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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过去了。
我一直想像着与女儿团圆的情景，想像着如何找到她，捡起来，抱到怀里，温柔地哄着她。手机，盼着手机响起来，也是我想像内容的一部分。手机响起来，然后机械的声音向我发出指示，这分别是第一步和第二步。这个可恶的手机怎么就不合作呢？
一辆别克名使车开进了停车场，与我保持着一段距离。虽然我不认识司机，但是蒂克纳坐在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努力想从他的表情中读出点什么，但他依然保持高度的自制。
现在我紧盯着手机，不敢东瞅西望。又听到了嘀哒嘀哒声，这次它是一声比一声慢，一声比…声沉闷。
又过了10分钟，手机才老大不情愿地发出细声细气的歌声。歌声还没来得及传出来，我就把手机靠到了耳边。
“喂？”我说。没有一点声音。
蒂克纳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尽管我并不知道原因。他的司机两手依然平放在方向盘的前上方，随时准备启动。
“喂？”我又试着。
那个机械的声音说，“我警告过你不要报警。”
我如坠冰窟。
“别无选择。”
之后电话便归于死寂。
六
我无法逃脱。
我渴望着麻木感。我渴望着住院时的那种呆滞感。我渴望着那个静脉注射袋和麻醉剂的自由流动。我的皮肤被撕裂了。现在我的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我能够感觉到一切。
恐惧和无助笼罩着我。恐惧把我紧锁在屋里。而无助——我难过地明白了是我引爆了这种感觉，在减轻孩子的痛苦方面我无能为力——则紧紧地缠绕着我，使我关上所有的灯。我十有八九是神智错乱了。
日子在令人腻味的迷糊中一天天地过去了。大多数时候我坐在电话旁——确切地说，有好几部电话。我家里的电话、我的手机和绑匪的手机。我给绑匪的手机买了个充电器，这样就能使它一直保持工作状态。我坐在长沙发上，这些电话就摆在我的右面。我尽量不看它们，甚至连电视也不看。因为我记得有句古老的谚语：盯着水壶看，壶里水不开。尽管如此，我还是偷偷瞅几眼这些可恶的电话，担心它们会不明不白地不翼而飞，盼着它们响起来。我还努力地寻找那种超自然的父女关系，我坚持认为塔拉还活着。我想（或者至少我自己相信）脉搏还在那儿微微地跳动。
“别无选择……”［汶Ｚei8。电子书小说网／／。 ］
使我的负罪感加重的是，昨天夜里我梦见的不是莫妮卡，而是另一个女人——我的老情人雷切尔。就是那种时间与现实扭曲了的梦，就是那种世界变得完全陌生甚至是矛盾、而你对此坚信不疑的梦。雷切尔和我在一起。尽管分手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一直藕断丝连。虽然我还是34岁，但她自从离开我那天起一点也没有变老。塔拉在梦中还是我的女儿——事实上她从来没有遭到过绑架——但阴差阳错地成了雷切尔的女儿，尽管雷切尔不是她的母亲。也许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梦，梦里的情形不能当真，但是人们并不怀疑梦里的所闻所见。我醒来时，梦境已烟消云散。留给我的只有事后的体味和一种意料之外的力量驱动的渴望。
母亲老是逗留在我这儿。她刚刚把另一盘食物向我面前重重地一放。我置之不理，这样的情形不知有多少次了。妈咪不厌其烦地絮叨着她的祈祷：“为了塔拉，你得保持体力呀。”
“对，妈咪，现在要紧的是力气。要是我多举几下杠铃的话，就能把她弄回来。”
妈咪摇摇头，没有上我的当。这事说起来未免有些残忍。她也受到了伤害，孙女不知去向，儿子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我看着她叹了口气，转头回厨房了。我没有向她道歉。
蒂克纳和里甘经常来探望我。他们提醒我说莎士比亚式的愤懑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把正用于寻找塔拉的所有技术奇迹统统告诉了我，包括DNA和犯罪现场的隐约指纹、秘密照相机、飞机场、公用电话亭、火车站、追踪装置、监控装置和实验室。他们动不动就搬出警察那套陈词滥调，像“连每一块石头都翻过了”和“一切可能的手段”。我朝他们点着头，他们让我看了警方存档的罪犯的脸部照片库，但那个穿着法兰绒取赎金的家伙却不在其中。
