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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中东人的缺失，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探寻话题，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有一个族群在大约5000年前开始有这个习俗（被认为是开颅手术的时间则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的乌克兰就有发现），并且从他们的分布上来追寻他们迁徙的痕迹，事实上，在史前时期从欧洲到中国腹地，一直到南美都有白人的存在，迁徙传播了风俗不能排除在外。最初这一风俗的根源在哪里，我没有答案，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中东地区是否真的没有这个风俗，我们也期待最终的确定，不必事事都一定从中东传出。大多数文明与传统发源自中东就足以说明问题。
姜太公钓鱼的历史故事据说发生在中国的西北，但是陈先生却根据今天的民俗发现西南地区确实有无钩钓鱼的事实，他们就是云南布朗族和芒人。其主要原理是利用某种鱼咬食的凶狠。直钩并非不可以，但是需要饵食，必要时还需要网兜补充。许多今天看来怪诞的古代奇闻，未必不可信，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改变，会使今天的人们对于古代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产生许多误解。书中类似的趣文还有《民族志中所见的石烹技术》，读此文我马上想到的是著名的云南小吃——用石头放入汤中煮熟鱼片的“英雄救美”，还有就是由“保暖的小屋”想到的蒸汽浴——从中东到北欧十分兴盛。
《也探马的起源及其他》中，“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乌克兰草原无疑是最早发现驯马证据的地区”。我觉得有关马的起源问题可以与头骨穿孔一起讨论，以方便绘出族群的迁徙路线，因为早期的迁徙动力肯定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同期的文化传播也应该有某些相似性。美洲无马的问题其实长久以来也总是缠绕着我。据说最早美洲其实是有马的，后来的消亡似与冰河时期有关。这个要确定在什么具体时期消亡才有头绪，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美洲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做出初步考虑。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马是可以通过大陆迁徙的，但是人类的迁徙可以不受陆地的限制，木筏船具都可以让人自由迁徙，人类只要依靠水中的鱼虾就可以解决食物问题；但是马属于草食动物，所以只利用船只和木筏是不能带去马匹的。从这个特殊的例证上，或许可以推断出白令海峡冰原消失的年代。
上文中有一段题外话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谈到北方草原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对于商周的影响时，陈先生说：“殷墟发现的贝，来源于我国台湾、南海甚至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湾和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殷墟的玉料，则有一部分是从我国新疆和阗来的；至于占卜用的龟甲，来源更为广泛，一些特别的种类，分别产自我国海南岛、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甚至日本等地，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我们想像之外”。老实说，它们没有超出我的想像，但殷墟的贝壳竟然有南非的产地还是让我目瞪口呆。看来我还是猜想得不够大胆，远没有事实本身走得更远。事实上，可以看到周朝时期具有明显的非洲人特征的玉器，并且殷商墓地也挖掘出过白人尸骸①。所以人种上的迁徙是一定有的，最终的问题只是“数量”这个关键问题。仅从壁画上看古埃及的统治者就很让人兴奋：既有高鼻子的拉美西斯二世，也有黄种人，如阿蒙，还有示巴女王等黑人。这些事实说明3000年前的全球人种杂居，不是今天的格局。今天的人种如此明显集中，也验证了我的理论：大约2500年内迁徙渐趋停止，使人种局面在上古与今天完全不同起来。换句话说，远古人类是非常开放的。因为民族国家以及宗教的缘故，人类越来越封闭隔绝起来。
不管陈先生是否同意，这本书补充并解决了我的许多问题。从《埃及的玦形耳饰》中我得知这样一条信息：“玉玦或其他质料的玦形耳饰，常见于我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亚洲大陆自西伯利亚向南、经过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华北、华南至印支半岛以南，西达印度半岛的东面，岛屿由日本北海道至九州、中国台湾、菲律宾，南部最远可达爪哇及新几内亚，在史前和历史时期都出土有玦饰”。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13节 读《考古随笔》（2）
文中说：“玦饰是一种环形带有缺口的器物”，“长期以来，它差不多成为中国古代饰物的一种代表。可是，这种独特的耳饰并非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独有，古埃及人也把它作为饰物使用”。古埃及的该种饰物饰“是埃及新王国时代（第18…20王朝，约前1567…前1085）最流行的装饰品。材料包括肉红玉髓、碧玉、雪花膏石、玻璃、釉彩陶和贝类等等，用途据说也是把它的缺口紧紧套住耳垂”。“如果说玦形饰物是单一起源的话，……显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高兴！
在《南美洲考古所见操蛇神像及其他》一文，陈先生开篇即断言：“美洲文化源于欧亚大陆，这是考古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对于其间文化传播的时间和方式，则迄无定论。关于亚洲东部，特别是古代中国与美洲古代文化的相似性，张光直先生用‘环太平洋的文化底层’释之，这是充分认识到两者在深层次上的相似类似的一面，而目前又没有办法认定传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使然。最近，新的线粒体DNA研究，认为南太平洋新西兰岛上的毛利人，系距今5000年前后自中国东部沿海辗转而来。这至少说明在白令海峡沉入海底以后，亚洲大陆的古代居民不可能就此放弃向太平洋以及美洲的迁移和开发”。
