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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里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知道对此感受如何，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坦然面对自己时，我对妻子的感觉一直是没有头绪。莫妮卡拥有那种高贵的美丽，过于完美的颧骨，丝缎一样的笔直黑发，羞羞答答的牙关紧闭症既令人烦恼，又让人兴奋。我们的婚姻是传统式的——由媒人牵线搭桥。嗬，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了点。莫妮卡怀孕了，而我犹豫不决。是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把我赶进了婚姻的牧场。
我从卡森·波特曼那里听说了葬礼的细节。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里惟一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莫妮卡非常敬爱他。卡森坐在我的病床边，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他的模样非常像你所偏爱的大学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几乎要掉下来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头极其蓬松茂密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加唐金＇x1＇式长发。他用悲伤的男中音告诉我，莫妮卡的父亲埃德加确信我妻子的葬礼是一件“小型而精致的事情”，说这话时他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这事嘛，我一点都不怀疑。起码是个小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不少我家这边的人纷纷来医院探望我。我的母亲——人们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房间，好像有燃料推动她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锐步运动鞋，蓝色的运动服上镶着金边，俨然一副圣路易斯公羊队＇x2＇教练的样子。尽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染色过度，发质受损，并且她身上总是散发出刚抽过烟的气息。母亲的这身打扮无助于掩盖她失去惟一孙女的痛苦。她的精力令人吃惊，日复一日地守在我床边，努力表现出不间歇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一点好极了，似乎她歇斯底里部分是为了我一样。因而，她的这种感情进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静下心来。
尽管房间里热得几乎跟超新星＇x3＇一样，尽管我不断抗议，睡觉时母亲总要额外给我再盖一条继子。有一次我醒了过来——浑身都汗淋淋的，这很自然——听到母亲在向那个戴护士帽的黑人护士讲述我以前在圣伊莉莎白医院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只有7岁。
“他感染了沙门菌，”霍尼宣布，好像在用耳语密谋一样，嗓音只比手提式扩音器大一点点。“你可从来没闻过那样的腹泻，几乎是喷射而出，真的，连墙纸里都渗进了臭气。”
“他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啊，”护士回答说。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苏醒后的第二天，当我睡醒时，母亲正站在我床边。
“记得这个吗？”她问。她手里拿着一个“爱发牢颍陌滤箍ǎ4＇”，是我以前感染沙门菌时有人送给我的，绿漆已经褪色。她看着护士，“这是马克的奧斯卡，”她解释着。
“妈，”我说。
她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今天她的眉毛膏涂得浓了些，连皱纹里都是膏膏粉粉的。“那时奥斯卡一直陪着你，记得吗？他使你病情好多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往事如潮，宛如眼前。我是因为吃生鸡蛋而感染沙门菌的。为了增加蛋白质，父亲以前总是喜欢把生鸡蛋放进泡沫牛奶里。记得当我刚一得知我得整夜待在医院里时，我吓得要死。父亲不久前打网球时崴了他那阿喀琉斯＇x5＇的跟腱，脚上打了石膏，时时作痛。可是当他看到我吓成那个样子时，便一如既往地牺牲自己。他白天在工厂里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陪我一整夜。我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待了10天，父亲在那把椅子上睡了10天。
母亲突然转过身去，我知道她也想起了这事。护士赶紧找借口离开了。我把一只手放到母亲的背上。她没有挪身，但我能感到她在颤抖。她目光向下凝视着握在手里的褪色的奥斯卡。我慢慢地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
“谢谢，”我说。
母亲拭了拭泪水。我知道，爸爸这次不会到医院来了，而且我相信母亲已经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至于他是否明白，就无从知晓了。父亲41岁那年第一次中风，也就是陪我在医院度过那些夜晚之后的第二年，我当时8岁。
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x6＇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驶罚款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干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头狗”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
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听着夜幕下的医院里的各种声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不要漫游到幼小的女儿身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思维确实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人的深渊。
后来，里甘侦探来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线索。
