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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厌胜”具有无限的神秘力量，但并不是这种力量是不可破除的。文中有破解厌胜术的情节，说的正是富翁因心生怀疑，后破船取出木龙，把它扔进沸油里煎，木工在隔壁家里发病了，知道事情败露，过来请求饶命，但富翁不管他的请求继续煎木偶，木工倒地身亡。据说当厌胜之物被发现时，只有把它投到火里或沸油里煎才能破除它的巫术效力，主家才能重获平安，而作孽者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木工厌胜”虽借助了超自然的神力，但这种超自然力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最终还是可以被人破解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人们并不否认神秘力量的存在，但他们同样相信这种力量是可以被破除的，尤其是有着邪力的所谓妖魔鬼术。
有时候，木工作案不慎被主家发现，亦可由害人之术成为吉人之道，如清代褚人获《坚瓠余集》“木工厌胜”条所述：
“木工造厌胜者，例以初安时一言为准，祸福皆由之。娄门****造楼，工初萌恶念，为小木人荷枷埋户限下。李道见，叱问之，工惶恐，漫应曰：“尔不解此耶？走进娄门第一家也。”李道任之。自是家遂骤发，赀甲其里。”
娄门的李某建楼，木匠要施厌胜术，刻了个肩扛枷锁的小木人，偷偷地埋在门槛下。这显然是下镇物，诅咒人家。可是，正往门槛下埋的时候，被李某看到了，喝问他在干什么。木匠慌了，应付说：“您还不懂这个吗？这枷，叫做走进娄门第一家。”后来，李某真的发了家，成为娄门一带最富有的人。这段故事，讲门槛下面埋镇物的厌胜之术，而本来是致祸的镇物，因为木匠当时于不得已之中说了句祝福的话，便成了“祸兮福所伏”。
另有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咒法》一书中，也大量搜集了有关“木工厌胜”的材料。据他摘引，仅古籍中的此类记载便有宋洪迈的《夷坚志》丙志卷十之“常熟圬者”、谢在杭的《五杂俎》卷六、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二之“解魇魅”、清杨式傅《果报闻见录》之“工匠魇魅”、王凝斋《秋灯夜话》、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二之“工匠魇咒”、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六、袁枚《续子不语》卷七之“勒勒”、程趾祥《此中人语》卷三之“匠人”、诸联《明斋小识》卷六之“魇人自敝”和“木龙”、东轩主人“述异记》、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民国柴萼《梵天庐丛录》、郑逸梅《梅瓣集》和汪大侠《奇闻怪见录》等。魇魅方式不外这样几种：做木人或纸人藏匿于新宅内，施咒作法，使其行魅，让主家遭致祸祟。如施放恶鬼偶像，则有恶鬼袭人；藏匿女人偶像，则有美人夜夜陪睡，使被魅者精力枯耗；如刻数人****，则主家会有相应的****甚至**；如女子蹲踞状，则女主人夜夜起夜便溺；或魇人发狂，或致人病痛，或书家道败破的凶兆，或写若干年后破产的恶咒，或画枷锁使主人吃官司……
可见，“木工厌胜”的民间信仰和习俗在中国古代相当盛行。所以，为防止木工作祟或无意中冲撞了某方神灵，民间建造房屋大都要施术设祭来防御，如在房基底下埋鸭，“鸭”与“压”谐音，表示压土压邪，称之为压土镇宅等，且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防御方法和仪式。
三、“木工厌胜”的产生根源
“木工厌胜”是古代的一种行业民俗。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木匠和其他工匠一样由于机遇的难觅和命运的多舛，普遍比较迷信，他们往往求助于冥冥中神灵的保护。于是，木匠通过对祖师的祈祷和祭祀、语言和行为的禁忌、行话和隐语等，甚至借助古代巫术的威力，发明了“木工厌胜”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求得自身的安全和劳作的顺利。
究其产生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为满足木工们自我生存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安全的需要。这是“木工厌胜”产生最直接的原因。由于木工在封建社会中属于下层劳动人民，其经济收入的低下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又致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自私自利的心理，所以在对待木工时，即便是他们精心为自家设计建造房屋，有些主家也会在食物或工钱款待上亏待木工。更不用说那些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封建地主或封建官僚家庭了，对以手艺为生的木工更是看不起，而且会很不尊重他们，甚至做出不付工钱等劣行，在很多的民间故事中就有地主虐待木工的说法。木工为了给自己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必要的社会尊重，当然最终是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以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于是“木工厌胜”应运而生。这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作为下层社会代表的木匠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安全而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
