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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他的州长们也从未享受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王室的亲王才配受这样的敬礼。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不大知道。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对这种事情的礼节我都是外行。
但是这种无谓举动却大大地增添了业主对我的敌意。由于我在州议会中有关他财产免税方面的言行，在这以前他本来已经很恨我了。我一直激烈地反对着这种免税，而且我还严厉地斥责他在要求这种特权时所表现的卑鄙无耻的不义行为。他向内阁控告我，说我对英王军务的完成是一个巨大障碍，说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反对通过合适的筹款议案。他还引我跟我的军官们列队游行的事作为例证，说明我企图使用武力从他手中夺取宾州的政权。他还请求邮务总长依福拉·福根纳爵士免除我的职务，但是他徒劳操心，结果只博得了依福拉爵士的一顿委婉的训诫而已。
尽管州长与州议会间不断发生龃龉，作为一个议员，我在争论中是分担着很大的份儿的，但是在我与州长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私人的嫌隙。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很少抱怨，可能是一种职业性习惯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他咨文的复文是我执笔的。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他也许认为我们两人只是诉讼中争执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业主，而我代表州议会。因此，有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作一次友好的访问，要我对一些疑难问题提些意见，他有时也接受我的劝告，虽然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们共同合作替布剌多克的部队采购粮秣。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到达后，州长火急地召我去见他，跟他共同商谈防止边陲城镇居民逃亡的方法。现在我记不起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丹巴，要他如果可能的话暂把部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一到，他或许可以继续进行征伐。等到我从边区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用殖民地军队去进行征伐，去取度垦堡，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自己军事才能的估价低于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并且我相信他口头上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也许他以为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会有助于州议会的拨款来付军饷，并且或许此项拨款可以豁免业主财产的纳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预料那样地热中于此的时候，这一计划就被抛弃了。不久以后他就去职了，继任者是田尼上尉。
在我继续叙述我在这位新州长任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叙述一下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声誉的蒸蒸日上。
在一七四六年，当我在波士顿时，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斯宾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他做给我看一些电气试验。这些试验做得不很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对我是完全新的，所以它们使我感到又惊又喜。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令逊先生那里收到了一根玻璃管作为礼品，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使用玻璃管的方法。我热心地乘机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加添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经过多次练习，因为在一个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人们庙集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使得朋友们能够稍稍分担这种负累，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这些朋友也有了做实验的设备了，所以到了后来我们就有了好几个做实验的表演者了。在这些人中间，金纳司莱先生是最主要的，他是我的邻居，很有才能，由于他当时正失业，我就鼓励他表演这种实验来赚钱，并且我替他撰写了两篇演讲稿，务使实验的先后排列，讲解说明的措辞和方法，能做到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的地步。为了这个目的他购买了一套漂亮考究的仪器，凡是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机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了。听他演讲的人很多，他们听了也大为满意。过了一些时候，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表演实验，因此赚了一些钱。在西印度群岛，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空气很湿。
由于柯令逊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起初以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密丘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方寿节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不应使之埋没，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令逊先生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方寿节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盖夫的生意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
但是，这些论文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驰名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保丰爵士，以偶然的机缘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在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尽管他以前怀疑过，在费城却真有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他写了许多信，发表了一巨册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有一个时候我打算复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对，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臆测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同时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大大地拖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决定不去替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把我公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罢。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我不回驳他的信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
所以他在死前目睹他自己是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他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
使得我的书籍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建议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立巴和德罗两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件事轰动一时，遐迩闻名。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快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
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接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通讯。著名的华生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通讯做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并且对我赞扬备至。这个报告以后就发表在他们的社刊上。有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睿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也把结果报告给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初期对我忽视的错误，并且对我十分优待，没有经过我申请，他们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会员，给我这个荣誉，并且决议豁免我缴纳例行的入会费。入会费是二十五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给我他们的社刊。同时他们还赠送给我一七五三年高富利·柯普立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费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推崇备至。
