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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很多间谍的故事都喜欢扯上教堂。在做祷告或是忏悔时，神父就把密写的纸条偷偷地塞给了伪装成他的教徒的间谍……于是让我从小对教堂有一种既神秘又恐惧的好奇心。我常常站在我家这边的假山石上窥探那边熙熙攘攘的做祷告的信徒，看他们在胸前画十字，在圣母玛利亚雕像前下跪。父亲的秘书李叔叔家的窗户就对着礼拜堂，周日我会在他家推开半扇窗，听教堂传出的祷告声和唱诗班的优美凄婉的和声。我从没进过教堂里面，直到几年前重返开放的恭王府，看到我家与教堂间的院墙消失了，教堂已经恢复成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戏楼。戏楼里的游客们正嗑着瓜子，品着香茶，兴致浓浓地看着戏台上的京剧，颇有当年王爷、王妃们的排场。
说到间谍的故事，我小时候最爱看《福尔摩斯探案集》。这套书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翻译内部出版的，我也是偷着看的。我满脑子都是曲折离奇的破案情节。有一天，隔壁的音乐学院宿舍有人作案，钢琴、小提琴给砸坏了。看到沿着后罩楼测量、取证的办案人员，我兴奋地跟着看热闹，期待着一个惊险的侦探故事。
案子破得倒很快，可让我大失所望。那居然是我们大院里一个最调皮的九岁男孩干的，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趁学生上课，宿舍无人时爬进了后罩楼的小窗子，用重器对乐器乱砍，破坏完就回家了。这案子的离奇，就在于谁也没想到作案的人偏偏就住在公安部的院内，是个既无冤又无仇的毛孩子干的，是任何逻辑推理都无法解释清的垃圾案子。好在破坏不大，一个九岁的小孩又进不了班房，他的当局长的爸爸给了他一通皮鞭伺候，自此再没惹事。
暑假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些住校生全回来了，清静的恭王府一下子有了生气。大一点的中学生把全院的小孩组织起来，锻炼身体，参加公益劳动，排练话剧、相声、小品，歌舞加手风琴和口琴伴奏……暑期结束前我们会在原来放苏联电影的露天平台上，上演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
我的哥哥们往往喜欢玩点儿带刺激的。有一年暑假他们闲来无事，居然捅起了马蜂窝。他们看不过房檐下越来越大的马蜂窝，和肆无忌惮在头顶上窜来窜去的大马蜂。于是把头包得紧紧的，戴着眼镜，拿着长长的火把，去点马蜂窝，那架势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马蜂窝点着了，一窝蜂嗡地蹿了出来，朝哥哥的头上叮去。可哥哥们全副武装，任凭蜂蜇虫咬，我自岿然不动。马蜂实在气不过，就突然转向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姐姐，她捂着头吓得哇哇大哭，脸上还是被马蜂报了一箭之仇。
我们还有一块试验田，就在靠教堂的墙根底下。有一年，大概是受大街小巷那些宣传画上比人还要高的大玉米、大萝卜的影响，三哥说要创造双层种植法萝卜往下长，西红柿往上长。于是，他带领我们深翻土地，上了厚厚一层鸡粪，先播萝卜籽，覆盖上几公分土后，再种西红柿秧，期待着秋后地上和地下的双丰收。经过我们的精心培植，西红柿倒是吃到了几个，可是拿铁锹把土翻了个个儿，也没见到一个萝卜。
暑假一过，住校的玩伴儿都走了。但那是一个童心无忌的年月，什么都可以让我玩儿得酣畅淋漓。放学回家，在院子里碰上扫垃圾的工友，我会坐在他的手推垃圾车里，上坡，再借着地势落差形成的加速度飞快往坡下冲，那刺激的程度不亚于迪斯尼的游艺机和磁悬浮火车。 有一天，我和姐姐又上了垃圾车。下坡的时候，那工友想让我们尽兴，猛地一推，车轱辘转得飞快，悬浮起来，失去了平衡。车子翻了，我的头重重地磕在石头地上，垃圾箱扣在了我头上，当场就昏了。清醒后已经在家里了，姐姐守着我，急得不得了。我头胀欲裂，呕吐不止，后来上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我曾经很盼望生病，最好缺胳膊缺腿，可以不上学，有人背着，还有鸡蛋吃。在我得脑震荡时，我有了吃鸡蛋羹的待遇，可没等解馋就全吐了。后来我的头又一次摔伤，那是在学校擦玻璃时，从窗台上失手，头磕在书桌角上，血流不止，送到医院缝针，把头发都剪了。还算幸运，我的脑袋最终没残废，可是离天才的距离就更远了。