“我们查过B&T了电子公司的情况，”里甘在第一天夜里告诉我。确实有这家公司，不过他们用的是磁性标志，就是可以把它从卡车上撕下来的那种。两个月前被人偷走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事也值得报案。“
“车牌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给我们的那个号码并不存在。”
“那怎么可能？”
“他们用的是两个旧车牌，”里甘解释说。“瞧，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把两个车牌锯成两半，然后把一个车牌左边的一半和另一个右边的一半焊到一起。”
我怔怔地盯着他。
“这事也有好的一面，”里甘补充说。
“噢？”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伙职业罪犯。他们知道，如果你报警的话，我们就会在那个购物中心布下埋伏。因此他们找到一个秘密地点，这地方只要我们过去就会被人发现。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去追查假标志和焊起来的车牌这样没用的线索。就像我说的，他们是职业罪犯。”
“有好的一面是因为……？”
“职业罪犯通常不那么残忍好杀。”
“那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的推测是，”里甘说，“他们正在软化你，这样他们就能向你索要更多的钱。”
软化我。已经起作用了。
赎金这事办砸后，岳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从埃德加的声音里听得出来他很失望。这个时候我不想说不友好的话——是埃德加提供的钱，他还明确表示会继续这样做——比起最终的结果，听得出来他对我更失望，失望我没有接受他不要报警的建议。
当然，他在这事上是对的。我错过了一个良机。
虽然我试图参加调查，但警察们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电影里的这些人总是与受害者合作，并分享信息。我自然会向蒂克纳和里甘问及此案的很多问题，但他们拒不回答。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讨论具体的案情。他们以近于轻蔑的态度对待我的质询。比如，我想了解我妻子是怎么被发现的，了解她为什么会赤身裸体。他们守口如瓶。
伦尼经常来我家。他回避我的目光，因为他也为鼓励我报警而自责不已。（里甘和蒂克纳的脸色也在两种负罪感之间游离不定，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事情办砸了，另一种负罪感是因为：也许就像我这个悲痛的丈夫和父亲，从一开始就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们想了解我和莫妮卡之间摇摇欲坠的婚姻状况。他们想了解我失踪的手枪。伦尼当初估计得一点不差。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局的视线越来越集中在惟一一个现成的嫌疑人身上。
就是在下。
刚过一周，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撤走了。蒂克纳和里甘也不经常来了。他们频频地看着手表。他们说声抱歉后用电话联系其他案件的有关情况。对此我当然理解。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事态慢慢平息下来了。能缓口气我还是有点欢迎的。接下来的第九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0点钟时，我正在脱衣服，准备上床睡觉。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我爱我的家人和朋友，但他们开始意识到得给我留出自己的时间。晚饭前他们就都离开了。我从湖南花园订了份外卖餐，根据妈咪以前的指示，吃饭才能有力气。
我看了看床边的闹钟，所以我知道当时的精确时间是晚上10点18分。我瞅了一眼窗户，只不过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黑暗中，我差点没有看到——不过没有什么显眼的东西——但是什么东西闯进了我的视线。我停下来，又看了一眼。
