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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CD盘掉下来，落到地板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它像一颗珠宝一样闪闪发光。我捏着边缘捡起来。没有商标，商家在上面写着“CD…R，80分钟。”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有一个办法能查明，我赶紧跑上楼，打开我的电脑。
十一
我把光盘送进光驱，屏幕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密码：
MVD
纽瓦克，新泽西
六位数的密码。我输人她的生日，无效。我试了试塔拉的生日，无效。我输人我们的纪念日，然后又输入我的生日。我试了试我们的自动柜员机密码。统统无效。
我向后一靠。这可怎么办？
我盘算着给里甘侦探打电话，但是现在已临近午夜。况且，即使我能和他联系上，我怎么跟他讲？“喂，我发现一张CD盘藏在我的地下室里，快过来？”不，歇斯底里在这儿不管用，最好表现出冷静，佯装理性，耐心是关键。通盘考虑一下，我可以明天上午给里甘打电话。再说他今晚做不了什么，也不会做什么。还是睡吧。
很好。但是我还不打算就这么放弃。我拔号上网，找出一个搜索引擎。我输人纽瓦克的MVD，一行字跳了出来。
MVD——最有价值的侦查。
“侦查？”
有一个链接联到一个网址上。我点击它，MVD网址出现了。我迅速瞄了一眼，MVD是一群“专业私人侦探”，他们“提供秘密服务”。他们提供在线背景查询，收费不超过100美元。他们打出了“查明那个新的男朋友是否有犯罪记录！”和“你的老情人在哪里？也许她仍在思念着你！”诸如此类的广告词。他们将为用户进行更加“认真、细致的调查”。他们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全方位的调查实体”。
因此我问自己，莫妮卡有什么东西需要调查？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MVD的号码：800。一台机器接的电话——鉴于现在这个时间，没什么好惊奇的——告诉我说他们非常欣赏我的电话，他们的办公室将于上午9时开门营业。那好，到时我再打吧。
我挂上电话，按了下E：光驱的弹出键。CD盘滑了出来。我捏着边缘拿起来，想查出点线索。没什么新发现。事情明摆着，莫妮卡曾雇佣MVD调查过什么事，而且这个CD盘里包藏着她想调查的内容。对我来说这还称不上一个英明的推论，但它是一个开端。
话又说回来。事实是，我不知道莫妮卡想调查什么，或者为什么，或者与此有关的任何事。但是如果我是正确的，如果这张CD盘确实属于莫妮卡，如果不论什么原因他曾雇佣过私人侦探，自然而然就可以推断出，她将不得不向MVD支付上述服务的费用。
我点点头，好的，一个更好的开端。
但是——困惑也随之而来——警察已经彻底清理了我们的银行账户和金融记录。他们严格检查了每一笔交易，每一笔签证买卖，每一笔签名支票，每一笔自动柜员机提款。他们看到过一笔支付给MVD的钱吗？如果看到了，他们要么什么也没发现，要么是决定不告诉我。当然，我可不是一株盆栽植物：我的女儿没了。我也曾检查过那些金融清单：没有向任何侦探机构支付过钱款，也没有任何不正常的现金提款。
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这张CD盘是旧的。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我不认为我们其屮任何人在袭击之前六个月检查过交易记录。也许她与“最有价值的侦查”的关系是在此之前。我也许能全面核对此前的清单。
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点。
这张CD盘不是旧的。我对此相当肯定。这也没多大关系。我想了想，时间段与此无关。关键问题是：莫妮卡为什么雇佣一个私人侦探？那片可恶的CD盘上的密码是什么？她为什么把它藏在地下室的隐蔽处？黛娜·列文斯基与此有关吗？最重要的是，它与袭击有什么关系吗？或者所有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吗？我向窗外望去。街道上冷清清的，静悄悄的。郊区沉浸在梦乡里。今晚不会得到更多的答案了。上午，我将带着父亲作每周一次的散步，之后给MVD打电话，也许甚至会给里甘打电话。
我爬上床，等待人眠。
凌晨4点，埃德加·波特曼床边的电话响了起来。埃德加被猛地惊醒，从梦乡中回过神来，摸索着拿起电话：》
“什么事？”他咆哮着。
“你说过我一知道就打电话。”
埃德加揉着脸。“你有结果了。”
“是的。，’
“那？”
“它们是吻合的。”
埃德加闭上眼。“你有多大把握？”
“这是初步结果。如果要带到法庭上去，我还得有几周时间把情况搞清楚：但那只足遵循必要的程序而已。”
