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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这才真是生死患难弟兄。”
就这样，在贺大哥的爱里，我度过那一串难忘的好日子。
部队整编期间，我们看到了由后方寄来的国立编辑馆编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书内有文章记述了两年前跟随我们部队转战南北的四存中学学生，于河北衡水与日军激战，那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少年居然能够单独战斗，勇猛异常，上百同学与多位老师均壮烈战死，因而获国府明令褒扬，着将光荣事迹宣付国史，且令地方于收复后建祠纪念。
我们读到这册教科书，在悼念为国捐躯的青少年勇士之余，也为他们名垂青史感到安慰。然而，我们又得知：衡水战役后不久，八路军集结贺龙、刘伯承、吕正操三万大军将我们的部队层层包围于深县北马庄，血战两夜一昼，双方死伤惨重，被俘之四存中学学生三百人之多，因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身分，竟全被枪杀——这一史实则未见载于教科书中——我们真不禁要问：政府要“容忍”到几时呢？
另一桩令我们悲愤的事发生了，随军电台的同志传来“新四军事件”：
近年来，驻防江苏安徽地带的新四军（原是中共红军，七七战起，接受政府正式改编，给予国军番号），曾不断袭击敌后的国军与民团，扩张武力与地盘，自行成立政府，企图消灭苦撑在敌后的江苏省政府——如今，则更违抗统帅部调动他们北上与日军作战之命令，反而围攻中央军第四十师于三溪——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事态太过严重，无法再忍，下令还击——约两周后，电台同志告诉大家：经过剧烈战斗，新四军溃退，军长叶挺被俘。
我并不为此高兴庆贺，因为我清楚知道：无论如何这又是一场国人同胞自相杀戮的大悲剧。我心痛。我中弹的右肩已不再流血，我的心在淌血——
我们的部队开拔赴中条山时，贺大哥坚决要我和贺蒙退伍。他要贺蒙去投军校炮科（那正是贺蒙所渴望的），要我去大学读政治系，而他要到中央述职，并且奉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正好带我们一路入川。
“你们年纪还很小，已经真刀真枪地跟敌人拚过命，对国家也交待得过去了，深造后，还有的是报国机会，”贺大哥一再劝阻我和贺蒙随部队开赴中条山，又劝阻我和贺蒙同入军校，“你俩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政治，将来军政配合，好好给多难的祖国做点事！”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已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感的部队。在离开部队前夕，我们又听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率领我们在太行山上与日军苦争恶斗忠贞爱国的总指挥——张荫梧将军，在被八路军指控为“摩擦专家” 之后，接着竟被当时我们的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免职”处分。我们的部队不禁一时哗然。那位挂满“为国流血纪念章”的老排长，气得一面跳脚，一面咒骂：
“他娘的，逼人造反呀！要不是军人讲服从，我不去揪住程潜老家伙的鼻子骂他一脑袋浆糊才怪哩！”
官兵们差不多是人人流着泪，开赴中条山的。唉，那真是一支好部队。
贺大哥带我们经陕入川。贺蒙做了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入伍生，我经贺大哥的协助，以战区学生的身分被教育部保送到重庆沙坪坝一家国立大学，做了一年级生。那年，我二十一岁。
三十九