那里，如一尊石像站在我外面的人行路上、凝视着我家的是个女人。我断定她正在凝视着，但我不敢肯定，因为她的脸被阴影罩住了。她一头长发——我从身体轮廓就能清楚地看出来——穿着一件长外套。双手插在衣兜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
我对此不敢妄加推断。当然，我们是新闻人物。记者们一天24小时光顾这里。我把街道的上上下下都看了一遍。没有汽车，也没有新闻采访车，什么也没有。她是走过来的，不过这也很反常。我住在一个郊区住宅区。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出来散步，通常是牵着一只狗或夫妻两人，或者夫妻一起牵着一只狗。但是一个女人单独在外散步就近乎匪夷所思了。
那她为什么停在那里？
我估计是出于病态的好奇。
从这个角度看，她是个高个子，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猜测而已。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种不安的感觉沿着我的脊梁骨上升。我抓起一件汗衫，飞快地套到睡衣外面（刚套到脖颈），又如法炮制套上一套宽松运动服和睡裤。我又向窗外看去，那个女人僵立着。
她看到我了。
那个女人转身匆匆离去。我感到胸膛绷得紧紧的，我使劲想打开窗。窗被钉住了。我撞了撞窗的四周，想使它松动，又试了一下。它很不情愿地给我让开了一英寸。我放低嘴巴，凑到开口处。
“等一下！”
她加快了步伐。
“请稍等。”
她撒腿跑了起来。该死的，我转身就追。我不知道拖鞋哪去了，也没工夫穿鞋了。我跑到屋外，小草搔着脚底。我朝她离去的方向狂奔过去。我努力想追上她，但她不见踪影了。
我回到屋里，给里甘打了个电话，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甚至在说这事时，我的话听起来蠢得很。一个女人一直站在我的房前。了不得的大事。里甘呢，听起来也是毫不在意。我说服自己这不算什么，不过是个爱管闲事的邻居而已。我爬回床上，浏览着电视节目，最后合上了眼睛。
然而，这一夜还没有结束。
凌晨4点钟，我的电话响了。我现在只是自称睡觉，其实根本就没有睡着。我眼睛闭着，话筒悬在眼睛上方。夜晚跟白天一样难熬。二者之间只隔着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窗帘。夜里，我的身体总算是休息了，但思维却拒绝停止。
我闭着眼睛，无数次重温着遭到袭击那天早晨的情形，希望能激活一点新的回忆…就是从我现在的地方开始的：在卧室里。我记得闹钟响起来了。伦尼和我那天上午准备去打短网拍墙球。大概从一年前开始，我们每个星期三都要打球，而且一年来，我们的球技也从“差劲”提高到“尚可救药”的水平。莫妮卡已经醒了，正在淋浴。上午11点我还要去做手术。我起床后，看了看塔拉，转身回到卧室。莫妮卡淋浴完了，正在穿牛仔裤。我下楼来到厨房，身上还穿着睡衣，打开西屋冰箱右面的贮藏橱，挑了些紫莓格兰诺拉麦片棒和黑莓（其实我最近已经把这个细节告诉里甘了，好像与案情有关），一边吃着，一边在冼涤槽前弯下腰……
嘭，就这样。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之后便是医院。
电话又响了一遍，我的眼睛睁开了。
我的手找到电话，拿起来说了声，“喂？”
“我是里甘侦探。现在和蒂克纳特丁在一起。两分钟之内我们赶过去。”
我倒抽一口冷气。“多少？”
“两分钟。”他挂断电话。
我下了床，向窗外望去，有点盼着能再次看到那个女人。那地方一个人也没有。我的牛仔裤从昨天起就一直堆在地板上。我匆匆穿上。拉过一件衬衣套到头上就下了楼梯。我打开前门，仔细打量着外面。一辆警车出现在街角处，里甘开车，蒂克纳坐在客座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同坐一辆车。
我知道，这次不会是好消息。
两个人钻出汽车。一股憎恶感顿时传遍我全身。因为赎金这件事办砸了，我自己对他们这次来访也作了准备。我甚至对将要发生的事在脑子里彩排了一遍——他们会怎样向我发难，我会怎样点着头，谢谢他们，检讨自己。我练了练反应。我清楚地知道下面的一切都会如法炮制。
但是现在，当我看着里甘和蒂克纳向我走来时，那些辩护词荡然无存。恐惧感向我袭来。我的身体发抖起来，几乎要站不住了。膝盖颤栗着，我只好倚靠在门框上。这两人步调一致，这使我想起了以前的一部战争影片里的情景：军官们表情严肃地来到母亲的房前。我摇着头，驱走这些镜头。
他们来到门口，长驱直人。
“我们有件东西给你看看，”里甘说。
