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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双眼都已带上了黑眼圏。“决心由你来下，马克。你是父亲。你不论怎么做，我们都会尊重你。但是你知道，我与联邦当局打过几次交道。也许是由于我自己感觉他们无能而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也许是我对他们持有偏见，因为我耳闻目睹过他们总是干私事。如果她是我女儿，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信他们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埃德加已经料理好了。他又轻轻地击了击掌，然后朝房门指了指。
“便条上说你应该回家等着。我想遵从是上上之策。”
三
那个司机还在那里。我悄悄地钻进车，坐到后座上。耐克包顶在我的胸前。一种绝望无助的恐惧感和怪异无比的兴奋感在心中交织。我可能把女儿弄回来，也可能把事情搞砸。
但当务之急是：我应该报警吗？
我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置之度外地冷静看待此事，权衡一下利弊得失。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个医生，以前我就作过生死抉择。我知道最佳选择就是去掉包袱，去掉多余的激情。但是我女儿正处于性命攸关之际，这可是我自己的女儿。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女儿就是我的全部。
莫妮卡和我买的房子确实离我父母现在住的那栋房子不远，我就在那栋房子里长大成人。我心里对这件事很矛盾。虽然我打心眼里不愿住得离父母那么近，但更不愿承受抛弃他们的负罪感。我的折中方案：住在他们附近，经常走动走动。
伦尼和谢里尔住在四个街区之外，离卡塞尔顿购物中心不远，谢里尔的父母就是在那栋房子里把她养育成人的。她父母六年前搬到佛罗里达去了，但是他们在邻近的罗斯兰德保留了一套公寓，这样他们就可以回来探望外孙，并免受“阳光之州”夏季烈日的灼晒之苦。
我不太喜欢住在卡塞尔顿，这座小城在过去的30年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小时候，我们嘲笑父母，嘲笑他们的实利主义和似乎漫无目标的价值观。现在我们跟父母一样，不过是他们的翻版而已。
我们把爸爸妈妈推到某个地方去养老，而我们的孩子又成了我们的翻版。但是莫里小吃店依然伫立在卡塞尔顿大街上，多数消防队员还是一些志愿者，高压线照旧紧挨着我那所古老的小学，罗克蒙特街布莱纳公司后面的那片树林还是孩子们厮混和抽烟的地方，那所高中在每年的全国性比赛中依然能获得5到8枚奖章，不过我那时候的获奖者往往是犹太人，而现在以亚裔居多。
我们在门罗大街向右拐，驶过我小时候住过的那栋错层式房子。它的外表是白色的，百叶窗是黑色的，里面有一个厨房，一个起居室，左面向上走三个台阶就是餐厅，右面向下迈两个台阶就是杂物间和车库人口。我家的房子虽然比大多数房子都要破旧些，但与街区里那些千篇一律的房子也没多大区别。惟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有一个供轮椅上下的斜坡。这是我父亲第三次中风后我们修的，那年我12岁。我的朋友们和我喜欢像踩滑板一样滑下斜坡。我们用胶合板和空心煤渣砖造了个障碍，嵌在斜坡的底端。
护士的汽车停在车道上。她只在白天过来，我们没有雇专职护士。二十多年来，父亲一直被囿于一辆轮椅上。他不能说话，嘴巴就像一个丑陋的倒钩一样斜吊在左脸上，半截身子已完全瘫痪，另一半也好不到哪儿去。
司机在达比小吃店转了个弯，我看到了我的房子——我们的房子，看起来跟几周前没什么两样。我不知道自己期盼的是什么，也许是触目惊心的犯罪现场，或者是一大摊血迹。但是两周前却没有发生这件事的一丝迹象。
我们买这栋房子的时候，它的赎回权已经被银行取消。尽管列文斯基全家在那里已经住了36年，但却没人真正了解他们。列文斯基太太看上去是个温和的女人，脸部经常抽搐。列文斯基先生是个冷酷的家伙，他常常在外面的草坪上朝她大呼小叫。他使我们恐惧不已。有一次我们看到列文斯基太太穿着睡衣跑了出来，列文斯基先生拖着一把铁锹跟在后面撵。每家每户的院子孩子们都敢抄近路穿过去，惟独他家的例外。我大学刚毕业时，有关他的一些流言飞语开始冒出来，说他强奸了自己的女儿黛娜，一个眼神凄楚、鬈发如丝的弃儿。我和黛娜从一年级起就一直在一起上学。回头想一想，我和黛娜，列文斯基肯定同班了十几年，但在我的记忆中，除非好心的老师逼迫她，否则她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的。我从来没有尝试跟她搭过话，因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我还是希望自己曾经尝试过。