贺大哥在复兴关受训，每个星期日，不是他来沙坪坝看我，就是我去复兴关看他。现在他是我在重庆唯一的亲人了。我和成都的贺蒙约好每周必定通信一封，一开始尚能维持原议，日子一久，贺蒙的信便疏少了，他本来就不太爱写信，每周准期来信时，也不过草草数语如电报一般；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却从不欢喜在嘴上或纸上宣泄的人。
我每周和贺大哥见面时，他总要请我吃点好菜，四川话叫“打牙祭”。我们的牙祭打得很小，一盘榨菜炒肉丝或麻婆豆腐，两碗红烧牛肉面或双料排骨面（两块炸排骨），便很心满意足了。我们发现若干馆子门口挂着供应“飞机空来的大虾和海蟹” 的红条子，价目贵得惊人，据说每次到便争食一空；我们只有望“条” 兴叹，并对那一批食客发生反感，并非嫉妒他们吃得太好，只是觉得他们何必在这苦难的时代，非要如此摆谱儿，显示阔绰不可？
学校伙食很不好，两盘蔬菜中，用显微镜看，可以发现两片肉，米饭是名噪一时含有谷、稗、砂粒甚多的“八宝饭”，那实在还不如太行山上的黄小米饭好吃。不过，大家很少怨言，因为那伙食是白吃不付钱的，那是吃的国家发给战区学生们的贷金。比较有小办法的同学，都自备一个小菜罐，里面装满大头菜、榨菜、辣酱，有大办法的同学则把腊肉、香肠塞满罐子里，更有办法的同学则干脆不进大饭堂，顿顿径自往福利社或沙坪坝街上吃馆子。
我是属于根本“没有菜罐阶层” 的人，和我同样的同学并不太少，有时他们故意吃得慢，为的等候女同学走后，可以把她们桌上剩下的一点菜悄悄地端过来，再吃两碗饭。当过了丘八的我，不知怎么变得比以前还要害羞，我始终不好意思吃那种菜，我宁愿多干塞一碗“八宝饭”。同桌的同学，曾顽皮地对我说：
“张醒亚，你怎么不肯吃这菜呢？女同学嘴上筷子上的余香犹存呢！”
住的地方，是大宿舍，上下床。我本来被分配在下铺，可是睡上铺的那位同学又瘦又矮，上来下去很感吃力，我便自动提出和他调换，他非常感激。床上臭虫颇多，不过我那遍生过“抗战虫”的身体，已经习惯这些小生物的袭击。重庆的蚊子很厉害，被叮上就会“打摆子”（严重的疟疾），贺大哥已给我买了一个小蚊帐，同时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
“只有重庆城中心七星岗一带从来没有蚊子，传说是因为当年赵云守巴州的时候，下过命令不许蚊子进城，以免把守军咬得不能作战！”（后来我得以知道七星岗地势高，蚊子很难飞上去）
我的衣物早在太行山上失落一光，现有的一切虽然简到无可再简，还都是贺大哥赠送的，我若如此长期做他经济上的包袱，委实有些不安。可是，我又无其它方法赚钱，我总不能裸醴上课。我只有尽量刻苦节俭。
贺大哥受训期满，仍旧奉命回平津工作。他改由湖南、江西、浙江，经上海再北去。行前，他带我去看了他的两位好友，殷切托咐他们给我照拂。他又陪我去看了当初姑父提过的两位我的父亲的旧友，那两位老人家热心地告知以后一定会给我帮助。
贺大哥给我留下五百块钱，他说：
“看起来，这笔钱不算少；可是，想供你在大学用四年，是绝对不可能的。以后物价恐怕还要涨，也许两年之后就不够买一只皮鞋了。然而，手边总不能不留一文钱。希望一、二年内我能从平津回来——”
“也许一、二年内我们就胜利了！”我满怀希望地。
“不可能，”他摇摇头，“起码还得四、五年。我并不是唱低调，我实在害怕一些人盲目地自我陶醉，误以为胜利很容易很快可以到来，便完全摆脱开自己应该对国家担负的职责，苟且偷安甚或花天酒地，坐等胜利。大家都如此，胜利则永无一日到来。我决心承返敌区，证明我并非对抗战前途悲观；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奉献出我的最后一滴汗，最后一滴血——”
