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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抗战时期，敌后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解决抗战的物资供应，在那里能站住脚跟。第五，有一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人民武装，它是敌后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它在敌后可以动员和组织强大的人民武装。第六，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它有丰富的领导农村根据地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开辟敌后战场的斗争中，最初游击战争是在山区进行，如五台山（第一一五师）、太行山（第一二九师）、大青山（第一二0师）、茅山（新四军）。接着，在实践中发展了平原游击战（如冀中、冀南）。后来，游击战争又发展到河湖港汊地区（如长江流域水网地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军作为主要作战对象，轻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日军主力逐步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十分害怕，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哀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技，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敌华北方面军特务长平次郎也说：“华北共产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将来扩大充实，实为帝国大患”。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牵制了侵华日军的大多数，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
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逐步进行一些反攻战役，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逐步改变了敌强我弱的战争格局，为整个民族民主革命胜利都奠定了基础。
三、敌后抗战的发展过程
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开辟新局面和大发展时期（1937。11—1940）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三大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建立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四大战略支点。1937年9月，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的率领下，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创建了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春夏，该师又相继建立了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林彪率领下进入汾河流域，以吕梁山为依托，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并数次击溃进犯黄河河防的日军，保卫了河防战略要地和陕甘宁边区。同年9月下旬，第一二0师在贺龙率领下，进入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随后，由李井泉率一部向绥远发展，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中、绥南和绥西抗日根据地。太原失陷后，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率领下，进入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政权，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之后，又建立了冀南、豫北抗日根据地。同时，党在山东的地方组织先后在鲁西北、冀鲁边、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胶东、鲁东南和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八路军一部进入山东同当地游击队汇合，恢复了大片国土，使山东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迅速地发展起来。1938年3月至4月，新四军各支队分别向皖南、皖中集中。军部由南昌迁至皖南岩寺（7月又从岩寺迁到泾县云岭）。党中央给新四军发出了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许多指示，要求新四军主动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南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要求到农村组织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先后向华中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和以藕塘、半塔集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到1938年10月，取得了巨大成就，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以及华中地区的皖南、苏南、皖中、豫东等10多块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特别是把华北作为战略重点，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1938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就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尤其在军事上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蚕食和分区“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共50万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反“扫荡”斗争。在华北，八路军依靠群众，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坚持山地游击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0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地消灭敌人。在冀中，第一二0师在接连三次粉碎日军的疯狂“扫荡”之后，于1939年4月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一举歼敌700余人，取得了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1939年11月，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0师的配合下，在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了伏击围歼战，消灭敌人1500多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在冀南、晋冀豫、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在华北军民的对日作战中，1940年的百团大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阻滞日本的南下北进计划，动员105个团的兵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长达5000多公里的广阔战线上，向日寇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次战役历时3个半月，进行了1824次战斗，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虏大批伪军和日军，破坏了大量铁路、公路、车站和隧洞，摧毁了日伪军大量碉堡和据点，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在攻坚战中损失较大，伤亡17万多人。百团大战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分割和包围，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提高了党和党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对坚持抗战，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2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新四军军部，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4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这样，华中抗日游击战在大江南北的敌后展开。为了支援华中敌后战场，1940年5月，党派黄克诚率领八路军一部12万多人，开赴皖北，与新四军会合，共同打击敌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壮大。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在冯白驹的领导下，团结汉、黎、苗各族人民，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清乡”和“扫荡”，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新的发展。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共拥有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二）克服严重困难和坚持敌后抗战时期（1941—1942）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由上升转入下降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法西斯势力在军事上暂时占着优势，使整个世界卷入了空前的战争灾难。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扩大，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另一方面，由于法西斯势力的暂时猖獗，给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日本为了把中国作为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于是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对沦陷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在华北，日军把1938年底在华北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扩展为凶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淮治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然后对这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德、日法西斯在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暂时得势，促使国民党内部反共投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在“曲线救国”谬论的掩饰下，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军事将领，纷纷投敌，充当伪军，与日军相配合，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此期间华北地区又连年遭受水灾、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这些都加大了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
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根据上述指示，各根据地大大加强了地方部队和民兵建设，整顿和健全了地方部队的建制和指挥，普遍地设立了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力军是骨干，地方军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军和民兵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中起来，配合主力军或转化为主力军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游击区，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军进行反“蚕食”的斗争。采取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对敌人点、线的正面，由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组成防线，乘敌立足未稳之机给予坚决打击。对敌人在游击区的据点、碉堡，实行围困或集结主力，予以拔除。在敌人点、线的后面，我则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敌人，使其腹背受击，顾此失彼，进而粉碎敌人的“蚕食”。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我军进行反“清乡”斗争。采取“敌进我亦进”的方针，组织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紧密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组织和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并逐步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以至成为敌后根据地，使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在敌后根据地即解放区，针对敌人的“扫荡”政策，我军民进行了反“扫荡”斗争，创造了一整套对付敌人的办法。主力部队以一部分兵力分散与民兵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战术消灭敌人；同时进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粮食和物资，并保护了人民利益。大部分主力部队则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薄弱据点，造成敌人的恐慌与混乱，当“扫荡”的敌人疲惫时，则进入内线，灵活集结主力，各个歼灭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
在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了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见此情景挺身而出，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等5人，为掩护4个县的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3人壮烈牺牲，2人被救脱险，被人们称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军合围的情况下，亲自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事例，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革命精神。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敌后军民的英勇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再发展和对日反攻时期（1943—1945。8）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歼灭德军33万人的巨大胜利，随即转入了战略大反攻，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境内。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也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对日军发动了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解放区战场经过1943年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