当场口鼻流血，面部肿胀，很快被送往了香港的玛丽医院，然而治疗后没过多久，他也委托同伴向媒体解释：“相信这起事件并不涉及私人恩怨，很可能是与他在立法会或律师楼的公务有关。”何俊仁嘴里也是只字未提“黑社会”。
看来香港“黑社会”真是形同消失，或者在概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
有人说，每个社会都像一张饼，一张“千层饼”。
香港这个社会像不像饼？如果说像，如果大师傅的手艺还不错，我就可以把它一层层地掀开，仔细品尝，慢慢消化。然而香港的社会在我看来不是一张“饼”，非要说是，这张饼不仅有百年之“厚”，关键层次之间还充满抵牾：葱花椒盐、黄油果酱，疙里疙瘩地让人很不容易找出哪怕一组比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法制与控制”等等明快的关系。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尤其是湾仔、油麻地一些古老的地界儿，现代人的眼睛跳过一处处的华丽与尊贵，在大厦与广告之间，总会看到星罗棋布的一片繁体字老招牌、老字号。我走在香港今日的街头就常想：香港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要拍电影，要想重现旧中国的一些原始面貌，制片公司根本就用不着去搭什么摄影棚，只管派摄影师到香港来就好了，拍到手的影像一做旧，把彩色变成黑白，上个世纪前半叶“旧中国”的一角就剪去了时空，活脱脱地出现在屏幕上。
生活在香港，顶天立地的一个大男人已经蓄满胡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但他的身边又总仿佛有样东西时隐时显，尾随不离，这样东西是什么？胎盘，曾经孕育和炮制了他的生命的胎盘，于是香港的简单与直接，复杂与艰涩就一起向我走来。
“荷里活”，“好莱坞”？
长期混迹于香港，会利用“公交”就不怕脚下有万里路，怕的是内地人不明白、不在意每一条路上其实都铺满了历史
还拿“叮当车”做比方，功利地看，香港“叮当车”说到底一百年来也不过是市民老百姓出行的一种代步工具，但是你常坐，慢慢地就会发觉这两条铁轨对任何人实际上都是一位不动声色的“线人”，它时不时地就可以把人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老街道、老建筑、老市井，把人们眼前如今已经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变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没有固定的入口和出口，却又到处都是入口和出口；没有开馆和闭馆的时间，却又随时向有心人敞开着大门。只一样，博物馆里的任何“展品”都没有现成的挂图与说明，一切都得由好奇者自己去探访、去寻源，这就引得我无限神往，也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
2005年年中，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下一任行政长官之前，特意回到了他小时候曾经居住并留下了美好印象的香港一条老街道“荷里活道”，走访，怀旧。童年，他在那里骑单车、打乒乓，踏着一块块的石阶长大。其中单车，就是一辆最普通的自行车，锻炼场地就是一条条的小胡同；打乒乓也在室外，最简陋的乒乓球台，最便宜的乒乓球球拍，然而香港人自产的“特首”就是在这片市井气氛中渐渐长大。曾荫权的举动一时间惹起了香港很多市民频频回顾，细路仔也歪着头向大人询问：“荷里活”在哪里？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好莱坞”？
不错，美国的电影王国“好莱坞”在香港的汉字翻译中就是“荷里活”，这三个字一点也不差，我第一次走进“荷里活”，看到路标时也是这样的反应。然而，香港的“荷里活道”并不是因为美国而得名，尽管香港的很多条马路比如般咸道、罗便臣道、麦当奴道、坚尼地道、轩尼诗道、德辅路、弥敦道、司徒拔道等等，都是与英国的女王、郡王，特别是英国在一百多年间曾经派驻香港的28位港督的名字有关，但是“荷里活”和“好莱坞”一点也不沾边儿。“荷里活”是一种榕树 （Hollywood），“荷李活道”是因为过去在那里生长着连片的高大榕树而自然取名（Hollywood Road）。
今天不少内地人，当然也包括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老移民，大家对香港怀抱着种种一成不变的认识，但是那些认识从一开始并不一定都正确。我到香港后对香港的很多事情最初也经常仅凭“想当然”，比如“荷里活”，如果不亲自去，如果我没有听到一位耄耋老人面对记者讲述了一百年前的一段真实故事，我也不知道“荷里活道”在过去住的都是些咱中国自己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的第一条老街道。
如今，在“荷里活”，人们到处还可以看到一间间中华老字号：什么手工制作功夫鞋的“谭国光皮鞋店”、旧式茶馆儿模样的“莲香楼”、差不多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九记牛腩”食店、门口张贴着陈年手绘广告画的“公利真料竹蔗水”，以及“振隆白米”等等，除此以外，“荷里活”还有一座创建于1847年的文武庙，至今香火鼎盛，青烟缭绕条条巷道。
一天，我真是特意去了趟“荷里活”，要去寻古，也要探新。此话怎讲？