1958年，一件最兴奋的事是我家买了一台苏联红宝石的黑白电视机，好像是五百多元，用了爸爸一个半月的工资。那也是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大院里好几家都买了。那时中央电视台刚刚建立，只有新闻节目，技术也不过关。一会儿播音员沈力倒过来了，一会儿荧屏像刮风下雨、飘雪花，影像错乱。我们是看着中央台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后来除了晚间新闻，又多了京剧、曲艺节目。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马季的相声伴着我们走过了许多周末和节日。那时只有一个台，到了京剧爸爸看，到了动画片我们看，没有选台的争议。这台很笨重、显像管像英国人在鸦片战争时用的火炮一样长的电视机跟随了我们将近20年，中间只换过一次显像管。直到“文革”过后，补发了爸爸被扣发了八年的工资，家里才买了第二台电视，淘汰了红宝石。
六、老宅惊魂
恭王府白日里山清水秀，花香柳绿，百鸟争鸣，让人心旷神怡。可一到了夜晚，山石如鬼怪般突兀怪嶙。参天的古树如妖魔般伸出三头六臂，影影绰绰，在风中摇曳呼嚎。走在路上只听脚底下的树叶沙沙作响，越想越怕。猛地再蹿出个野兔、野猫或是黄鼠狼，真把魂儿都吓跑了。半夜时分，常常有野猫像婴儿般啼哭，时而凄厉，时而惨嚎。我不懂那是叫春，保姆骗我说又有人死了。从古到今，恭王府这座老宅不知有多少人死过，大人们总有闹鬼的传说和亲历的故事。
有人说碰上过吊死鬼晴雯，就在哪棵树上。有人说一位去世的长者每晚都在院子里散步。住在恭王府最高处邀月台上的我家的保姆常常说起，夜晚鬼怎么在门外哭，后来怎么破门而入，她的儿子又如何被鬼附身，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她给我看过被鬼砸裂的水缸，平白无故断成两半的炉盖……我爱听鬼故事，喜欢那种心跳的感觉。可是又怕听，听完就黏着大人，哪儿也不敢去。鬼故事也许就是管小孩儿的一个法宝。
更可恨的是我那顽皮的三哥常常装神弄鬼。用红纸条做一个长长的舌头，用锡纸做成尖尖的手指，在窗外装吊死鬼吓我们姐妹二人。有时还在晚上躲在大树后，猛地蹿出来吓正走过来的我们。
我晚上特怕出门，可父亲常常差我去给他秘书传话。那时的电话实在不够高明。父亲虽有两个电话，一个是“红机子”，即可直通中央的保密电话。另一个是直接对外拨号的普通电话，可是与秘书李叔叔家的电话是一个号码。闸门合上，线接到我家，闸门拉下，线接到李叔叔家。如果电话需要李叔叔接，那还好办，让人再打一次，我们把闸拉下来就是了。可是我家和李叔叔家却不能直接通话，爸爸几乎每晚都有事请李叔叔来，我就得下山传话。到炊事员或司机家就更远了。每次我走夜路，眼睛绝不向四周看，只闷头走，可那些吊死鬼的造型会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用看恐怖片，在恭王府漆黑的夜幕里我的脆弱的神经会想象出无数恐怖的幻影……
我的父亲是围棋高手，在恭王府里唯一的棋逢对手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陆石叔叔。当时中国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群众出版社出的，包括翻译的。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是由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听说辨认溥仪的原稿很费劲。溥仪不会用标点，两字就一个句号，文法也不那么顺。溥仪在宫中学习时还小，后在战乱中并未有系统地学习。编辑要动脑去猜，再与他本人核实、推敲，最终写成书。《我的前半生》出版时相当轰动。
