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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时候，我起草了一个替费城铺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提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一七五七年，刚在我去英国之前，等我离开美洲后，这议案才获得通过，当时在估定税额的方式方面作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好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有关于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一个普通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他门口，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效用，人们是从他的实例中首先想到在全城各处点灯的念头的。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我只是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烟煤只在圆球内打转，粘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应发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拭擦灯罩，如果一不小心碰一下就破了，整个灯罩就变成无用了。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一长烟囱以便烟煤上升，灯下开裂缝以便空气进去，促进烟煤的上升。这样，灯罩就可保持干净，不至于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成昏暗无光了，路灯就可以不断地光明灿烂直到天明。即使偶然碰一下，一般也只敲破一块玻璃，重配也很方便。
伦敦伏克斯可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得灯罩干净，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伦敦市民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地也开几个孔。果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洞是别有用途的，那就是，用麻线穿过这些孔洞悬挂下来，使得火焰能够迅速地传递到灯芯。至于放入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了儿小时以后，伦敦街上已经暗淡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方寿节博士建议的一件事。方寿节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间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首创者。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去扫的，尘土随风飘扬，听其自然积储起来，一下雨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泥泞，不堪涉足，除了由穷人拿着扫帚开辟出来的一条小道外，连穿越街道都不可能。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化了很艰巨的劳动把泥浆耙起来，倒进上端敞开的马车中。但是当马车在马路上颠簸时，车身两侧会震出烂泥来，掉在路上，有时使路人感到烦恼。
伦敦市民之所以不扫除街上尘土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怕尘土会飞进商店和住宅的窗户。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化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在我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我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很苍白很软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谁雇用她来扫街，她说：“谁也没有雇用我，但是我穷苦不堪，我在富贵人家门前扫地，我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要她把整条街扫干净，我愿意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时正，在十二点钟时她来要钱了。我起初看她动作很迟缓，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那么快就傲完了。我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他回来报告说整条街扫得一干二净，所有尘土都放在路中央的明沟中了。下一次下雨的时候，就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十分干净了。
当时我认为假如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三小时内扫这样一条街，一个强壮敏捷的男子或许只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在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近人行道处各有明沟一条，不如在街道中央开一条沟较为便利，因为当一条街上的全部雨水从两边集中在中央时，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冲洗掉它所接触到的全部泥土。但是如果把它分成两路，水流就常常太弱，不能冲洗掉两边的泥土，只不过使它所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所以车轮和马脚就把它泼溅在人行道上，因此使得人行道肮脏泞滑，有时也会把泥浆溅在路人身上。我曾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如下的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用守更人若干名，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泥土，在雨季里耙刮泥泞，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置备扫帚和其他清道用具，放置在一定的场所，以便他们所雇用的穷人扫街之用。
在干旱的夏季里，在通常商店开始营业和住家打开窗户之前，每隔适当距离，将垃圾集成一堆，清道夫将用紧闭的车子把它全部运走。