我大学刚毕业那年的某个时候，也就是黛娜被她父亲强奸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列文斯基一家突然搬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银行收回了房子，并开始向外出租。塔拉出生前几周，莫妮卡和我把它买了下来。
我们刚住进去时，我常常是整夜不眠，竖起耳朵听着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声响，听着这栋房子的过去，听着屋里曾经有过的种种忧愁。我试图搞清哪张床是黛娜的，想像着她那时床的样子，和她现在的样子，但是这里找不到一丁点线索。正如我前面讲过的，房子就是泥灰和砖头垒成的，如此而已。
我的房前停着两辆奇怪的汽车，我母亲正伫立在前门旁边。我下车时，她就像刑满释放的战犯一样，向我飞扑过来，紧紧地搂住我。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那个装钱的耐克包还在我手里拎着，因此我很难对她的动作作出回应。
母亲肩膀后面，鲍勃·里甘侦探从我的房子里走出来。他旁边立着个大块头的黑人，脑袋剃得光光的，戴着副名牌太阳镜。母亲嗫嚅着：“他们一直在等你。”
我点点头，朝他们走了过去。里甘窝起一只手挡在眼前，但只是摆摆样子而已。阳光没那么强烈，那个黑人依然是冷冰冰的。
“你到哪里去了？”里甘问。我还没有回答，他又补充说，“你一个多小时以前就离开了医院。”
我想到了衣袋里的手机，想起了手里拎的这包钱。事到如今，只好半真半假了。“我去看妻子的坟墓了。”我说。
“我们得谈谈，马克。”
“进去吧，”我说。
我们都回到屋子里。我在门廊里止住脚，莫妮卡的尸体就是在离我现在立着的地方不足十英尺处被发现的。站在门厅里，我扫视着四壁，寻找着暴力的痕迹。我很快就发现了，只有一处。楼梯井附近的石板的上方有一个弹孔——由那颗惟一的、既没有击中莫妮卡也没有击中我的子弹打穿的，已经用填泥料抹平了。抹平的地方在墙上白得显眼，得用涂料刷一下。
我久久地凝视着它，直到我听到有人清了清嗓子，才回过神来。母亲揉了揉我的背，然后朝厨房走去。我把里甘和他那位伙计领到客厅里。他们分坐在两把椅子上，我坐在长沙发上。莫妮卡和我还没怎么装修这栋房子，椅子是我以前上大学时在宿舍里用的，长沙发是从莫妮卡以前的房间里搬过来的，是件一本正经的遗物，看起来就像凡尔赛宫库房里的藏品一样。
“这是劳埃德·蒂克纳特工，”里甘开口了，指着那个黑人。“联邦调查局的。”
蒂克纳点点头，我也以颔首回敬。
里甘对我挤出一丝笑意。“看到你好多了，我很高兴，”他开始说话。
“我并没好，”我说。他一脸的困惑。
“在把女儿找回来之前，我好不了的。”
“没错，当然是这样。关于这件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想接着问几个问题。”
我告诉他们我并不介意。
里甘用手捂住嘴咳嗽了一会儿。“有些事你必须得理解，我们得问如下一些问题。我并不喜欢问，我相信你也不喜欢，但我们又不得不问，你能理解吗？”
我的确也不喜欢，但这是鼓励他大谈特谈的时候。“问吧，”我说。
“能不能对我们谈一下你的婚姻状况？”
一个警示信号闪过我的脑海。“我的婚姻会跟其他什么事搭上边吗？”
里甘耸了耸肩，蒂克纳依然很冷静。“我们在了解情况，仅此而已。”
“我的婚姻与这事没有任何关系。”
“我相信你是对的，但是你瞧，马克，事实是，线索在这里断了，过去的每一天都使我们痛苦不已。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
“我惟一感兴趣的办法就是能找到我女儿。”
“我们理解你，那是我们的调查工作的重点，查明你女儿出了什么事，还有你。我们不要忘了有人也曾试图杀死你，我说得对吗？”
“我猜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我们可不能忽略其他问题。”
“其他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的婚姻。”
