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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恨要雪，二来我想今日事成，你小伍子再吝啬，但身居高位，资财丰厚，说什么也得给几个大钱，我也好买刀纸祭奠一下含冤去世的工友们那在天之灵吧。”老汉说到这里，满脸悲伤地望着子胥补充道，“不知可施舍否？”
子胥用惊奇、复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老汉一遍，心中不悦。但转念一想，既然今天事成与这位投机钻营的神秘老汉指点有关，破点财也是自然，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让手下弟兄领老汉到军中后勤部门领了几个大钱作为酬劳。
伍子胥掘墓鞭尸（3）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其复仇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后人对此事多有评论，认为这手段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良史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1）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记载，冢的规模很大，在四个角，各有一个石犬捧烛照明，有40余尊石男石女像侍立四周。而晋灵公的尸体历经300余年，竟然完好如初，他的嘴、鼻子等“孔窍”中都放有金玉。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是还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九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尸体上的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帝建兴年间，被一位名为曹嶷之人盗掘，据说里面的“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前面伍子胥故事中涉及到的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相传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这虎丘，初名海涌山，古代的《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月，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2）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 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3）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为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惊异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的。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令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盗洞中发现人头骨（1）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擂鼓墩曾侯乙墓，引起了轰动。该墓墓主是战国时期江汉地区曾国的君侯，名乙。墓中出土的文物世所罕见，其中最出名的是青铜编钟，共有65件。令人惊奇的是，编钟至今仍能发音，而且同一件钟可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互不干扰，音声纯正，音色优美，能演奏中外多种乐曲，真可谓世界奇迹。
然而，这座古墓在发掘时却发现了盗墓者“作案”的痕迹。据考古队长谭维四说，在墓中室的东北角，有一个90厘米的圆形盗洞，能够容一个人携带盗墓工具通过，此洞已深入墓底，当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感到凶多吉少。
就在擂鼓墩曾侯乙墓正式发掘两个月前的3月6日至10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员郭德维曾参加了江陵天星观楚墓揭取椁盖板工作。根据郭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其墓被盗掘之惨状，可谓目不忍睹。整个墓坑共有七室，除足厢一个小室未被盗掘外，其余各室全被盗扰，稍大一点的青铜器均被盗劫一空，有一个大铜鼎可能由于盗墓贼无法搬出盗洞，索性砸碎带走，只遗下两只蹄形铜足不知何故未被带走。两只铜足分别高35。5厘米，直径10～12厘米，如此粗大的铜足，据估计当在50公斤以上。室内四重棺椁全被盗墓者劈开，尸体被拖出棺外抛入一角，一些未被盗走的漆木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大批竹简被踩断碾碎，损失惨重。从直径3米多的盗洞留下的痕迹与遗物分析，盗墓者是采用六层圆木垒砌成四方形井架而进入墓室的，如此巨大的盗洞和繁杂精致的盗掘设备，显然属于明目张胆的官盗。据郭德维分析，这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大概是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以后，秦军除了对郢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洗劫之外，也对郢都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与盗劫。后来项羽攻破秦都咸阳，所进行的火烧阿房宫、洗劫始皇陵的恶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都是跟着秦人学来的，只是远没有秦人厉害罢了。郭氏的这一推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尚可讨论，但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官家兵匪所盗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发掘擂鼓墩曾侯乙墓时，郭德维正在现场，并且负责中室，也就是盗洞所深入的那个椁室。当时墓坑内的积水近3米深，考古人员先用潜水泵抽水，然后清除淤泥。在清理中，发现盗洞四周的淤泥松软而稀，盗洞底部稍坚硬一些。最后，考古人员在距椁盖板2。7米深处的泥水中，发现了盗墓贼凿断的木梢，木梢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3厘米。清理至3米深处时，又发现了盗墓贼凿下之碎木梢，比上次细小，长、宽在3～4厘米之间，总量一铁锨左右。伴随木梢出土的还有一块被凿下的长约80厘米的椁盖板一段，椁板斜插于泥中，有明显的凿痕，痕宽约5厘米，与稍后在盗洞东南角发现的一件木柄铁刃工具宽度一致。经前来参加发掘的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测量并纪录，这件铁刃物长50厘米，刃宽5厘米，厚3。5厘米，与现代木工使用的铁凿相似，圆柄长30厘米，柄端经使用已被敲成圆疤状。
当淤泥清理完毕，坑内积水也基本抽干之时，整个墓坑内的情况全部暴露出来。考古人员发现，整个中室的东北角为盗洞所扰乱，范围在0。7×1。38米左右。扰乱的范围内，出土的器物与墓室中的随葬器物迥然有别，显然属于盗墓贼掉入椁室的。此类器物为：
铁臿2件，均为双面刃，上面有方銎，可以装柄，出土时一件木柄尚存，连柄长89。6厘米，上部为圆木柄，靠近铁臿处作铲状，铲的上方有肩，可脚踩。
铁锄一件，刃部作圆弧状，宽8。8厘米，残高8。4厘米。
麻绳一截，为双股扭成，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