耙集在一起的泥土不要堆积在街上，免得车轮和马足又把它散播开去。清道夫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低低地装在滑盘上。车底用格子构成，上铺稻草，可以保持倒入的污泥，允许水分从底下排出，这样泥浆的分量将大大减轻，因为其中大部分重量是水。这种车辆应放置在适当距离的地方，泥浆将用手推车运来，泥车将停留原处直到水分排干时，然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从那时以后我对这个建议的后半部是否切实可行，有点怀疑了，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地位，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以为那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扫清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有一天早晨七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衔，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三小时多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过昂，真有点荒唐哩。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
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那是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以及这些袭击的经常反复，他们就会觉得这是_一件重要的大事，可能他们就不会过分地非难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卑不足道的事项的人了。造成人类幸福的与其说是千载难逢的巨大的幸运，倒不如说是每日发生的细小的方便。所以如果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自己修面，保养他的剃刀，你对他一生幸福所作的贡献可能比给他一千金币还大。钱可能很快地化光，只留下了用钱不当的懊恨。但是在假如教会他自己修面，他就可以避免经常等待理发师修面的麻烦，避免理发师有时候肮脏的手指，令人不快的呼吸和迟钝的剃刀。他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修面，每天享受用锋利剃刀修面的快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我冒昧地写下了前面这几页，希望它们包含了一些启发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对我亲爱的城前（我在这城里快乐地住了许多年了），或须对我们美洲的其他城市不无参考的价值。
在一段时间内我被美洲邮政总长委任为他的会计检查员，管理若干邮政分局并监督邮局职员。在一七五三年当他过世时，我和威廉·罕特一同被英国的邮政总长委任为美洲邮政总长，继任他的遗职，在这之前美洲的邮局从没有向英国的邮局上缴过利润。我们两人的年薪是六百镑，假如我们可以从邮局的盈余中获得这一数目的话。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得做许多改进工作，其中有几项在刚开始时不可避免地要化费许多钱，所以在起初的四年中邮局欠了我们薪金达九百余镑之多。但是不久邮局就开始付清我们的欠薪了。当英王政府的大臣们异想天开地把我免职时（我以后还要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向英王政府上缴的净收益较爱尔兰邮局多三倍之多。自从他们轻举妄动地把我免职以后，他们连一文钱也没有拿到过。
邮局的事务使我在这一年到新英格兰去旅行了一趟。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自动地赠我文学硕士学位。
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以前也授予过我一个类似的学位。这样，虽然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获得大学的荣誉。这些学位的赠与是由于我在物理学电学部分中有所改进和发明。
在一七五四年跟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又来临了，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的代表在奥尔巴尼举行代表大会，会同印第安人“六个民族”的酋长共同商讨防御彼此国境的问题。哈密尔敦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以备在开会时赠送给印第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利斯先生）会同汤麦斯·潘先生和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雪法尼亚代表团。州议会就通过了这个名单，提供了礼品，虽然议员们不大赞成在宾州以外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代表团约在六月中旬在奥尔巴尼集会。
在赴会途中，按照国防和其他重大共同事业的可能需要，我拟订了一个计划，把各殖民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给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坎纳德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于政治是颇有研究的。他们的赞同给了我信心，我就大胆地在代表大会中提了出来。当时好像有好几个代表都制订了同样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先决问题：究竟是否应当组织一个联邦，我们一致通过了要建立一个联邦。然后我们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关于联邦的各种计划和报告，该委员会由每一殖民地各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碰巧选择了我的计划，于是经过了一些修改以后，我的计划就被报请州议会考虑采纳了。
按照这个计划，联邦政府将由总统一人管辖，总统由英王委任并受英王节制。各殖民地州议会中人民代表选举内阁阁员。在代表大会中，代表们一面讨论着印第安人事务，一面却讨论着这个计划。代表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但是他们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全体一致把它通过了，并把抄本寄送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计划的结局是很奇特的：各地的州议会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特权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却认为这个联邦政府太民主了。因此商务部不赞成，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计划，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种计划，由各州州长和部分参事会同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大不列颠国库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在我已经印行的政治论文集中找到。