张紫晨先生在《中国巫术》一书中提到关于巫术的原理。他说：“巫术所担负的都是人的现实能力所不能及的事，都是用人们一般生产和生活技能不能控制的事。越力所不能及，越不能直接控制，便越产生出控制的要求，于是便借助巫术来达到这个目的。”对于木工来说，可能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心理，他们利用某些巫术原理、巫术观念和手段，尤其是巫术中“变化莫测的心理能量”，创造出了“木工厌胜”这种行业民俗。巫术是外物对人的刺激和这种刺激所引发的重要心理活动及文化现象。人类对外界的感知量和刺激量，一旦转化为精神上的心理量，便在行动上具有直接的表现。原始人群及后来未开化的民族，在对客观的感知上，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感官经验，而是为许多复杂的观念和各种潜意识所笼罩，因此他们感知外物的被动性远远大于主动性。巫术以它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错觉和幻想，在这认识的被动与精神的主动（能动）上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被动和主动之间得到了调解。但是，在实际上人的内在世界与真实存在的外部世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是无法用巫术来缩小的。“木工厌胜”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巫术的这一基本原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木工厌胜”中的理智并不是来源于实体的客观刺激，而是来自经过心理作用变幻了的歪曲的客观刺激。它所虚构的幻象，是主体以自身的错觉、幻觉及由此产生的判断，从而代替了客体的本质。古代木工利用人类对巫术力量的恐惧和信仰，从而创造出了具有神秘色彩的新型巫术形式行业与巫术结合的“木工厌胜”，自此木工这个行业开始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出现在世人眼中，也赢得了别人的“畏惧”，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请木工作活的主家们。于是相应地出现了一套款待木工的礼仪，如请木工为自家盖房，第一餐款待的菜肴中有一个必须是白糌肉。即使是主家过于热情把白糌肉做成了红烧肉，也会被认为是对木工的极不尊敬，从而招来祸害。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木工是利用了人们对原始信仰的坚信和对神秘力量的愚昧，因此满足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同时获得了必要的心理安全。
其次，体现了先民们根深蒂固的万物有灵论。这是“木工厌胜”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万物有灵论产生于原始社会人类智力低下阶段，即认为所有有形或无形的自然因素、自然力及自然现象都具有灵魂，形成了灵物崇拜和灵魂观念。这表现在人类自身便是鬼神信仰，即有死亡只是**的死亡之说，而灵魂却可以继续存在于世，并对活着的人类产生庇护或骚扰的作用。鬼神信仰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形成一个民族国民性的重要原因。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是任何一个原始氏族过渡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必经的发展阶段。原始时代的人无法解释自然现象，自身现象，对自然界中无以驾驭的东西都认为是神灵的意志，对自身的死亡认为是灵魂的游离与附着。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闭性形成了中国人生活领域和生产方式的同一性，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在与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国人务实重生的鬼神观念，其鬼神信仰的特点表现为“祖先崇拜”和“泛神论”。
“木工厌胜”正是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把作案用的小木偶削得“似人似鬼”，披头散发、凶神恶煞，被厌胜暗算的主家所发生的灾难症状更是被形容成如鬼怪作祟。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习惯于将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因于鬼神。从先秦儒道的鬼怪信仰到魏晋志怪中的鬼话，再到唐代人鬼故事，以及后来的广为流传的聊斋志异，更是加深了中国人对鬼神的信仰和敬畏。于是，“木工厌胜”中鬼怪作祟之说也自是理所当然了。当一种说法被民众流传愈盛，不管消息源的真假，到后来也就似乎与事实更加接近了，于是“木工厌胜”的传说越传越神。
最后，民间文学的发展与旺盛也为“木工厌胜”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我国的民间文学相当发达，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形式，即娱乐和教育了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某些生活方式，更是培养了一大批讲述故事的能手和职业的故事家。在封闭的小农社会，人们在茶余饭后无事可干便话家常、讲故事，于是关于“木工厌胜”的传说日益丰富起来。而且越是在封闭的地区，这种传说越旺盛，人们也更信之为真。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其《传说论》中曾提到关于传说的演变和可信程度，“这一伙走江湖的工匠，顺应着当时古老的传说，为造就自己家门的声望、地位，多年来做了很大的努力；这一痕迹不仅在此，在其它地方往往也是可以见到的。”传说在演变的过程中常常与当时当地的民俗民风紧密结合，从而形成它的“合理的解释”，即所谓的“传说合理化”，于是增加了它的可信程度。“木工厌胜”的传说也是如此，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但又各有千秋。
四、“木工厌胜”的消亡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提高，也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快节奏和多样化，人们的迷信观念、鬼神观念也日趋淡薄，信仰方式也不断简化，流传了几千年的“木工厌胜”也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它曾经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将长存于史。