话拉回陆叔叔。他戴着厚厚的上千度的近视眼镜，可镜片的度数还达不到他实际的近视度数。在夜里，他的视力几乎是零。所以爸爸请陆叔叔来下围棋时总是差我去接送他。有一回我出门晚了，在半道上看到一个黑影弓着腰，用手摸着石头上台阶……我吓出了一身汗，不知是人还是鬼。后来确认是陆叔叔。我好抱歉，没在他出门前赶去。他笔下生花写出的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侦探故事，让人们那么着迷。而写书的人恐怕并无擒拿格斗之能。我常常担心如果坏人真来了，他眼睛看不清，如何战斗？说不定还得要我这个胆小鬼保护呢。
喜欢装鬼吓唬我们的三哥偏偏在上高中时编了一个话剧《不怕鬼的故事》。那是一个有反修含义的短剧。他就在戏里演代表帝国主义的鬼。一开幕，一个长长的飘浮不定的鬼影，伴着恐怖的嚎叫出现在舞台上。接着那拖着长舌头，尖尖的手指举着响尾蛇导弹模型的哥哥上场了。学生们一阵阵鼓掌叫好，只有我心知肚明这就是哥哥常常在恭王府轻车熟路的伎俩。姐姐和我观摩了这场演出以后，又到我们各自的学校里“盗版”上演。姐姐演不怕鬼的弟弟，我演了怕鬼的修正主义哥哥。当鬼影一出现，我就吓得扑倒在地上，哆哆嗦嗦，居然是我在恭王府被闹鬼的传说弄得魂飞魄散的真实写照。
七、恭王府周围的老胡同
恭王府的周围是北京再平常不过的小胡同和四合院。几年前在《世界日报》上读到北京的“胡同游”，原来就是我最熟悉的分布在恭王府、什刹海、后海、银锭桥一带的小胡同。老外大多悠然自得地坐着“时髦”地飘着黄旗的三轮，听穿着红色马夹的三轮导游侃着老北京的故事。几年前重游恭王府时，也重游了附近的小胡同。让我诧异的是在巨变的北京城内有一处不变的，居然是我梦中无数次出现过的土墙围城般的群落的四合院。
当年大翔凤小学的同学大多住在这些四合院里。四合院有大有小，有旧的和很旧的。我去过一位满族同学家的大宅，她祖上是清朝当大官的。虽然四合院破旧，但看得出昔日的富足。正门对着一个大厅，黑糊糊的厅堂供着历代的牌位，供香的方桌旁是两把红木的太师椅。她曾祖父母的大头像悬挂在墙的正中。有一张很多人的合影中有她的上代人和李济深（国民党创始人，新中国开国时当过国家副主席），都穿着长袍马褂，像是民国时代的装束。他家人非常有礼数，热情地招呼着：“姑娘，您这儿坐”，“您这儿慢慢儿聊着”，“您走好”。还从来没人把我个小孩儿当回事儿，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而大多数的四合院都是好几家合住的大杂院，院子里往往有口井。夏天就用水桶把西瓜和啤酒浸到井水里“冰镇”。全院儿老老小小就在院子里支着小竹椅边吃边聊边扇着大蒲扇。
下了课，我们往往到学习小组的同学家一起做作业。条件好一些的能让我们围坐在大餐桌上写作业，条件差的大概只能跪在炕桌旁了。我家的条件应该说是最好的了，可是我一次也没让同学走进那个有卫兵把守的高墙深院。老师和同学也从没要求我和别人一样轮流请同学到家里做功课。我想他们也是在恭王府对外开放后才见到“庐山真面目”的。这是我始终深深抱歉的。
记得大跃进的年代，学校的操场上也立起了一个炼钢炉。老师很卖力地往熊熊的火炉里丢进我们上交的废钢铁。火不能熄灭，老师们得日夜加班，眼睛熬得和炉里的火一样红。而我们就得更卖力地搜寻废钢铁。我家的旧锅、水壶、秤砣……得平均分配给几个兄弟姐妹，以完成学校的任务。到哪儿再找得到废铜烂铁？我每天放学回来在院子里的树丛中瞎转悠，盼着踢到一个带响声的东西。
后来我们小组的一个同学发现了一个工厂的后院堆了很多废钢铁。于是我们下了课，走了半小时才到那工厂。钻进铁丝网，我们就往筐里装不成形的钢板边角料，哼哧哼哧抬回学校。连干了几天，我们小组都是超指标的。大概有得红眼病的，发现了我们的聚宝盆，也去捞。结果就被工厂的保安抓住了，告到学校。闹了半天那工厂是正牌的轧钢厂，边角料可以重新回炉炼钢。人家是真炼钢，我们把人家的纯钢拿回来丢进土炉，炼出来的都是岩石般的黑疙瘩。我们纯粹是瞎起劲，当时全国都在瞎起劲。《人民日报》天天报道钢产量，1958年炼出了1080万吨钢，不知其中包括多少像我们小学烧出来的那种废疙瘩。后来不知为何，大炼钢铁的运动过去了（就像任何运动一样，再折腾都会过去的），拆土炉，清除满操场的又重又脏的金属垃圾又是一番折腾。