上述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田纳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给奖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措辞十分殷勤，他说他对我的品德闻名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时的习惯正在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们劝他跟我交往，他们说我能够给他最好的忠告，最能够协助他使得他的执政一帆风顺，因此他说他极愿与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业主对于宾州具有善良意图的话，他说如果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业主各项措施的反抗能够放弃，使得业主与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这对我们大家，特别对我，都会有好处。能够促成这种形势的，他说大家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云云。饮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到餐桌旁去，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起来，酒喝得愈多，他的垦求和许愿也就愈多了。
我回答如下：我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形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赐；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但是，我说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所提出的公共措施看来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加以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所提倡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十分感激他（州长）对我表示的好意，他可以相信我将尽我的力量使他的执政尽可能地顺利，同时我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示来，这种指示曾经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关于这一点他当时不加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开始与州议会办事时，这个指示又出现了。双方的争执又恢复了，而我还像过去一样地积极抵制，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业主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示的意见也是我执笔的。这两个文件可以在当时的议决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在我们私人之间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仇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士·雷夫还活着，他被认为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在腓特烈亲王和国王的纠纷中曾被雇用过，因此获得了一年三百镑的恩俸。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声誉确实是微不足道的，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第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业主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示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示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害，因此州议会①就决定向国王去控告他们，指定我为州议会的代理人到英国去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在这以前州议会曾经向州长送去一个议案，这个议案拨款六万镑给英王使用（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但是州长按照业主的指示坚决地拒绝予以批准。
①州议会全体一致通过的许多议决案何年何月？（富兰克林写在边上的疑问）。
我已经跟一只纽约邮船的摩理斯船主约好坐他的船渡海去，我的食用必需品已经送上船去了，这时劳登勋爵忽然到费城来了，据他说，是特意来设法替州长和州议会调解的，使得英王的军务不至于因两者间的分歧而遭受到可能的阻碍。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跟他会面，使他可以听到双方的陈述。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的各种理由，这些文件是我起草的，印在州议会的纪录里。州长却用他业主的指示来辩护，他说他曾经担保遵守业主的指示，如果他违背了这些指示，他就什么都完了，但是好像他并不是不愿意去冒险一试，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示的话。可是劳登勋爵却不肯劝他，虽然有一个时候我以为我几乎已经说服他了，但是最后他宁可敦促州议会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作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就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
我把经过的情形报告给州议会，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议决案申明我们的权利，声言我们决不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逼，我们只是暂时停止行使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了抗议。最后州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这个议案州长当然批准了，因此接着我就可以渡海出国去了。但是在这当儿那只鄙船已经载着我的船中食粮开走了，这对我是一笔损失，但是我唯一的酬劳是劳登勋爵感谢我帮助的几句话，这次调解的功劳却全是他的。
他在我以先动身到纽约去了。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安排的。这时候有两只船在港内，其中有一只他说不久就要启碇。我请他告诉我启碇的确切日期，使我不至于因为我的耽搁而误了船期，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人它将在下星期六启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如果你在星期一上午到达码头，你还来得及，可是不要再晚了”。由于在渡船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故障，当我到达时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很担忧船可能已经开走了，因为这天有顺风，但是我不久听到了它还在港内，要到第二天才启碇，我就放心了。大家也许以为我马上就要动身到欧洲去了，我也以为这样，但是当时我还不大了解劳登勋爵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我将举一些例子。我到纽约来是在四月初，我想到了六月底我们才启碇。当时有两只邮船留在港内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了等待这位将军的信件，这两只邮船被扣留住了，他总是说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另外一只邮船来了，也被扣留住了，在我们启碇之前，第四只邮船就快要来了。我们的那只最先启碇，因为它留在港内最久。所有船只的舱位全都定好了，有些旅客十分焦急地渴望着动身，商人们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替秋季货品保险的申请单担忧（因为这是战时）。但是他们的焦虑毫无用处，劳登勋爵的信还没有写好。但是去拜访他的人却看见他整日伏在案头，手里拿着笔，总以为他要写的东西一定很多哩。
有一天上午我自己去向他问候，我在他的会客室里看到了从费城来的一个叫做伊聂斯的使者，他是特地从费城来递交田纳州长给将军的一个小包裹的。他交给我几封费城朋友的来信，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耽搁在什么地方，以便我可以托他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时来取将军给州长的复信，然后立刻动身。我在当天就把信交给他。两星期以后我又在老地方遇见了他。“好，你这么快又回来了，伊聂斯？”“回来了！不，我还没有去呢！”“这是怎么的？”“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奉命到这里来拿劳登勋爵的信，信总是还没有写好”。“这怎么会呢？他是这样一个勤于动笔的人，我看他不断地坐在案头书写哩！”伊聂斯说：“是呀，但是他活像广告上的圣乔治一样，永远骑在马上，却寸步不前”。这位使者的观察似乎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当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听到庇特先生撤换这位将军，派遣安麦斯特和乌尔佛戳位将军，他的一个理由就是陆军部长从未接到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