一方面“荷里活”到处浸泡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味道，据说除了“老字号”、“文武庙”，那里四周还有一片闻名世界的中国古董集散地，很多古董店门前门后到处堆满了木雕、石刻，佛像、神像，瓷器、玉器、金银铜器，更不要说中国的文房四宝、字画、中堂，林林总总，古色古香；但是在一片东方文明的世界里，满眼满鼻子也同样可以看到西方风情、闻到异国情调，这就让人不能不感觉到香港中西文化四处弥漫与融合的氛围特点，所以我前往，既要“寻古”，也要“探新”。
不错，香港太平山下，很多条古老的街道就像“荷里活”，不仅承载着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种族气息，同时也见证了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百年沧桑。中国传统文化在阵阵怀古幽情中一旦弥漫起一两声现实的叫卖，浓浓的“国粹”也就燃烧起了强烈的市场欲望
在“荷里活”，我看到不少中国人，也看到不少外国人。外国人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只是拣上几件能够代表东方历史的“老古董”，带回西方老家，摆在他们客厅的壁炉上以求纪念和意趣，而古董店的中国老板，几乎每个人嘴里都会讲洋文，卖出去的真假“古董”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挣钱。
听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髯公店主，平日在“荷里活”小店与各种肤色的顾客谈笑风生，一边谈古论今，一边就把白花花的银子装进了自己的唐装口袋，而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其实是位大学教授。
“荷里活”不是“好莱坞”，但“荷里活”又深深受着“好莱坞”所代表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是死死地抱在怀里，更不会把它藏入闺房，人们要让历史、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天天见光，最好随着海风传遍世界，当然也最好能让它融入活跃的现实“市场”。
“派米”？
近些年在内地，老百姓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每个月粮油限量的日子早已过去，买布要凭布票的艰难也已经成为了回忆。大家丰衣足食，头发乌黑，脸上放光，忽然有人就想起棒子面的窝窝头可是有日子没有吃，粗米熬粥就咸菜的味道也好久没机会品尝，于是有些商家便动开了“怀旧”的脑筋，比如北京潭柘寺，庙门口就支起了一口大锅，设立“粥棚”，借此招揽生意，免费让游客重新回到“饥荒年代”，特别体验一下“文化旅游”。
2005年8月我在香港电视上看到了很多人挤在一个广场上正在排大队，不知道他们（几乎都是当地的老头老太太）要买什么。当时因为着急外出，新闻没看完，也没看懂。第二天见了朋友，提起此事，朋友告诉我：那些人不是在排队等着要买东西，而是在等米，等着有人来派米。香港每年的农历七月“闹鬼节”（盂兰节），这个时候，有钱人或有钱的公司就会向长者派送“平安米”，这个传统据说源于战后（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人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各种宗教、慈善团体就开始纷纷伸出援手，向一些贫苦老人施粥济贫。
“施粥济贫”？在今天？在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用得着吗？
“派米”传统诞生在香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是如今香港和那个时期早就“拜拜”了，早就变得十分富裕，这个“传统”为什么还会延续下来？这让人好奇，更让人不由得质疑：这种做法到底是盼平安、讨吉利，还是香港社会今天依然还有穷人，每年到了“派米”的时节，大家都还盼望着从富人的手里接过一袋袋的大米以补贴家用，缓解生活的拮据？我不解，但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2005年香港“闹鬼节”、派发“平安米”，尽管我是第一次关注，但是这一关注就被吓了一跳，为什么？“派米”的团体之多，多到几十上百家，等米的人之多，更多到每次都要成百上千，甚至上万。8月31日，最早我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香港派米酿祸15000人踩人、13人受伤》。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然而事实上8月30日，后来也被当地的媒体证实，就在香港慈云山中央游乐场，的确有一万多人在那里轮候（排队）早上8时半才开始“派米”，头一天下午就有人已经等在了现场，而到了次日凌晨4点，排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7000，6点，上升到15000。这些人“大部分是长者，其中也不乏少年及小童”。工作人员后来看到排队的“人龙”愈排愈长，为了安全，想要关闭游乐场四个大门中的两个，以控制人潮，但是，排队的人误以为组织者这是要出面“截龙”，唯恐自己拿不到“平安米”，更争先恐后地往里拥，结果“秩序大乱，十多人跌倒，呼救声不断，小孩吓得痛哭，警员立即冲入人群将伤者从人堆中扶起，急忙送往救护站，其中一名老翁撞伤了头部，另外一名老妇，因为抽筋，也被送院治理……”
