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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能力与经济要求（即物质文明），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和冷战的结束相关，即某些人认为前苏联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的所有国家都是失败者。其实这种论调背后的根源在于美国——美国因为赢得了冷战，它当然想继续扩大战果，完全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它所控制的媒体同时也推波助澜地宣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论调。但国际政治中根本就没什么正义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清楚，任何社会都有一个适应性原则，即最适合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最好的制度一定就是最适合这个社会的制度。人有差异性，不同的社会同样也有差异性，何况不同的文明间差异就更大了。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有欧洲一脉相承的历史积累，历经多少波澜壮阔的斗争才水到渠成，它今天成佛也是千年修炼得来的。别的社会、国家具有自己的特征，照搬西方民主制恐怕不走火入魔也修炼成妖精了——非洲在接触欧洲文明前是一片荒蛮的世界，根本没什么民主文明发展进程，西方人以为自己真的是耶稣，把西方民主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非洲，结果今天的非洲就是战乱、种族屠杀、靠出卖资源为生的代名词，谁能说得清欧洲的民主究竟为这里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祸水？俄罗斯在冷战之后以其特有的狂暴风格执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希望一夜之间走上西方民主制，但清晨开门见到的却是混乱和贫穷两位“神仙”，结果还得依靠强硬的普京实行铁腕管理，恢复秩序，才重新迎来久违了的、连续数年的经济增长。执政能力涉及到政府的威信，也就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秩序，西方世界清楚这一个必然关系，但却告诫其他国家的人们要怀疑其政府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执政能力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阴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用武力推翻了独裁的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人却也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因为谎言在战后就被证明了——美国人根本就不是为民主而来，它真正的目的就是：石油、战略要地和打击那些与基督教世代为敌的异教徒。
改革（3）
研究历史你就会清楚，任何社会的经济改革和运行都需要一个稳定和有威信的执政者。西方世界总是希望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利益矛盾指向执政者，这实际上还是源自那个基督教世界的大阴谋：要遏制中国这个异类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历经三次改革，无论当时的改革是成是败，但每一次改革之后，中国都会前进一步，都会变得更具凝聚力，越来越向强盛的目标靠近。西方与中国打交道已经几个世纪，已经十分清楚，这个文明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一旦失去这个核心，这个文明就会重新陷入混乱，不攻自破，中国的历史已经数次证明，丧失威信的中央政府或失去统一集权管理之后的中国社会就会诸侯纷争，战乱迭起，欧洲就可以重温清帝国和民国初期那段分而治之的好梦。
拥有一个稳定、有威信的执政者其实是中国之大幸，许多国人妄自菲薄反倒是国之不幸。
我们的这场改革不仅仅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要求我们的中国文明在将来具有影响人类的能力。自然，不是希望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明间的优势对比实际上是一场能否吸收新鲜血液（即对方文明中的优势基因）而率先建立未来社会的主导文明，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融合和超越。
至于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这场改革的四大问题之一，不能等到我们的改革成功之后再索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么说不错，但这只是理论。如果从利益—地位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国际政治是种种交易的集合地，当一个国家处在博弈的环境中时，它的地位就时刻在变，此时如果有高超的谋略和预见，则可能获益匪浅。如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本来法国是一个战败国，但法国此时却表现了十分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得法国在谈判中竟然成了主角之一，有时甚至可以操纵整个局面，最终的结果是法国不但没有为拿破仑战争赔付多少，反而跻身欧洲四大强国的行列，照样操纵欧洲的一切；再如冷战期间的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十分虚弱，但凭借在美苏冷战期间灵活转换立场——在美苏的跷跷板游戏中扮演筹码的角色而左右逢源，不但一直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而且没有陷进前苏联突然衰落的漩涡中，反而是在其解体的10年前就开始了改革历程，这不是一般智慧能够预见到的；沙特至今仍是一个封建酋长制国家，沙特王室在沙特控制着巨大的权利和资源。我们都知道沙特的屁股底下有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的民主在这里止步不前，而美国却从来不对沙特大叫，甚至连一般性的外交谴责都很少，却对阿富汗、伊拉克大打出手，原因就是沙特可以通过欧佩克控制油价——1973年，阿拉伯人发动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一次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所以美国派往沙特的人从来闭口不谈什么民主。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你手中有国际交易集会中的好牌，你的地位就是主角，而主角的背后就是丰厚的演出费。
最后，无论中国、欧洲或者美洲的历史都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即任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一定要在稳定的状态中进行，清楚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否则，必然导致危机产生——你能指望混乱不堪的社会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秩序的群体才能更快地通过狭窄的通道，有纪律的军队才能打赢战争。这也是自然的规律之一，成功的改革都是在秩序下实现的。
