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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仅仅满足于保持了“清语骑射”之类外在形式，那么满族人比他们先辈民族不过是取得了量上的进步。事实上，满文化对汉文化的拒绝，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对汉文化核心精神的拒绝。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守旧”。汉人的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圣人浩如烟海的教诲如同一条条绳索，束缚了汉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到古人那里去找依据。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
而满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现实”。早在关外，皇太极即说：“凡事莫贵于务实。”他说，读书必须“明析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满民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
因为这种与汉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明、理智，远远超过了文化水平远高于他们的汉族。在明清争霸的大棋局上，这些“野蛮人”次序准确，招数老到，处处棋高一招。他们头脑中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忠臣贰臣的概念，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对那些真心效命者，他们不计前嫌，异常慷慨地给出高官厚禄，并且真的放手使用。此举十分明智地弥补了满族人人才及兵力的不足，并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汉人官员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号召力。在天下初定之后，他们也很明智地对那些在汉人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前对手实行宽容政策。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这些前反清领袖，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现行活动，对以前的反清行为一律不予追究。清王朝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下台阶，听任其保持其遗民气节。这种太极政策使这些遗民从激烈对抗渐渐转为平和容忍，最后转向为新王朝文化建设出力，真正从精神上瓦解了反清势力的基础。这种高明的政治手腕，寻常政治家很难参到。
而反观大明，从崇祯朝到南明历朝，没有出现过几个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政治家。那些由饱读诗书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他们头脑被“名分大义”及书本经验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弘光朝廷建立于危急之际，然而朝廷上下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反而急着为二百多年前被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大臣傅友德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南明后期，大西军余部、拥有雄厚兵力的孙可望一心想投奔南明，如果吸纳此人，则必将大大增强南明力量。然而仅仅因为他是起义军出身，南明朝廷死活不肯给一个他所期望的王爵，最终导致孙可望投奔清朝。政治家们一再下出的诸如此类的大恶手，终于导致汉人全盘皆输。
进关之后，满族统治者不断参悟列祖列宗取得丰功伟绩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到位的，应该是那位骑射功夫十分平常的雍正皇帝。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入关之后，清初诸帝在用人行政上，表现出了汉人王朝罕见的一以贯之的现实感。汉人王朝往往是开国之主能够创立制度，因革损益。后代君主所做的，往往只能是把一时一世的做法演化成万世不可改易的陈规教条，最终导致名实分离，制度失效，国家灭亡。而康、雍、乾三朝，我们所见到的，却是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对西方医学持肯定态度的皇帝，他命人把欧洲的《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并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他鼓励研制西药，他以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为示范，在中国首次推广种痘，以防天花。
在处理国事上，康熙帝也表现出了历代帝王少见的科学精神。自古以来，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都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苦心经营的大事，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康熙一样，想到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一直上溯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治黄之策。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皇帝”。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汉人“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对康熙皇帝因为过于宽仁而遗留的问题痛下杀手，革除积弊。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间，依据时世变化，大幅度地调整了康熙的晚年政策，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
雍正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统治者。他审时度势，一改父亲矫枉过正的严苛之风。即位一个多月，即连发谕旨，对雍正时期的一系列大案进行了更冷静的，合乎人情的处理，为死者恢复皇室地位，对生者大度开释。同时，停止了父亲毫无希望的“井田”实验以及种种苛政，实行与民休息。这些举动修正了前帝的偏差，使大清的政治航船驶上了更为平稳的水道。在父祖两代开创的太平基业上，他毫不懈怠，采用铁腕手段，打击党争，严惩腐败，消灭权臣，根除外患，消灭了威胁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弱点：“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并最终把大清王朝推向了极盛的顶点。
六
对汉人政治家来说，经典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满族帝王们却缺乏那样的虔诚与敬畏。进关之后，满族皇帝们在“务实”精神指导下，对汉人奉为“一字不可改易”的神圣政治教条，大胆取舍、主动扬弃，在政治实践中轻易颠覆了奉行了千百年的种种金科玉律，给中原政治吹来了一股可贵的清新之风。
传统观点认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给天下人做道德表率，而不是政治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清心寡欲，静默无为。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荀子则干脆说：“君者，论一相。”选好了丞相，就能达到“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怏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的最高政治境界。
这条政治教条也许适合那些生长深宫、精神孱弱、常识荒疏的皇帝的需要，然而精力充沛、拥有超强的事业心和进取欲的满族皇帝却不以为然。康熙皇帝说：“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满族皇帝们认为，中原王朝愈演愈烈的朋党政治就是因为皇帝不能自操权柄所致，“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因此康熙公然与“无为而治”的教条唱反调：“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几，岂皆大纲乎？”
少数民族的强健体魄和充沛精力支撑他们有能力事必亲躬。对前朝那些缺乏进取心的皇帝来说，繁重的政务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压，而对这些满族皇帝来说，工作就是享受。他们就像功率强大的马达，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清中前期的帝王每一个都日理万机，雍正皇帝更是创造了在位十三年处理公文十九万余件的纪录。皇帝们的乾纲独断一方面强化了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防止了朋党政治，清一代成为中国唐代以来大王朝中朋党政治为害最轻的一朝。
汉人政治的另一个教条，是把道德品质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司马光在《才德论》中说：选人之时，如果遇不到圣人、君子，那么在小人与愚人之间，应该宁可选择无能力的愚人，也不选择有才华的小人。因为愚人清静无为，小人多欲好动。