其次，体现了先民们根深蒂固的万物有灵论。这是“木工厌胜”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万物有灵论产生于原始社会人类智力低下阶段，即认为所有有形或无形的自然因素、自然力及自然现象都具有灵魂，形成了灵物崇拜和灵魂观念。这表现在人类自身便是鬼神信仰，即有死亡只是**的死亡之说，而灵魂却可以继续存在于世，并对活着的人类产生庇护或骚扰的作用。鬼神信仰不仅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形成一个民族国民性的重要原因。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是任何一个原始氏族过渡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必经的发展阶段。原始时代的人无法解释自然现象，自身现象，对自然界中无以驾驭的东西都认为是神灵的意志，对自身的死亡认为是灵魂的游离与附着。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封闭性形成了中国人生活领域和生产方式的同一性，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在与其他宗教思想的融合中，形成了中国人务实重生的鬼神观念，其鬼神信仰的特点表现为“祖先崇拜”和“泛神论”。
“木工厌胜”正是在万物有灵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把作案用的小木偶削得“似人似鬼”，披头散发、凶神恶煞，被厌胜暗算的主家所发生的灾难症状更是被形容成如鬼怪作祟。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习惯于将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因于鬼神。从先秦儒道的鬼怪信仰到魏晋志怪中的鬼话，再到唐代人鬼故事，以及后来的广为流传的聊斋志异，更是加深了中国人对鬼神的信仰和敬畏。于是，“木工厌胜”中鬼怪作祟之说也自是理所当然了。当一种说法被民众流传愈盛，不管消息源的真假，到后来也就似乎与事实更加接近了，于是“木工厌胜”的传说越传越神。
最后，民间文学的发展与旺盛也为“木工厌胜”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我国的民间文学相当发达，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形式，即娱乐和教育了民众，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某些生活方式，更是培养了一大批讲述故事的能手和职业的故事家。在封闭的小农社会，人们在茶余饭后无事可干便话家常、讲故事，于是关于“木工厌胜”的传说日益丰富起来。而且越是在封闭的地区，这种传说越旺盛，人们也更信之为真。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其《传说论》中曾提到关于传说的演变和可信程度，“这一伙走江湖的工匠，顺应着当时古老的传说，为造就自己家门的声望、地位，多年来做了很大的努力；这一痕迹不仅在此，在其它地方往往也是可以见到的。”传说在演变的过程中常常与当时当地的民俗民风紧密结合，从而形成它的“合理的解释”，即所谓的“传说合理化”，于是增加了它的可信程度。“木工厌胜”的传说也是如此，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但又各有千秋。
原《大木匠》的一些章节
第1章马木匠
说的是旧时在川渝之地有一个木匠，姓马，这个马木匠可不一般，可以说是个奇人。
马木匠大约出生在晚清时期的1880年，在少年时便已经艺满出师，年纪轻轻就被圈子内的木匠称为“大木匠”，在当时，马木匠是巴蜀木匠派系的扛鼎之人，他不但年纪轻，手艺高，而且品性好，远近闻名，有口皆碑。
马木匠年纪轻轻便被人称为大木匠，雇主们异口同声说他的手艺出神入化，而一些同行则说他会鲁班术，关于他的故事和传闻很多，但他到底会不会鲁班术，这却只是人们口说相传，并没人亲眼见到过。
马木匠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他曾经是晚清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的座上客，为张、李两家祠堂打造过木工，在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段祺瑞都曾做过他的雇主，后来的大军阀吴佩孚、阎锡山、冯国璋也曾请他打制过宝座，据说在大上海十里洋场一手遮天的杜月笙、黄金荣都和他拜过把子，川中大军阀刘文辉刘文彩兄弟更把他奉为高宾，让他长期为刘家做长工。
有这些经历，和近代史上那许多的名人有过交情，马木匠一生完全可以衣食无忧，妻妾子孙满堂，也不用再四海奔波操劳，但他却打了一辈子光棍，而且坚持靠手艺吃饭，一把年纪了还依然拎着木匠家伙事走南闯北，并且特立独行，从不攀附任何一个强权豪门，与他们的交往，仅仅就是雇佣关系，你出钱雇我上门做木工，我完工收钱走人。
木匠行业有句俗语叫“一个木匠不算木匠”，木匠是需要合伙人或是帮手、打下手的，毕竟很多大工程一个木匠接不下来，另外，很多木匠活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比如锯木头，一个人可能要锯上大半天，但两个人拉大锯，半个时辰就搞定，再比如造房子立柱上梁，几百斤重的大木头，一个人如何扛得动？木匠一定得有人帮衬，或是学徒，或是其他的木匠，大家一起干。
但马木匠行走江湖，恁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为雇主造房子，打制成套家具，哪怕再大的工程，比如为军阀修造大宗祠，他一个人干还能保质保量完工，甚至比多个木匠一起干还要快，而且做工更加考究精美。这就是本事，也叫竞争力！
雇主付他一个人的工钱便能干完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才能做的活，不请他还请谁？为此，马木匠一年四季从不缺少豪门大雇主，雇主们排队等着马木匠上门是常有的事。自然，眼红的同行也不少，但不遭人嫉是庸才，马木匠知道自己会得罪人，却也无可奈何。
马木匠施工快，不要帮衬，但也有个死规矩，那就是他在雇主家里干活施工时，不许雇主家人看。如果被人看了哪怕是有人悄悄藏在一边偷看，马木匠也总能轻易知晓，并且还能找出偷窥者当场对质，很多人都说马木匠背上长了一对眼睛。
马木匠干活一旦被雇主家人偷看了，他便会立马收拾家伙事走人，不管活计干没干好，干过的活茬也不收工钱这个规矩他在接活时就会向雇主禀明，绝大多数雇主也都遵照而行，哪怕上述那些权柄滔天的大军阀、大官绅也得照办。
话说转眼到了抗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