我转身尾随着。里甘啪的一声打开一盏灯，但是灯光并不明亮。蒂克纳走到长沙发边，坐下来，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器一下子亮了，他浸浴在液晶显示器蓝色的光芒中。
“我们有了一点突破，”里甘解释说。我靠近了些。
“你岳父给了我们赎金钞票系列编号的单子，记得吗？”
“记得。”
“昨天下午有人在一家银行使用其中的一张。蒂克纳特工现在带来了一部录像资料。”
“从银行吗？”我问。
“是的。我们把录像下载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了。12小时前，有人拿着一张百元钞票到这家银行兑换零钞。我想让你看看这部录像。”
我坐到蒂克纳身边。他按下一个键。录像马上就播放了。我原以为是黑白的，或者是些粗糙模糊的画面，这部录像却不是这样。拍摄角度在正上方，色彩非常明亮。一个秃头男人正在跟一名出纳员说话。没有声音。
“我不认识他，”我说。
“等等。”
那个秃头男人跟出纳员说了些什么。他们似乎都在和善地暗笑着。他拿起一张纸条，挥着说了声再见。出纳员轻轻挥着表示回敬。队伍中的下一个人靠近柜台。我听见了自己的呻吟。
是我妹妹斯泰西。
我一直渴望的麻木感霎时间汹涌而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两种极端的情感同时攫住了我。一是恐惧，是我自己的妹妹干的。我挚爱的妹妹背叛了我。不过，二是希望一我们现在有希望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如果是斯泰西的话，我不相信她会伤害塔拉。
“是你妹妹吗？”里甘指着她的照片问。
“是的。”我看着他。“这是在哪儿拍的？”
“卡特斯基斯，”他说，“一个小镇，名叫——”
“蒙塔格，”我接过他的话。
蒂克纳和里甘互相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
但是我已经朝门口走去。“我知道她在哪里。”
七
我的祖父以前酷爱狩猎。我对这一点总是感到奇怪，因为他是那样一个温文尔雅、声音柔和的人。他从来不谈自己的感情。他不会把鹿头吊在壁炉架的上方。其他猎人喜欢把猎物制成战利品图片或者把鹿角留做纪念品，或者做些诸如此类的事，而他却从来不这样。他不会与朋友或家人一起打猎。对我祖父而言，狩猎是一项孤独的活动；他并不解释、辩护或与他人分享。
1956年，爷爷在纽约州蒙塔格狩猎的树林中买下了一座小木屋。我听说花了不到3000美元。我怀疑要是现在出手的话，价钱会高得多。木屋里只有一间卧室，乡村风格的结构，没有那个时代的迷人特征。一条几乎认不出来的泥土路只延伸到离木屋200码远的地方，剩下的就是一条满地树根的小径，只能徒步行进。
四年前他去世时，我祖母继承了它。至少我是这么臆断的。对此没有人真正在意。大概10年前，我的祖父母退休后去佛罗里达了。现在祖母正饱受病因不明的老年痴呆症的痛苦。那座古老的小木屋据我估计是她的一部分财产。就税收和其他任何花费而论，恐怕已经欠了不少账。
小时候，每年夏天妹妹和我都要与祖父母在那座小木屋里度过一个周末。我不喜欢它。除了偶尔有蚊子叮我几口，我感到非常无聊。没有电视，我们很早就得上床睡觉，四周漆黑一片。白天的幽寂经常会被猎枪那迷人的回响打碎。多数时间我们花在了散步上，那时候我觉得这种活动真没劲。有一年，母亲只给我带了土黄色的卡叽布衣服，那两天我一直提心吊胆，因为担心猎人会把我误认为是一只鹿。
另一方面，斯泰西却在那里找到了慰藉。即使作为一个小孩子，她似乎陶醉于逃避，远离迷宫一样的郊区学校，远离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和运动队，远离社交。她会东游西荡几个小时，她会从树上摘下树叶，捕捉尺蠖并集中在一个罐子里。她会拖着脚在铺满松针的地上走来走去。
我们奔驰在87号公路上时，我向蒂克纳和里甘解释了小木屋的情况。蒂克纳用无线电与蒙塔格的警署联系。虽然我还记得怎样找到小木屋，但是描述起来可就难了。里甘的脚一直不离汽车油门。现在是凌晨4点30分，路上没什么车，也就没必要鸣警笛。我们到了纽约斯鲁威的第16出口，驶过伍德伯利立交桥。
丛林隐隐，现在已经离得不远了。我告诉他在什么地方转弯，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这条公路30多年过来还是老样子。
15分钟后，我们到了。
斯泰西。
我妹妹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