有关这里的“南岛人”推论似乎还可以有别的猜测，如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古埃及文字出现于4000年前①（见本书第38页），似乎可以推测为真正的推动源泉在古埃及那里，当然那些古埃及人在到“南岛”区域的同时也到了中国沿海。
陈先生把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归为“大耳青铜头像”，以前人们只关注到眼睛，这次考古学家们看来也注意到了耳朵。在《三星堆大耳青铜头像与古代耳部变形风俗》一文中，陈先生认为三星堆的“硕耳”从何而来不好确定，“因为无论是中原还是楚地，抑或中亚、南亚，考古上都不见这种独特的耳部造型”。而我认为那里的“硕耳”很可能来自“牛”，并且那里本身就出现了许多牛头似乎也可以佐证。我的解释是，三星堆群体流行古埃及的哈特尔女神崇拜，她的表现通常为“眼睛符号”或者牛头牛面，两者三星堆都不缺乏。并且在一些哈特尔的人头像中“牛耳”是特别得到夸张的一部分。
在《吃的悲剧》一文中，从现代环保观念出发，对人类的自我中心和无止境的吃喝，作者摘取了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类必将毁于自己之手”！我深以为是。
说到“飞去来”器，一般人就会想到澳洲土著，在我书桌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飞去来”器，是老公从澳洲带回的，因为太精致了所以从来不舍得一试身手看它们是否真的会“飞去来”也。无疑这个器具确实具有这个“飞去来”的功能，只是操作者恐怕需要一定的训练。作者提到古埃及也有此种宝贝，并且一般为富家子弟所拥有。查阅网络资料发现，1922年在埃及的图坦卡蒙坟墓里挖掘出过“飞去来”器的记录①。两者的共同功能都是用来猎取水鸟，看来是在水上使用了。埃及出土的“飞去来”器是制作于公元前1330年前后，但发明与使用的时间恐怕可以追溯到更远。
《再谈飞去来器》中，作者谈到中国3000年前的新疆也有此物！我后来在新疆的博物馆里也确实看到了实物。这个物品之奇巧，一般人连使用都不会，更不用说独立发明了，所以我认为“飞来去”地区在史前的文明联系是肯定的，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带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是这么说的：“传统认为马的驯化与印欧语系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方法自然是使用语言生物考古学，“因为印欧语系的词根，包括马、家畜和马车的字眼，但却少见谷物的名称。很多研究者由此推测印欧语的祖先擅长畜牧，最初是从乌克兰草原迁移印欧各地的。”自从我接触文明源探索以来最让我惊奇的事情莫过于语言生物考古学的介入了。
在《毛利人来自中国——DNA讲述的故事》中，作者再次告诉我们，“语言学的证据”“直接指向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台湾海峡两岸”。毛利人传说，他们是大约一千年前从新西兰东北部3000公里的库克岛过来的，并且不是偶然漂流而去，而是在“有目的的旅行中”发现澳洲大陆的。在此篇文章中提到著名的DNA推理：人类来自非洲。线粒体DNA是只能通过女性遗传的特殊基因，80年代就是根据线粒体DNA技术把人类的起源推测到2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老祖母的。同样根据这项科技，科学家竟然推测到最初到达新西兰的妇女是50…100人。由此陈先生推测说：“仅就女性的人数，就不能用波利尼西亚的渔民偶然漂流发现新西兰的说法来解释，因为不可能有乘载100个妇女并且还是由女性驾驶的大渔船。由此看来，毛利人传说的有计划的发现大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文中还提到1970年代新西兰的探险家已经证明人类能够利用简陋的小渔船，在太阳和星星的指引下横渡太平洋之间的岛屿。并且一些植物也证明了这次迁移的可行。
这后面的几篇文章也很有趣，是深入考古之后才能感受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些手段和方法使考古学之下的历史成为“专业”。
《尼安德特人不再是人？》谈到著名的欧洲早期居民，对于他们是现代人的祖先还是已经灭绝的人类旁支，已经争论了许久。中国人最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了那么多的古人类，发现了那么多化石，怎么可以说中国人是外来的呢？其实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现象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
德国和美国的科研小组都得出了20万年前在欧洲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前灭绝的结论，他们使用的技术依然是DNA。那么中国的古人类为什么就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事实上，上海复旦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及多基因疾病课题组”已经做出了DNA测试，表明今天的中国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没有联系。许多人怀疑尼安德特人消失这个结论，并且怀疑DNA的技术，“但是最近这次德国和美国科学家的工作程序是经得起考验的”。根据人类进化树的时间表，根据DNA技术，专家推断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之一。
在《史前的石刀刃有多锋利》中，陈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人的门，它让我们知道古代生活中隐藏了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奇迹，比如石刀的锋利程度可能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