“这又怎么啦？”
“你们结婚时，莫妮卡已经怀孕了，对不对？”
“那……？”我闭上嘴巴。真想揍这两个胖子一顿，但伦尼的话回响在我耳边。他不在场时不要跟警察谈话，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这我知道。但是他们的语气和态度……可是如果我现在就退场，告诉他们说我想打电话给我的律师，这会使我显得好像有负罪感。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给他们的疑心提供素材呢？这样只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他们的工作方法，知道警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但我是个医生，更糟糕的是，是个外科医生。我们经常犯下这样的错误：认为我们比谁都聪明。
我坦诚地回答。“是的，她怀孕了，那又怎样？”
“你是个整形外科医生，是吧？”
话题一转把我难住了。“是的。”
“你和你的同事到国外去给病人做整形手术，病人有腭裂的，有毁容的，有烧伤的，等等，是不是？”
“对，就是这些人。”
“那时你经常外出吗？”
“相当多的时间，”我说。
“事实上，”里甘说，“在你结婚前的两年时间里，可不可以这样说，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可能比在国内的时间长？”
“可能吧，”我说。我扭动着身体靠在压扁的靠垫上。“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其中哪一点跟本案有关？”
里甘给了我一个最能使人消除警戒心理的微笑。“我们不过是想全面了解一下情况。”
“什么情况？”
“你的同事，”——他查了查笔记本——“一个叫齐亚，勒鲁的女士。”
“勒鲁医生？”我纠正说。
“勒鲁医生，是的，谢谢。她现在在哪儿？”
“柬埔寨。”
“她在给那里的畸形儿童做手术？”
“是的。”
里甘斜着脑袋，装出一副困惑的样了。“最初不是你准备去那地方吗？”
“很久以前的事了广。”
“多久以前？”
“我记不清了。”
“多久以前你取消了计划？”
“我不知道，”我说。“大概八九个月前吧。”
“因此勒鲁医生代你去了，对吧？”
“是的，没错。你的意思是……？”
他没有纠缠。“你喜欢你的工作，是吗，马克？”
“是的。”
“你喜欢到国外旅行？从事这种受人称赞的工作？”
“那当然。”
里甘夸张地搔着脑袋，以再明显不过的方式装出迷惑不解的样子。“那好，如果你喜欢旅行，为什么你取消这次旅行，反而让勒鲁医生代你去呢？”
现在我明白他的意图了。“我是中途匆匆返回的，”我说。
“你的意思是在旅途中。”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有其他的义务。”
“这些义务就是妻子和女儿，我说得对吗？”
我挺直腰板，与他对视着。“你，”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里甘平静下来，一言不发的蒂克纳跟他一样平静。“不过是想全面了解一下情况，仅此而已。”
“这话你已经说过了。”
“噢，别发火，再给我一点儿时间。”里甘翻了翻他的笔记本，“牛仔裤和一件红色外套。”
“你说什么？”
“你妻子。”他指着笔记。“你说过那天早上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红色外套。”
莫妮卡的形象洪水般地向我涌来，我尽力控制着不去想她。
“那又怎样？”
“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里甘说，“她一丝不挂。”我的心开始颤栗，这种感觉沿着胳膊传下来，刺痛着我的十指。
“你不知道吗？”
我强忍着不动声色。“难道她……？”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不，”里甘说。“除了弹孔外，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他又做着那个帮助我理解的歪头动作。“我们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发现她死了。她经常在这里裸体展示自我吗？”
“我告诉过你。”我努力跟上他的思路，“她当时穿着牛仔裤和…件红色外套。”
“那就是说她当时已经穿上了衣服？”
我想起了淋浴的声音，我记得她走出来，将头发甩在身后，躺在床上，把牛仔裤套到屁股上。“是的。”