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疑的用人观是和汉人崇尚稳定的世界观相吻合的。对于大部分中原王朝来说，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不兴革，忌扰民，是大部分汉人政治家的用人标准。基于这种思路，喜生事的“小人”当然就成为“不稳定因素”：他们的欲望将成为危险的火种，烧毁秩序的栅栏。
然而，满族皇帝对这个汉人们遵循了数千年的原则却缺乏必要的尊重。雍正皇帝明确宣布，在才与德的选择中，他完全与司马光的原则相反。雍正的一句名言是：“宁用操宁平常之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
雍正皇帝极为讨厌那些只会循规蹈矩，毫无进取心的“循吏”，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我却恐他们误事。要用有才情的人，当然要费心力才可。”他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鄂尔泰发挥他的思想说：“朝廷设立官职，原是为了做事的，不是为养闲人。如果能做事业，虽然是小人，也应该爱惜教导。如果没有能力，虽然是善人，也应该调离他处。”
之所以见解与司马光截然相反，玄机藏在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的一句名言当中：“治平者尚德行，有事者赏功能。”不求进取者崇尚德行，希望有为者任用贤能。
前期满族帝王们没有一个是安于现状之人。他们都渴望在父祖的基业上创造更宏伟、更辉煌的治绩。所以他们自然要任用那些能为他们冲锋陷阵、披荆斩棘的才能之士。雍正在位十三年，所用之人，多是李卫、鄂尔泰这样，有个性、有才华，做事大刀阔斧，不避辞让之人。这些人都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时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有贪名”、“生活作风”不好以及粗暴任性，皇帝们却能做到不避嫌疑，用其所长。他们需要这些人为他们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负责宣讲那些陈陈相因的道德教条。由于这种用人思路，清初政治人才辈出。从明珠、费扬古到鄂尔泰、福康安，都才具开张，精明老辣。康乾盛世的出现与这些非凡之才的不断涌现是分不开的。
满族皇帝们颠覆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条是“嫡长继承制”。
大多数中原王朝都将“嫡长继承制”奉为“万世上法”。这种以出生顺序而不是个人能力为标准的选择方式无异于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撞大运，如果这个嫡长子一旦无才或者缺德，则天下很容易陷入混乱纷争，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一再证明这种听天由命的做法非常弱智。然而，这种弱智的方法其源有自，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竞争。嫡长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满族皇帝们却拒绝了这个汉人社会相沿千年的“万世上法”。坚决实行自己从关外带来的“立贤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秘密建储制”这一前无古人的方式，最有效地解决了缠绕中国政治数千年的难题。皇帝们十分清楚这一制度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乾隆皇帝担心后代“泥古制而慕虚名”，“用俗儒嫡长迂谈”，特意预先留下旨意，说：“立储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尚有过之。将来书生拘泥之见，必有心生窃议……即亿万年后，朕之子孙有泥古制而慕虚名，复为建立之事者……彼时始信朕言之不爽。”
事实证明，立贤不立长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能一直保持活力的秘密所在。清代皇帝们意志力、活力接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在中国王朝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清代皇帝所有的大纲大法中，最能体现这些皇帝们异族特质的，是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思路和措施。
一般情况下，汉族与周围民族的战争，都是少数民族主动挑起的。汉人对待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縻”。也就是说，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缺乏好奇心。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野蛮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内犯，何种情况下才归顺，他们部落之间和内部是什么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是这种“和平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而满族皇帝对边疆却一直充满欲望和好奇。清代是一个充满扩张冲动的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满族皇帝们眼光远大，不避艰险，总是先下手为强，把威胁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他们成长壮大起来，再去被动应付。从康熙对付噶尔丹，到乾隆开疆拓土，都是如此。按汉人的传统政治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兴兵马，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来处理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历史证明满族皇帝们是有远见的。连续三位皇帝用兵于边疆，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惠及今日。
事实上，清代帝王的领土观和汉人帝王是不同的。汉地只占他们帝国版图的一半，汉地对清代皇帝来说，远不是他们统治的全部重心。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捉摸地广人稀的另一半的政治布局。正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的心理深有研究，也始终以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理智、精明、有效的方式统治着这些地区。好几位帝王都精通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现状了如指掌，治理起来能抓住要害，条分缕析。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以此作为控制藏人的精神武器。然而西藏活佛们获得恩惠，也并非毫无代价，清统治者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在蒙古问题上，他们把蒙古分为林立的旗地，让他们互不统属，成功地破坏了那些自治权力和威望萌生的源泉，并确立了自己为所有世俗的权威，成为“众汗之汗”。而对穆斯林，他们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衡量，他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开阔的眼光和大智慧，今天依然很少有人能比。
七
打算步入婚姻的恋人，面对的永远是一种冒险。未来有可能琴瑟和谐，也有可能是一个相互消耗的黑洞。
同样，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接触，前景也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结果有可能是培养出综合了双方优点的漂亮的混血儿，也有可能是生出结合了双方缺点的低能儿。
自从有民族以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考验每一个民族智慧、决定每一个民族命运的首要问题。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台湾学者龙应台对这句话进行解释说：“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
可惜，直到今天罗素的期待也没有得到实现。在评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时，甚至有学者激愤地说，中国总是把自身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比如专制主义根性，与西方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比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结合起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民族“自知”、“自胜”的艰难。
从1616年到十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满族崛起到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不自觉地实践了罗素的话。那个时期满汉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文化融合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他们“自由地吸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