埃德加不由自主地哆嗦着，他谢了谢那个男人，把电话放回电话机，准备了起来。
十二
次日早晨6点，我离开家，沿着街区走去。我用一把大学时就开始用的钥匙打开门，进入我孩提时代的家。
岁月对这个住所并不友好，不过话乂说回来，当初它就没有出现在花园洋房中（除非也许曾被当做“以前的”个别对比照片）。四年前我们换掉了粗毛地毯——蓝白斑点的地毯颜色快褪没了，线都露了出来。其实它是向我取代了——剪得很短的毛磨光了，成了办公室那样的灰色，这样我父亲的轮椅就可以自由地移动。此外一切照旧。擦得铮亮的边桌上还摆放着一些拉多牌的瓷器小玩具，它们是很久以前远涉重洋从西班牙运来的。假日小酒店风格的小提琴和植物果实油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哪怕一点音乐细胞或者嗓音甜美——依然装饰着漆成白色的木质格架。
壁炉架上方有一些照片，我总是逗留在那里，凝视着妹妹斯泰西。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或许我知道（我在寻找线索，寻找预兆）。我在寻找这个年轻、脆弱、受到损害的女人的任何一点暗示：竟然从街上买回一枝枪，向我射击，伤害我的女儿。
“马克？”是妈妈。她知道我在干什么。“过来帮个忙，可以吗？”
我点点头，朝后面的卧室走过去。爸爸正在一楼睡觉，这比坐着轮椅想方设法爬楼梯容易些。我们给他穿上衣服，就好像给湿砂子穿衣服一样。父亲懒洋洋地左右晃悠着。他的体重有突然失重的趋势。母亲和我对此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能使这个任务轻松些。
再见时，母亲吻了我，嘴里散发着淡淡而熟悉的薄荷香气，夹杂着烟草的味道。我曾催促她戒烟，她不停地许愿，但我知道这事永远也做不到。我留意到她脖子的皮肤松松垮垮的，金项链几乎嵌进了肉纹里。她俯身向前吻了父亲的脸庞，嘴唇在上面多停留了好几秒钟。
“小心点，”她告诫我们。之后又重复一遍，她一直都这么告诫我们。
我们上路了。我推着爸爸穿过火车站。我们住在一个有短途交通车辆的小镇上。大多数时候，男人们，当然也有女人，都在排队，身上穿着长大衣，一手拎着公文包，一手端着咖啡杯。听起来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在9点到11点之前，这些人对我来说是英雄。他们一周五次乘坐那可恶的火车。他们乘车赶到霍伯肯，然后换车。火车把他们带到纽约市。有人会奔向33大街，再换车去市中心。其他人会乘车去金融中心。它现在又开张了。为了自己爱着的人，他们每天都在作出牺牲，压抑着自己的愿望和梦想。
我口了以靠整形外科挣钱。这样爸爸就能得到更好的照料。父母就可以搬到一个好地方去，雇一个全职保姆，找一个能迎合他们更多需求的地方。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靠更频繁地在这条线路上旅行向他们提供帮助。坦白地说，这样的工作会使我厌烦。因此我选择从事一些更令人兴奋的工作，做我喜欢做的事。因此，人们认为我是英雄，认为我是作出牺牲的人。说句实话，谁愿意与穷人打交道？他们往往更自私。我们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需要。对我们而言，仅仅为养家糊口而工作并不是全部。养活我们爱着的人是次要的。我们需要的是个人的满足感，即使牺牲家人的要求也在所不惜。现在，我看着那些穿长大衣的人麻木地登上开往新泽西的火车。虽然他们经常痛恨他们要去的地方，痛恨他们从事的职业，但终究还是得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家庭，为了使配偶、儿女、可能（仅仅是可能）年高体弱的父母生活得更好。
因此，说句实话，我们之间谁应受到崇拜？
每周四，爸爸和我都是沿同一条路线散步。我们在图书馆后面的公园里绕圈0公园里的橄榄球场上人声鼎沸，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此情此景似乎使父亲非常舒心。我们停下来，深吸了儿口气。我看了看左面。几个健康的女人正在进行减肥慢跑，身上穿着薄如蝉翼的莱克拉弹性纤维纱。爸爸看上去非常安静。我笑了。也许爸爸喜欢这个地方跟橄榄球没什么关系。
我不记得父亲过去的样子了。当我绞尽脑汁回想时，一幕幕像闪电一样浮现在脑海中个男人的朗朗笑声，一个小男孩粘在他胳膊上，吊在半空中荡来荡去。我记得我曾深深地爱着他，我想我永远都会这样。
16年前，爸爸第二次中风时，说话变得极为吃力。断断续续地只能吐出只言片语。他往往几个小时，有时几天一言不发。你会淡忘他的存在。没有人真正知道他是否有理解能力，他是否患上了典型的“表达失语症”能够理解但不能沟通——或者是更严重的什么病症。