2006年盛夏刚过，人们忙碌了大半年，至少我已经把头一年“派米”的事给忘得干干净净，而“鬼节”又悄悄来临，这一天，7月27日，首个“盂兰节派米会”在贾炳达道公园举行。早上，香港天文台虽然挂出了“黄色暴雨警告”的信号，但没人理会。我忽然心头一紧，想起2005年的“派米”，9月2日，一个“派米”团体由于没有汲取前几天慈云山刚刚出现了混乱的教训，不改变“派米”的方式，结果在尖沙咀福德古庙又导致了一名老婆婆发生意外，这次“意外”不是被“送院治理”，而是死亡……
然而尽管我担心，2006年，香港人却并没有因为去年“派米”现场曾经出现过“死亡”，今年的热情就有丝毫的减少。首个“派米”大会，那天早上老天爷一直哭丧着脸，把雨下个不停，我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等待“派米”的人有的手里打着雨伞，有的身上穿着雨衣，还有人用一个塑料袋干脆把整个脑袋都包了起来。据说这一天只在一个地方，等待“派米”的人就又多达好几百，其中排头位的一位老伯伯，年龄已经过了80，他就是为了能够保证第二天一早一准能拿到第一张“米筹”，半夜三更即来轮候，他的“壮举”也不知道家里人知不知道。
香港人把每年一度的“派米”看得不是儿戏，一袋大米重量也就大约一公斤，价钱只值七八块港币，但是所有前来等米的人，热情居然如此旺盛，难道这些人家里一年就都缺这么一点点口粮？我想绝对不至于，但是既然“不至于”，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家明知道每年“派米”都有危险，还舍得让自家的老人、孩子去拿老命、小命开玩笑？
后来我注意到，2006年除了首个“派米”大会，全港几十处“派米”现场又都是人龙涌动，见首不见尾。官方声称“派米”纯属宗教及慈善活动，组织者无须根据《公安条例》向香港警方事前做出集会游行的申请，因此不受任何法例的规管。但是很多知识分子连年来一直在呼吁：依照目前香港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派米”救助穷人的实质作用已经不大，市民生活一旦出现了困难，失业或者低收入的人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常手续向政府申请“综援”，因此要改革目前的“派米”做法，奉劝香港长者一定要珍惜生命，不值得为一袋“平安米”去冒生命风险。但是没人听，人们还是一到了“鬼节”就兴奋、就疯狂，就舍命不舍米地去天天排大队、熬盛夏。
也许在香港人眼里，特别是一些老人，他们认为每年能够吃到从富人手里“派”出来的“平安米”，这和自己用钱从超市里“买”回家的普通大米“滋味儿”不同，那种“滋味儿”是什么？不要钱，派了一袋是一袋？有些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大队，领到一张“米筹”，掉转头来接着还会从队尾重新再排。
尽管香港慈善团体不少热心人对“派米”有很多道义上的理由，解释说：“此举虽然是为了帮助穷人解决吃饭的问题，但不唯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世、为善积福的崇高美德，同时更是向世人展示，生活在香港社会，人人都有爱心和善心，所以每年继续‘派米’，无可非议。”但是，在我一个外人看来，香港社会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是理性的，用什么方法来表示“爱心和善心”不行？慈善家的爱心如果可能导致市民不幸伤亡的后果，那么这种后果对“动机”难道不是最大的、彻底的伤害？“派米”风俗之所以能够在香港一直传承至今，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当中可能还有穷人，我想这才是“硬道理”。这种判断是不是正确？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香港到底有没有穷人？如果有，有多少？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当地朋友曾经告诉我，她的一位邻居，人也活到七老八十了，但是年年都要去等“派米”。她曾经几次相劝都不行，儿女相劝也不听，老人对“派米”一年一个念想，一年一个盼头，特别是近几年，很多慈善机构“派米”有时除了大米，还会派出少量水果花生，风干海鲜，甚至有时还有利市（红包），这就为老人不息的盼望更加添满了灯油。
我问：“那你说的这个老人，家里的生活是不是不太好？经济上是不是不宽裕？”
朋友说：“对，的确不怎么宽裕。所以我就要说，你别以为香港现在满世界到处都是富人，其实穷人也很多，大家生活在不同的角落，你不访，别人也不会主动地向你诉苦。这个‘穷’当然不是指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更不是内地几十年前的旧社会，但是很多人吃得不好，住得更差，这一点你有时间，以后可以慢慢留意……”
朋友的话让我心里默然，脚下却开始有一点蠢蠢欲动。
那一刻我已经意识到：香港的穷人与富人，一个朦胧而现实的世界，今后看来真是要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了。
“金屋藏娇”在黄宫？
快节奏的日子让人觉得时光不是在流，而是在跑、在飞。
一个内地人在香港住上两三年，心里沉甸甸地装着这座似懂非懂的城市，虽然满身疲惫，但是兴趣难衰，因为花花绿绿的世界总有样式翻新的事情让你闭不上眼。
2006年9月23日，这天一大早，我和站里的另一位记者坐车摸到了九龙土瓜湾一条叫做炮仗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