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我常常跟瑟力州长讨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人们用不同的、相反的理由反对我这个计划，这就使我猜想它实在是一个真正折中的办法。到现在我还以为假如当年我们采纳了这一计划，对大西洋两岸都有好处。按着这个计划联合起来之后，殖民地一定会有足够的自卫能力，那就不需要英国的驻军了，当然也就没有以后向美洲征税的借口了，因课税而引起的流血斗争也都可以避免了。但是这种错误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
环顾四海，看得清自己利益的人，或是看见以后能够急起直追的人何其稀少l执政的人，因为事务繁忙，一般都怕麻烦，不喜欢考虑或是执行新的计划。因此大多数优良的议案不是经过事前的深思熟虑，才被采纳的，而是由于时势所迫勉强地被接受的。
当宾雪法尼亚的州长把我的计划送交州议会时，他表示赞同，认为“在他看来这一计划似乎判断精彻，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因此值得州议会加以最细心的和认真的考虑”。但是有一个议员使用了一个狡猾的策略，趁我偶然缺席的机会，使州议会讨论了这一议案，而且完全不加考虑，马马虎虎地否定了它，我不但认为这种策术十分鬼鬼祟祟，完全不正派，而且对于结果表示十分遗憾。
这一年在赴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见我们的新州长莫理斯先生，他剐从英国来，以前我跟他很熟。
他奉命来接替哈密尔敦先生，后者因为受了业主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因而感到厌倦而辞职了。莫理斯先生问我，在我看来是否他也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感到处境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留心不跟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可以一帆风顺，完全称心如意”。他愉快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能劝我避免争辩呢？你知道我喜欢跟人争辩，争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但是，为了表示我尊重你的劝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争辩”。他爱好争辩，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能说善辩，是一个精明的巧辩家，因此在争辩中一般总是胜利的。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饭后坐在桌旁，常常使他的孩子们互相争辩以为消遣，但是我想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论、抗辩和辩驳的人在工作中一般总是倒霉的。尽管有时候他们获得胜利，人们总是憎恨他们的，获得人们的好意对他们比胜利更为有用。我们分手了，他到费城去，我上波士顿。
在归途中，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议决案，从这些议决案看来，好像尽管他向我作了保证，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时期，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你枪我刀，不断地斗争着。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复他的讲演和咨文，而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很尖酸刻薄，有时竟是粗鄙的谩骂。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州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也许以为当我们见面时，我们难免要唇枪舌剑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居心忠厚的人，所以我们两人间并不因这些争执而引起个人的嫌隙。我们还常常在一起吃饭哩！
有一天下午，正当这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说：“富兰克林，请你跟我一块儿到我家去消磨一个晚上。我有一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他挽着我的胳臂，领我到他家去了。饭后，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愉快地谈天，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桑绰·潘查的想法，当有人提议叫他做国王时，他请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那么做，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时，他可以把他们卖掉。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他的朋友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偏袒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么？我们的业主愿意高价收买哩！”我说：“州长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哩！”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竭尽其能事地想把州议会涂成漆黑一团，但是州长刚把黑色涂上，州议会便尽快地把它擦去，而且把它回敬给他，涂在他自已的脸上，所以当他发现看来他自己将变成黑人的时候，他像哈密尔敦先生一样，对于这种争执感到厌倦了，他就辞职了。
这些公务上争执的终极原因是业主，他们是我们世袭的州长，每当为了防御他们的领地而需要负担费用时，他们的吝啬小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训令他们的代理人不让征收必需捐税的议案通过成为法令，除非在同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巨大的财产获得豁免。他们甚至要他们的代表具结担保遵守他们的训令。州议会连续三年坚决反对这种非正义行为，虽然最后它终于不得不屈服了。最后，继任莫理斯州长的田尼上尉终于大胆地拒绝执行这些训令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我将在下文叙述。
但是我讲得太快，抢到故事的前面去了，在莫理斯州长任内，还有几件事需要一提。
在某种意义上对法的战争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湾准备进攻王冠岬，派遣了昆瑟先生到宾雪法尼亚，鲍纳尔（后来成为鲍纳尔州长）到纽约去求援。因为我是州议员，熟悉议会里的情况，又是昆瑟先生的同乡，所以他便要我利用我的地位帮助他。我口授了他向州议会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讲的反响良好。州议会通过一万镑的援助，用来购买粮秣。但是州长拒绝批准州议会的议案（该议案包括这笔援助和其他给英王的津贴），除非议案中加入一条，豁免业主的财产支付任何因此而需要缴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想使得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成为有效，但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