但是，我上高三时那个6月份炎热的一天，父亲突然伸出手，像鹰爪一样抓住了我的袖子。当时我正准备出门参加一个晚会。伦尼正在门口等我。父亲冷不丁地抓住我使我很扫兴。我低头看着他。他脸白如纸，脖子上青筋暴突，当时的情景把我吓坏了。此后好几年时间，他的这副表情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坐进他旁边的椅子，他的手仍然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爸爸？”
“我理解，”他恳求着。我的袖子被他抓得更紧了。“请。”每吐出一个字都是一场战斗。“我还能理解。”
这就是他全部的话。但已足够了。我理解的意思是：“即使我不能说话，或者作出反应，我也理解。请不要让我闭嘴。”医生曾一度认为他得了失语症。之后他再次中风，对他到底是否能够理解，医生们更没有把握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自说自话——如果能理解我的话，那就应该跟他说话，如果他不能理解，说说又有何妨？——我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所以我跟他说话，什么事都告诉他。刚才，我告诉他的是黛娜·列文斯基来访一事——“你还记得她吗，爸爸？”——还有隐藏的CD—事。
爸爸的脸庞凝固了，一动不动，左脸下翻，呈倒钩状，好像被刀砍过一样。我常常希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那场“我理解”的对话。我不知道两害相权哪个更重：什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自己真实的困境。或者也许我确实知道。
我正在溜冰场旁边转第二个弯，这时我发现了我的岳父。埃德加·波特曼坐在一条长椅上，一身雍容华贵的便服，双腿交叉着，裤子樊得笔挺笔挺的，锋利得可以切西红柿。遭到枪杀后，埃德加和我试图保持一种她女儿在世时所没有的关系。我们曾一起雇了—家私人侦探所——当然了，埃德加知道哪家最好——但他们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间，埃德加和我都对虚伪感到厌烦。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使我浮想起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当然，埃德加出现在这里可能是个巧合。我们住在同一座小镇上。人们之间不时地碰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我知道问题并不在此，埃德加不是那种有事没事逛公园的人。他是在这里等我。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相信我喜欢眼前的情景。我推着轮椅向长椅走过去。埃德加一直盯着我，一眼也没有向下看我父亲。好像我正在推的是一辆购物车。
“你母亲告诉我到这里来找你，”埃德加说。
我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出了什么事？”
“坐到我这边来。”
我把父亲的轮椅放在左边。我放低脚闸，父亲直愣愣地看着。他的头耷拉在右肩上，这是他疲劳时的一种姿势。我转过头，面对着埃德加。他交叉的双腿放了下来。
“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把这事告诉你，”他开始了。
我让他停了一会儿。“埃德加？”
“嗯。”
“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他点点头，对我的直率表示欣赏。埃德加不是那种讲客套的人，他说：“我又收到一个要赎金的便条。”
我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知道我希望听到什么——也许是发现塔拉已经死了——但他刚才说的是……我不是很理解。当我打算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时，看到他的膝盖上有一个小背包。他打开背包，取出一件东西。是个塑料袋——就像我们上次见到的一样。我斜视着。他递给我，我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我眨眨眼，看着塑料袋。
头发。里面是头发。
“这是他们的证据，”埃德加说。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看着这些头发，把包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他们知道我们会有疑虑，”埃德加说。
“谁知道？”
“绑匪。他们说给我们几天时间。我马上就把头发交给了一家DNA实验室。”
我抬头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头发。