陈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让我这个考古的门外汉大长见识。尽管我也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业余考古爱好者，看来一直停留在口头水平。在《从食物质量的变化研究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有一个奇怪的结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变化结果竟然是“食物质量变差了”。陈先生说，这“提醒我们农业社会的部分因素确实可能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更有甚者，美国学者戴蒙德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原因是“在限制人口和试图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之间，人类被迫选择了后者”。我认为事实有可能正是如此。每一步深入历史，我都发现以往的自己是多么无知，今天的人类是多么不了解他们的祖先以及祖先的动机、心理和曾经所处的环境与难题。由于考古学的技术支持条件的改善，确实在20世纪许多旧的结论正在改写。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人在对我的文明源探索面前的茫然甚至愤怒，看来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技术革命在考古学中的运用是一定要推翻他们部分熟悉的历史条文的。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做好知识与心理的准备。
2004…04…12初写
2004…10…19修改
第二部分 跟随张光直先生的足迹第14节 从“山崇拜”说起（1）
孤陋寡闻如我，以前没怎么看到过有“山崇拜”的提法。说实在，一开始我就对于是否真有“山崇拜”是有迷惑的，但是最后却越来越肯定。
一想到“山崇拜”，我首先是想到的是高耸入云的埃及“金字塔”。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建造如此宏大的建筑实在出人意外。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以此来模仿什么？除了金字塔可以作为坟墓之外，我的第一猜测是他们在仿造一座山。
高山可以与天连接，与神仙沟通，从而达到形而上的目的：为精神或灵魂找到某种合理的出口，“复活”以及生命的困惑就这样得到古人们的终极理解。
然后我想到的是，许多中国人喜欢居住在大山里的“山情结”（有关这点在《向东向东，再向东》中有所论述，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高人”都喜欢住在山里）、悬棺现象，也是相关的迷惑点。
最后是一些古代常见的符号，它们提示了我“山崇拜”的可能存在。越来越多的此类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春秋战国时期有大量的“山形镜”，不仅有“四山镜”，还有“五山镜”、“六山镜”，一个文字被艺术化并广泛出现在古镜上，非常罕见，似乎仅此一例，所以我认为这个“山”不是今人理解的普通的“山”字，应该是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类宗教符号。今人对这个现象的淡漠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可能：可能在远离今天的上古时代，“山”文化所依赖产生的自然条件消失了，所以这个崇拜也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我确定“山”形为有宗教含义的符号的原因是因为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著名的帛画中竟然也有“山”形符号①。在这幅举世闻名的T形帛画中，每一个符号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我认为“山”形符号在帛画正中的出现绝对不是多余的摆设。最初我在考虑帛画中的“山”形时曾疑问过那是不是一堆“火”，三个向上的苗头实在像火苗的蓬勃状。甲骨文的“山”与“火”确实也是“形近易淆”，一般需要“于文义求之”也是一个原因。
后来我看到更多的“山”形符号，并且许多根本不像火苗，在最上头是平顶的，如新石器时代的良渚玉器中就是这样。“山”字镜里的山也多是平头。渐渐就与“火”可以分辨开了。
最后发现，这个“山”形符不仅中国有，而且在玛雅文化中也有出现，并且与“T”字符和“羊”头符放在一起，这更坚定了我的推测：他们是具有明确崇拜含义的符号！也就是说，在古代千百种原始崇拜中，“山崇拜”确实是存在的。②
“山”形很可能在另外的场合有“火崇拜”的意义。一个图形完全可以同时表达两种含义，例如古代的“王”字与“玉”字实际上都是三横一竖，但是他们却表达了两种含义，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看出来。而“玉”之所以为“王”或许是“玉”为“王”独有的现象造成的，是一种借指。人类认识到火的功用之后，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它几乎成为一个种族最重要的生命之源，一个群体的搬迁过程中最受保护的就是火种了，某些原始部落也确实有“火崇拜”。“山”与“火”这两个象形文字在最初或许也是一种借指，“火”多产生于“山”，所以起初合而为一，最后又发展分离。在写此文几天后我读到拉尔夫一句话：“事实上，所有这些金字塔都与大火炉的比喻意相关”！①并且，“山”形符号有“外国”的含义。
这里还要切入另外一个问题。古代的星星，在埃及画中描绘出来的图像与今天的“火”字很接近，会不会由于这个原由也归于一个“山”字了呢？因为闪烁的星星就是“火”，火苗就是“山”。所以最终的火崇拜、星星崇拜与山崇拜都归结为一个“山”了呢？山东大汶口文物上出现的“太阳”、“山”与“火”并列，似乎也说明了类似的可能。
中国历代的皇帝始终保持着崇拜山（比如泰山）的习惯，并且作为一个固定的仪式每个皇帝一定会以某个形式去朝拜。那么最初的帝王真的是冲着山本身去的吗？没有天空的星辰与火崇拜的意愿在内吗？总之，“山”在古代并不简单，起码在古代人眼里远比在今天“可爱”。今天的“山”是障碍，是贫穷的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呢？
《史记·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这句话说明了凡是受天命而做帝王的人必须到最高的山上用“封”礼来祭天，再到高山下面的小山上用“禅”礼来祭地。……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