那时还有一项课外功课是逮老鼠，逮老鼠的成绩要凭上交的老鼠尾巴。我曾经靠炊事员叔叔抓住的老鼠上交过一条尾巴，仅此而已。看到别的同学每天有新的成绩，心里可着急了。家里只是偶然能看到老鼠，我又很怕贼溜溜的老鼠，哪能抓得住？有一天我问一个一天就上交三条尾巴的同学：你们家真有那么多老鼠吗？他说，你好傻，把萝卜尾巴剪下来搓搓泥，不就跟老鼠尾巴一个样吗？他的脑子可真好使，不知老师每天收到了多少萝卜根呢。数字一级一级地往上报，于是全中国老鼠成灾，消灭的老鼠也成倍成倍地增长。
每次去北京重访恭王府，我都会沿着周围的胡同，朝那些年老失修的四合院里张望，几年前看到的是满目的鲜花，去年看到的是层层叠起的砖瓦，一派大兴土木重修四合院的景象。有的四合院已经成了张灯结彩“朱门酒肉臭”的饭店、酒吧，有的已是人去屋空，萧条冷落。我一边串着这熟悉又陌生的胡同，一边期盼着奇迹般地碰上个两鬓灰白的老头儿或老太太，冲着我这个老同学惊呼：“啊，怎么是你啊？”
八、入住恭王府的“无产者”
当然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是高于大多数小朋友的。我们有浴室和冲水马桶，房子比别人大。但家具是简陋的，都贴着公家财产的编号。父母仅有的财产是刚解放时部队发的印着“保家卫国”的帆布箱，当然后来又添了一个电视机。我们睡的是木板床，我和姐姐合用一个旧书桌。父母要我们记住我们没有财产，是无产阶级。这个定义也许并不确切：这是一个成为了人上人的阶层，尽管没有产权，却有高于老百姓的使用权。但无论如何，那时的干部有非常自觉的、公私分明的意识。
父亲生重病时，部里买了一点高丽参给他。爸爸说什么也不让公家出这份钱，听妈妈说每月从工资里扣，才把几百块钱还清。妈妈写私信从不用公家的信封。就是私信，也总是把别人寄过来的信封翻个面再用。我常常帮妈妈做这个手工活儿，所以记忆特深，而且我自己很多年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爸爸妈妈对我们管教非常严。我从小穿姐姐的剩衣服，也没钱买零食。小学时不给零花钱。初中时一个月有五毛钱，高中变成一块。记得跟同学走半小时到鼓楼文具店买根铅笔或一块橡皮，回来还要把多余的钱还给妈妈。同学买糖葫芦吃，我只能在一边咽口水。那滋味不好受。可我从来不敢开口要求多一点小钱，哪怕是得了奖状。
有一回我的三哥跟妈妈要了五块钱到王府井买他学美术的颜料和画册，结果掏钱买东西时发现那五块钱没了，也不知是不是给小偷掏去了。他怕妈妈骂他，不敢回家。家里左等右等，吃了晚饭仍不见他身影，妈妈真的急坏了。后来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要关门了，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店门外哭，是不是你家的孩子？我证明他丢了钱，你们不要骂他。妈妈哪还顾着钱的事，赶紧把他接回来。我家的家教似乎也太严厉了些。连我家最调皮的三哥为五块钱都不敢回家。碰上我没准儿得在外面待上三个月。现在我们都老了，每次聚会少不了翻出过去的事开玩笑，妈妈自己都觉得对我们的要求是太过分了。
比起别人家，我总觉得我们小时候得到的母爱少了点儿。我妈妈那时是国务院机关幼儿园的院长，那是一家依照苏联的幼儿教育模式管理的全托幼儿园。为了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她也和小朋友一样，住在园内，周六才回家，所以我们平日是见不到妈妈的。我有两次住院，妈妈都没来看过我。有一次在全身麻醉醒来以后，看到病房里其他小病友都有妈妈陪着，我却没有，哭得很伤心。护士告诉我，妈妈打过几次电话，问我醒来没有。第二天，姐姐和保姆带着一罐冰激凌来看我，我才开心起来。那罐冰激凌也是因为我刚切除扁桃体，妈妈嘱咐要我当任务吃的。看着我皱着眉头痛苦地咽下冰激凌，姐姐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