停了一下，他握紧我的双手，接着说：“我在天津曾暗自许愿：我一定得把你带到四川念大学。因此在太行山上，我几乎每天为你的安全担心，每次战役之后，我最大的快乐便是发现你仍然健在。最后一次，我不顾一切脱离开部队去寻找你，也正为此。现在总算如愿以偿，这次回到天津，我也算是有颜面向你的姑父母交差了——只是我走后，你必须切记住三件事：第一、身体要继续锻炼，保持住你已往良好的基础。第二、功课要念好，以后中国绝不再需要“不学无术”的政客，而是需要真正有学问的政治家。第三、不要为外界某些黑暗面的现象，动摇了你对抗战的信念——例如一些人藉抗战发了国难财，他们的生活，你当然会看不惯；可是，那终归是少数的败类，绝大多数军民正和你我同样地在咬紧牙根勒紧肚皮努力奋斗。凡是从前方或敌后来的军民对某一部分人的奢侈享受无不痛心；痛心则可，灰心不必，他们那是自掘坟墓，终有一天会被这大时代淘汰淹没。目前一般朋友、同志间正流行着几句愤愤不平的口头禅——‘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吃苦，后方苦吃！’、‘前方混身流汗，后方满嘴流油！’、‘前方冰天雪地，后方花天酒地！’——希望这些话不会影响你的情绪。”
我连连点头称是。
“你有没有嘱咐我的话？老弟！”贺大哥反问我。
“没有甚么，”我说，我的眼泪已经涌了出来，“只祝您千山万水平安渡过，到天津，请代我问候我的姑妈、姑父、表姊、表哥、高小姐，还有，还有——”
“怎么咽下去了？是不是还有唐琪？”
我尽管摇头；内心却已承认。
“你已经好久好久不提起唐琪了，”贺大哥说，“可是，我知道你一时不容易完全将她忘干净的。对了，我还有第四件事嘱咐你，那就是：如果你能发现一位理想的可爱的女同学，也有很自然的接近机会时，我赞成你谈恋爱。因为你不重新获有爱人便无法淡忘下唐琪。所以，我希望你，更祝福你，在这里能遇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孩子——”
四十
贺大哥走了，我开始在重庆度过寂寞的秋天、冬天——
在学校中，我一天比一天认识了更多的人；可是，我实在仍是寂寞的，因为在茫茫人海中，再寻觅到一位爱我如贺大哥的人，真是难如登天了。
贺大哥抵达上海曾寄我一封航空信，那是他寄到香港友人处再转寄给我的，他信上说动身去津在即，一旦他会到我的姑父母，便要他们也按照香港转信的办法和我通信。
当年冬天，日军偷袭珍珠港，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启幕，香港不久被日军攻陷，我与姑父母通信的计划成为泡影，贺大哥的消息也自此中断。
我遵照贺大哥临行的嘱告过日子：一心一意致力于读书，和动。我随时都警惕自己：要冷静，要缄默，要不多言，不多语，不惹人厌。我似乎变年长了许多。当这年冬天，我生平第一次在沙坪坝一家小理发馆里刮剃胡须时，我曾相当严肃地对自己说：
“张醒亚，你开始是个大男人了！今后一切得像个大男人样儿！”
同学们的联谊组织花样百出：各省市同乡会、中学时代同学会、墙报社、诗社、文学社、各种球队、基督教团契、音乐研究社、美术研究社、平剧研究社、国术研究社、国际问题研究会——应有尽有。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团体。后来，由于我说的国语还相当标准，便被同乡同学拉到“冀平津同乡会”做了一名挂名会员。
我在学校中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在许多大出风头的同学中，我显得那么平凡。不过，我是个成绩优良的好学生，冬季大考以后，学校通知我，自下学期起，我可以获得“林森主席奖学金”。
重庆的冬天很冷。雾虽然很讨厌，我却天天盼望清晨有浓雾，有雾才会有太阳，有太阳气候才会稍稍暖和。我用贺大哥留下的钱，买了厚棉絮、中英文字典、跑鞋，几乎用掉五分之一，想买件大衣再也舍不得了。宿舍和教室里都没有炭火，阴雨的时候冷得难挨。狠狠心，再买了一条棉絮，夜间加盖在身上。白天在教室，就没办法了，总不能披着棉絮听课呀！一下课，我就奔往操场，跑两个圈，身上热烘烘的怪舒适。这是我白天唯一御寒的办法，也正为此，我的径赛成绩能够保持，并且日益进步。
在宿舍中，我的内务弄得特别整齐，倒是“有口皆碑”的。睡在我下铺的那位同学，因为他身量很矮，大伙儿便赠了他一个绰号——“最低领袖”。他一向最不会整理内务，时常挨军训教官的骂，我便开始代他整理。他是一个忠厚的带几分愍气的贵州人，每当我为他服务时，他总是咧着嘴抱歉地说着感激的话。我告诉他：
“不要客气。最高领袖和最低领袖，我们都应该拥护。”