“两小时前初步结果出来了，”埃德加说。“在法庭上还不能用，不过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些头发与一年半前送给我们的吻合。”他停了停，倒吸一口冷气。“这些头发是塔拉的。”
我听着这些话，但并不理解。出于某些原因，我摇摇头表示否定，“也许是他们以前留下来的……”
“不，他们还作了年龄化验。这些头发来自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看得出来这些并不是我女儿纤细的婴儿头发。她不会再有这样的头发了。她的头发应该已经变得又黑又密……
埃德加递给我一张便条。我依然是一头雾水，从他手里接过来。字体与18个月前收到的便条一模一样。折痕的顶端一行写着：
想要最后一次机会吗？
我感到胸口被深深戳了一下。埃德加的声音似乎突然远去。“也许我本应马上告诉你，但明显这是一场骗局。卡森和我不想让你不必要地满怀希望。我有些朋友，他们能很快就得出DNA化验结果。上次寄来的头发我们还有。”他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一动不动。
“她还活着，马克。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也不知道下落，但塔拉还活着。”
我的目光停留在头发上。塔拉，它们属于塔拉。闪闪的光芒，金色麦穗的颜色。我隔着塑料袋爱抚着它们。我渴望伸进袋子里去触摸我的女儿，但我想我的心脏会爆裂。
“他们又要索取200万美元。便条再次就报警一事警告了我们——他们宣称有内线。他们又送你一部手机。我把钱放在汽车里了。也许我们还有24个小时。这是他们留给我们进行DNA化验的时间。你得准备好。”
我最后读了一下便条。接着看了看轮椅上的父亲。他依然凝视着前方。
埃德加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很富有。我想是的。但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我是借钱，而且……”
我转身对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双手哆嗦着。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活钱。我又不是钱做的，就这样。”
“你这样做我很吃惊，”我说。
我立刻看出来，我的话伤害了他。我想收回来，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这样做。我游离的目光转向我父亲。爸爸的脸色还是很僵硬，但是——我靠近看了看——他脸庞上有一颗泪珠。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爸爸以前经常这样，通常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刺激。我并不将此视为什么信号。
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穿过橄榄球场，越过门柱和两个带着小孩慢跑的女人，大约100码开外的街道上。我的心沉了下去。站在人行道上、回头看着我、双手插在衣袋里的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和黑色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扬基帽。
我不能保证是同一个人。红黑相间的法兰绒很难说是不同寻常的打扮。也许是我的想像——我离他相当远——但我认为他正在对着我笑。我感到整个身体在抽搐。
埃德加问：“马克？”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话。我站起来，眼睛一直盯着。起初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朝他跑过去，
“马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搞错。我不会忘记，闭上眼就会看到他。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希望的就是这样的时机。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希望会带来什么。我径直朝他跑过去。因为不会搞错。我知道他是谁。
当我离他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时，那个男人举起手，朝我挥了挥。我一直向前，但我已经看出来这是徒劳的。我只是刚刚穿过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