“谈谈你的妹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我快言快语地说。在他阐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个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着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难道我们遭到抢劫？”我问。
“我们不这样认为。好像什么东西也没丢，但那地方被搜查过。”
“被搜查过？”
“有人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一下你妹妹的情况。”
“你们有斯泰西的证据吗？”我问。
“有。”
“我不敢肯定能补充点什么。”
“你们现在关系不怎么样，对吧？”
不怎么样。这难道对斯泰西和我适用？“我爱她，”我慢吞吞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塔拉出生的时候？”
“是的。”
“哪儿？”
“我在哪儿见到她的？”
“是的。”
“斯泰西来医院了，”我说。
“来看她侄女？”
“是的。”
“那次探望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泰西犯了毒瘾。她想抱抱婴儿。”
“你拒绝了？”
“对。”
“她生气了没有？”
“她没哈反应。我妹妹冷漠时非常平静。”
“但你把她赶出去了？”
“我告诉她，除非她彻底戒毒，否则她不能介入塔拉的生活。”
“我明白了，”他说，“当时你盼着那样会迫使她重新进行康复治疗？”
我当时可能轻声笑了。“没有，不完全是。”
“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我想起了全家福上的微笑，想起了那个笑盈盈的女孩。“我们用更严厉的话吓唬过斯泰西，”我说。“问题是我妹妹并不想戒毒，没有毒品她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对她康复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实在是没法吐出这样的话。“把女儿交给她我不放心，”我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里甘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你们什么时候搬进现在的住所的？”
“莫妮卡和我四个月前买的这栋房子。”
“离你们长大的地方都不远，是吧？”
“是的。”
“你们彼此相识的时间长吗？”
一连串的询问搞得我莫名其妙。“不长。”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小镇长大的吗？”
“我们是不同一圈子里的人。”
“我懂了，”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四个月前你买了这栋房子，而你有六个月没有见到你妹妹了，对吧？”
“对。”
“你妹妹从没来过你现在的住所？”
“没有。”
里甘转向我。“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套斯泰西的指纹。”我一言不发。
“你好像不太吃惊，马克。”
“斯泰西吸毒。虽然我觉得她不会向我开枪并绑架我的女儿，但以前我低估了她堕落的程度。你们搜查过她的住处吗？”
“自打你被枪击后就没人见过她，”他说。
我闭上眼睛。
“我们认为，这样的事单凭你妹妹一个人是干不成的，”他接着说。“她可能有个同伙一个男朋友，一个毒品贩子，某个知道你妻子娘家非常富有的人。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说。“既然这样，你们认为这事从前到后是一起绑架阴谋，有什么依据没有？”
里过搔着下巴上的黑痣，之后微微耸了耸肩。“但他们试图把我们俩都杀死，”我接着说。“从死去的父母身上怎么能索取赎金呢？”
“他们可能因为吸毒过量，导致出了个差错，”他说，“要么也许他们想从塔拉的外祖父那里敲诈钱财。”
“那他们怎么还没有敲诈？”
虽然里甘没有接话，但我知道答案。迷醉状态，特别是在开枪后，对吸毒者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吸毒者不会处理矛盾，这是他们最初吸毒的原因之一。逃避，遁世，消失，一头扎进吗啡的世界里。
媒体将铺天盖地地报道此案，警察将展开调查。在这种压力下，吸毒者们将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会放弃一切，溜之大吉。
而且他们会销毁所有的证据。
但是两天后，就有人索取赎金。
既然我又恢复了神智，枪伤也康复得出人意料地顺利。可能是因为我集中精力康复身体，也可能是因为在亚紧张状态中卧床12天已使伤口得到了愈合，或者是因为我遭受痛苦并非出于身体原因。我想到塔拉时，那种莫名的恐惧令我感到窒息；我想到莫妮卡，想到她死在地上时，好像有把钢爪将我从内到外撕成碎片。
我想出院。
尽管身体依然疼痛，但我竭力要求赫勒医生放我出院。她注意到我正在证明一句格言，即：医生是最差劲的病人，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回家。我们一致同意一名身体治疗专家将每天上门探视我。为安全起见，一名护士将定期上门打针。
我离开圣伊莉莎白医院的那天上午，母亲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现场一给我“准备一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害怕回到那里，一座泥砖结构的房子里。我不认为看到孤零零的它会使我动情，不过也许是我思维中断的缘故。
伦尼帮我打点行装并穿好衣服。他是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荷马·辛普森＇x7＇式的浓密黑须，刚刮完脸不一会儿，胡须就会蹭蹭地向外冒。小时候，他就戴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
“至于吗？”
“所以小心点，”伦尼说。“记住你的电话——住宅电话、呼机和手机——可能被窃听。”
“我还是要问：至于吗？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伦尼舞动着双手，好像准备滑翔一样。“哎，还是小心为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听到我下面的话可不要紧张——谁不知道警察总是歪曲事实。”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你是说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仅仅因为我是父亲和丈夫吗？”
“是的，”伦尼说。
“好吧，就这样，谢谢，我明白了。”
我邻床的电话响了，可是我在房间的这一边。“你介意吗？”我问。
伦尼拿起电话。“这是塞德曼医生的房间。”他听着电话，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用了句“别挂断”，把电话递给我，好像电话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喂？”
“喂，马克，我是埃德加，波特曼。”
莫妮卡的父亲。这就是伦尼作出那种反应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