体育课程和军训课程，我都得分最多，尤其是军训。军训教官对我非常亲近，因为他一眼便看出了我曾经当过丘八。一些同学对军训特别不予重视，完全抱着“吊儿郎当”的态度，操作不认真，对教官嬉皮笑脸，这一现象着实使我这来自敌区与战区的人吃惊不已。大后方的青年为何竟会如此？我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过，当课程进行到实弹打靶时，全级同学似乎一致大感兴趣。男同学们个个擦拳磨掌，希望多打中几环，显显威风；女同学们扭扭捏捏，挤在一堆，又害怕放枪，又不甘心在男同学面前弃权。结果，男同学们尽管伸出脖子用尽眼力瞄准目标，成绩和一律闭着双眼缩回脖子盲目开枪的女同学，并无二致。吃鸭蛋的有一半以上；其它顶多三抢打中个十环八环。虽然有的同学知道我当过兵，但也从未重视过我这个兵。当我不慌不忙地卧倒、瞄准、开枪，红白两色小旗首次在远远的靶子后面同时举起摆晃时，同学们哗然一声叫了起来：
“啊，十二环！”
“也许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不知是谁在后面说。
没有回头置理，我继续依照规定再打第二枪与第三枪！两次红白旗再度相继举晃，两枪都是正中红心——十二环！
“好枪法，三十六环呀！”一些男同学欢呼地把我举起来。女同学们也都热烈地鼓掌，北方女同学们连说：“真棒！真棒！”四川女同学们连说：“硬是要得！硬是要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校中“出头露面”。
接着在春季动会中，我的四百公尺以五十三秒八、八百公尺以二分十一秒、四百公尺中栏以五十九秒九的成绩，破了过去全校纪录。自此，知道同学中有个“张醒亚”的人便更多了起来。
我一点也不敢骄傲，城一如往昔地沉默而谦逊。
由于春天到来，同学们个个精神奋发。嘉陵江畔和沙坪场茶座里，多得是活泼快乐的青年男女们。我仍是寂寞的，虽然有了许多见面打招呼、点头、握手的熟同学，但是迄未有一个相知太深的知己。“最低领袖”和我比较要好，他是三民主义的虔信徒，每天抱住一大堆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籍钻研，他又能背诵整本的英文版三民主义，这颇使不少同学钦佩。他对于马克斯、恩格斯、唯物论等学说也下功夫研究，他时常讲：
“要明了这些共产主义的谬论所在，才能认识出三民主义的正确伟大！”
我受了他的感染，便经常一块陪他读这些书。可是，我一直没有向他透露：我在太行山被共产党的军队偷袭，几乎送命的故事。那时候，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口号仍在后方喊得起劲，共产党印行的“新华日报”天天都大批地送到学校来，从无人干涉同学阅读。“新华书店”出版的大力为共产党宣传的书，也到处公开发售。我想，我最好还是安心读书，休谈“党”事。
同学们每当看到我和最低领袖在一块聚精会神地看书，便一拥而上：
“喂，春天不是读书天呀！人人都在展开‘春季攻势’，唯有你们两个按兵不动，真泄男同学的气！”
熟一点的同学，干脆把我们手中的书籍一夺，向天上一抛。最低领袖连忙接住，并且往怀里一搂：
“别开这么大玩笑，这些国父遗着是我的圣经啊！”
拗不过大伙儿时，我俩便陪他们到女生宿舍附近转几个圈，有的同学轻悄悄地把预先用蝇头小楷写好的追求信，偷偷插进女同学信栏上，有的必恭必敬地转托代交，有的勇气十足地面交本人——然后，我们便到沙坪坝茶座“摆龙门阵”，“摆”的题目仍是“季攻势”。
我插不进嘴，也无话可插，在他们滔滔不绝的议论与评论中，我只能做一个旁听者。我似乎对于他们把全副精神都花在女同学身上有点反感；可是，我又觉得他们应该谈恋爱，这是每人都应该经过的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如果说这些大学生谈爱谈得过早，那么，我自己岂不是比他们更早了好几年吗？我没有理由非议他们。
他们首先兴致勃勃地给一些女同学“打分数”。从不及格到最高的九十分，都被分配妥当；也有过于认真的人，为了一、二分之争，辩论得面红耳赤。
打完了分，他们便集思广益地给一些女同学起“外号”。
经过一致决议，许多“外号”出了：
披衣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