●福音？
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场建立新国家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相比较而言，这场改革的难度和深刻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深远，甚至比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对人类社会有更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一个文明的核心，它的变革是一个文明的变革，而不仅仅是一次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的简单改革，它的文明将由此改变，也就是说受其影响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都将有所变化。另外，基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中国的改革直接涉及的人口就是世界的1/5，而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各种联系，实际上中国的任何变动都直接影响到世界，中国的力量增长得越快，对外界的影响就越深远。
现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融合两种文明的改革，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总结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包含文明融合的改革一般都是成功的，并且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国家、军事成果。如战国早期的赵国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这大大促进了赵国及整个内地的军事发展。后来满族与汉族共同形成的大清帝国也曾有过康乾盛世，这些都是著名的不同文化融合改革成功的经典例子。另外还有许多，如北魏初年的改革，元朝初年的改革，这种与中华文明结合进行的种种改革也是相当成功，既保持了少数民族和大量汉族结合政权的优势，也促进了社会的异常繁荣，马可波罗等西方人就对元王朝的富庶强盛赞叹不已。
其实，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在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并且往往带来巨大的成果。如在公元前3000～1600年中，欧亚大陆西部的雅利安蛮族曾对当时五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进行了入侵，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由此导致一系列更灿烂的文明出现，如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再如蒙古征服者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许多国家，但蒙古人遵循了成吉思汗的遗训，即可以接受当地的文明教化、只要不离开马背就可以了，这使得蒙古统治者只进行军事征服，而没有进行文明征服，这就大大削弱了当地人的抵抗意识，因而蒙古的许多帝国都相当繁荣。在现代，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它的四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接受新文明的成功改革：日本早期曾受到虾夷人的侵入，而虾夷人是外来民族，迁徙途中吸收了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由此对日本当时未开化的土著居民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文明吸收革新；第二次的大化革新，是在入侵朝鲜被唐王朝军队击退后，认识到唐王朝文明的先进性后，遂进行大量模仿唐王朝的改革；第三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对中国人而言已经很熟悉了，日本由此走上强国之路；第四次是二战结束后日本被动接受的麦克阿瑟的改革，这原本是美国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而进行的西方民主式的改革，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两种文明结合模式的改革都是相当成功的，没有这种改革，现代日本很难说会再次走上繁荣的道路——它的现代经济显然是得益于这次改革。
改革（4）
又如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为东正教的俄罗斯社会引进了天主教欧洲社会的各种先进制度，从此俄罗斯帝国开始雄踞欧亚大陆。
现在中国在经历了150年的全球化冲击后，终于有机会进行这种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了。这种改革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成功，中国必将再次走上繁荣昌盛。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中国几乎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仅以日本比较，一个岛国日本的强大就对世界和亚洲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的潜在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那将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漩涡？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等，结果都是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后来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才达到当时变法的目的。
在全球化中进行改革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关起门来的改革。
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几乎存在天然的较量。中国和印度同时都在改革，这种改革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比较竞争。当中国和印度都软弱无力的时候，两国都无力执亚洲的牛耳，也都没有能力使对方认同本国的战略，但一旦两国都开始了改革历程，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两国就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一场登山比赛，只有一个冠军，那就是第一个登上顶峰者。而两者所选择的路径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这就是两国所选择的改革之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出现了印度在长远发展上将胜过中国的论调。