“肯定吗？”
“肯定。”
“我们把整个房子都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一件红色外套，当然也没有牛仔裤。她有好几套衣服，就是没有红色外套。你不认为这很奇怪吗？”
“等等，”我说。“她的衣服不在她身边吗？”
“不在。”
这不合情理。“那我看看她的衣橱，”我说。
“我们已经看了，当然，你可以去看。但是我还想知道的是，她穿完的衣服在衣橱里是怎么摆放的，你能告诉我吗？”我回答不出来。“你有枪吗，塞德曼医生？”
又转到了另一个话题。我努力跟上他的思路，但是脑袋天旋地转。“是的。”
“什么式样？”
“一枝史密斯&威森38式手枪，是我父亲的。”
“你放在哪儿？”
“卧室壁橱里有个小隔间，它就在顶层一个保险箱里。”里甘的手向后伸去，拖出那个金属保险箱。“是这个吗？”
“是的。”
“打开。”
他把箱子扔给我，我接住了。灰蓝色的金属冷冰冰的。不仅如此，令我吃惊的是它轻飘飘的。我把密码锁转到右边的密码上，把它打开。我拨开那些法律文件——汽车契据、房契和资产评估证一但这只是增加了我的紧张感。顷刻之间我就明白了，那枝枪已不翼而飞。
“你和你妻于都是被一枝38式手枪击中的，”里甘说。“但是击中你的那枝似乎失踪了。”
我怔怔地盯着那个箱子，好像我盼着那件武器突然在里面现身一样。我绞尽脑汁，但怎么也弄不明白。“知道枪的下落吗？”我摇摇头。
“还有件奇怪的事，”里甘说。
我抬头看着他。
“你和莫妮卡是被两枝不同的38式手枪击中的。”
“请再说一遍？”
他点点头。“哎，我也是难以置信。我检查了两遍子弹的弹道特性，你和你妻子是被两枝不同的手枪击中的，都是38式一一击中你的那枝似乎失踪了。”里甘夸张地耸了耸肩。“帮我摘清楚，马克。”
我看着他们的脸，心里很讨厌。伦尼的警告又回响在耳边，这次我坚定了一些。“我想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我说。
“你能肯定吗？”
“肯定。”
“打吧。”
母亲一直站在厨房门口，两手拧绞在一起。她听到了多少？从她的脸色来看，太多了。妈咪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我点点头。她就去给伦尼打电话了。我双臂交叉着，但这样感觉并不舒服。我轻敲着脚。蒂克纳摘下太阳镜，他盯着我，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包里是什么东西？”他问我。
我只是看着他
“你一直拎着的那个运动包。”与粗暴的外表不符的是，蒂克纳的声音近乎哀叹，听起来有一种令人讨厌的节奏感。“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事我做错了。我本应听听伦尼的意见，本应立刻就给他打电话。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听到我母亲正在催着伦尼快点过来。我正琢磨着怎么给他一个半真半假的托词——什么回答都不会令人信服。这时，一个声音将我的注意力猛地引开。手机，那部绑匪送给我岳父的手机响了起来。
四
蒂克纳和里甘等着我的回答。
我说了声抱歉，在他们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站了起来。手里一边摆弄着手机，一边匆匆来到外面。阳光没遮拦地洒在我脸上。我眨了眨眼，低头看着键盘，这部手机的应答键位置与我的手机的大相径庭。街道的对面，两个头戴色彩艳丽的防护帽的女孩正在骑着虹光闪烁的自行车，其中一辆车的把手上飘挂着瀑布般的粉红色丝带。
小时候，我家周围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足有十几个。放学后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不记得我们曾玩过什么游戏——我们从来没有充分组织起来玩游戏，比如篮球之类的真正游戏——但是我们在一起玩捉迷藏和一些假装的打斗。人们都说郊区孩子的童年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时代，但有多少个日子不是以至少一个孩子噙着泪水回家而告终的？我们会争吵，会变换阵营，发布友谊和战争的宣言，诸如此类的短暂记忆的事，但第二天便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每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