如果你为中国担心，那就会认识到，因为如果中国的发展落后于印度，那么中国就将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和商业利益群体对改革效率的自信、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以及中国的外交都将受到考验，中国刚刚恢复的强者之音也就会有所调低，这是政府和民众都无法接受的。在中国也许会形成长期的动荡，这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为中国的改革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改革，但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农民对其中大多数的改革并不满意，换句话说，其中多数的改革——也许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不尽然。在中国最为鼎盛的李唐王朝，初唐的贞观之治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对隋帝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总体改革，这一时期帝国内人才济济，无论唐太宗本人还是其周围的重臣及整个官僚体系都能保持为君、为臣、为官的基本准则，政令畅通、法律清明；赋役十分清楚——“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官吏升迁公允、公开，“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能者就会得到升迁；社会和谐，官商关系正常，“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宫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所以这次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开创了享誉千古的贞观之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尽管开元盛世也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这种仅仅维持20年的盛世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成功的改革，相反，在其繁华的背后还隐藏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个如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王朝统治体系完全成功的改革怎可能导致安史之乱这么严重的国家危机呢？任何的国家动荡都不是无缘无故。在晚唐，即唐顺宗时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倡导进行永贞改革，但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无法与前两次改革时同日而语了，结果导致改革彻底失败。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8年，王莽建立大新王朝，力图“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结果导致王朝的倾覆。
公元780年，唐德宗启用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结果适得其反。
北宋王安石变法，施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整套改革，结果失败。
明朝张居正履行了“一条鞭法”，结果简明的改革变成了贪官污吏大肆掠夺的借口，社会危机加重。
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社会等级秩序历来浓厚，尽管这维持了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稳定结构，但同时也成为改革的绝对屏障。另外，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较量、分化，以此来达到新的社会平衡。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成功了一半的改革。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东正教徒、农夫及半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混合体，根本称不上文明。彼得大帝清楚这一切，他决心改变这些。当时的俄罗斯和现代中国有两点是相同的，即需要改革和战略上的出海口，不同的只是俄罗斯的出海口需要从别人手中掠夺，而我们是收复我们应有的战略出海口——台湾。彼得大帝是一位有强烈抱负，也有能力和魄力的君主，并且带有俄罗斯特有的野蛮，他首先驱逐了他的姐姐索菲亚，将俄罗斯全部的权力收入囊中，这为他后来的改革清除了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就开始了他传奇式的欧洲旅行和学习，从1697年起先后游历英国、荷兰和德国等地，接着他在1698年夏天悄悄回到皇宫，然后就开始了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第一个被他改革的是领主谢英的胡子，这是一位十分忠于彼得、颇有功勋的军队将领，彼得从欧洲回来后就召见了他，然后就拿起剪刀剪掉了他的大胡子。要知道，胡须在东正教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①然后是被称为“恺撒大公”的罗莫丹诺夫。
“这个改变俄罗斯人外貌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中，似乎倒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②
改革（5）
彼得大帝首先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迫使整个宫廷内外接受了欧洲那种不留胡须的文明生活，然后他就转向了民间，自然彼得不可能继续挥舞剪刀剪掉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大胡子，于是他动用了国家税赋权力。“要留胡须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需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③彼得就是用这种方式首先剥夺了人们对改革的反对意志，然后开始了一场完全按照彼得意志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另一个方面，彼得也在尽心竭力。那就是要在他统治期间为俄罗斯夺取一个出海口，尽管这表面看起来不属于改革内容，但却和俄罗斯的国家长远利益及这场改革息息相关。17世纪的俄罗斯尽管已经拥有相当辽阔的领土，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俄罗斯北面是北冰洋，几乎终年封冻。“17世纪俄罗斯的辽阔领土事实上切断了和海洋的联系，失去了广泛利用的廉价交通的可能性。”④漫长的海岸线中只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可以使用，但即使是在这里，一年之中也有9个月处于封冻期。再者，这个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