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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那好吧。但是我认为《新闻线》的情报是不准确的，存有偏见的。我们能要求他们给我们相等的时间陈述我方的证据吗？”
“不能，”福勒说，“公平准则，包括提供相等时间，在里根总统时期就已经废止。电视新闻节目现在完全没有义务对某个内容表述各方面的不同看法。”
“于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不管判断有多么不可靠？”
“是这样的。”
“这好像不合适吧。”
“但这是法律。”福勒耸耸肩膀说。
“好吧，”马德说，“现在，这档节目将在对我们公司极为敏感的时刻播出。负面的宣传将会使我们丢掉和中国的那笔交易。”
“是的，会的吧。”
“假定因为他们的节目造成我们商业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证明《新闻线》表现了错误的形象——我们也已告诉了他们这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控告他们造成的损害吗？”
“从实践上来讲，不行。我们得证明，他们对已知事实。‘有意忽视’而编播节目。从历史上看，这一点是极难证实的。”
“那么《新闻线》对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了？”
“是的。”
“他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他们毁了我们的生意，那就是我们活该如此吗？”
“是这么回事。”
“难道对他们说些什么就没有任何一点限制吗？”
“好吧，”福勒在椅子里动了动，“如果他们虚假地描述了公司，他们可能得承担责任。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有了一桩545号航班乘客委托律师代理的官司。《新闻线》就能说他们只是在报道事实而已：是一名律师在对我们进行以下的指控。”
“我明白了，”马德说，“但是法庭上进行的指控其宣传面十分有限。而《新闻线》将向4000万观众传播这些疯狂的声音。而且与此同时，他们将通过在电视上反复播放来自动使这些意见发生作用。对我们造成的损害来自于他们节目的曝光，而不是原有的声音。”
“我同意你的解释，是这么回事，”福勒说，“但法律不这样看问题。《新闻线》有权利报道一桩诉讼官司。”
《新闻线》难道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对法律的意见进行不受约束的评价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吗？比方说，如果那律师说我们雇人对儿童进行性骚扰，《新闻线》照样可以对此进行报道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对。”
“让我们假定诉诸法律并且赢得胜利。很显然《新闻线》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了错误的描述，它的基础是这律师的证言，并且已经被法院所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线》会被迫撤回他们向4000万观众所作的陈述吗？”
“不会，他们没有这项义务。”
“为什么不？”
“《新闻线》可以决定什么才有新闻价值。如果他们认为审判的结果没有新闻价值的话，他们就不必进行报道。这是他们的自由。”
“那么在这种时候，公司就只好破产了，”马德说，“3万名雇员将失去工作、住房、健康保险，然后找到快餐店去开始新的工作。当我们在佐治亚、俄亥俄、得克萨斯和康涅狄格的配件供应商破产的时候，还会再有5万人失业。所有那些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设计、建造和服务于世界上最优质的飞机的好人们都会完蛋。事情就是这样的吗？”
福勒耸耸肩膀。“这个体制就是这么回事。是的。”
“那我要说这个体制恶劣透顶。”
“体制就是体制。”福勒说。
马德瞥了瞥凯西，然后又面对福勒。“现在，爱德华，”他说，“这种情况听上去真是畸形了。我们制造了一种高质量产品，所有客观的测试都证明了它是安全可靠的。我们花了好多年时间开发它、试验它。我们有着无可辩驳的成绩。可是，你现在却说，几个拍电视的人可以跑来在这里转上一两天，然后在全国电视上把我们的产品搞臭。他们这样干的时候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减少损失吗？”
福勒点点头。
“实在是畸形啊。”马德说。
福勒清清嗓子。“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不过，在过去的30年里，自从1964年沙利文事件之后，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被用来进行诋毁。现在新闻界有了更大的余地。”
“包括诽谤伤害的余地吗？”
福勒耸耸肩膀。“新闻诽谤是老掉牙的抱怨，”他说，“就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后不几年，托马斯·杰斐逊就抱怨过新闻界是怎样不准确，怎样不公平——”
“但是，爱德，”马德说，“我们现在不谈200年前的事，我们也不谈殖民时代报纸上几篇无聊的社论。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顷刻之间引起四五千万观众强烈兴趣的电视节目——在这个国家里这就算是很大一个百分比啦——这个节目糟踏我们的名声。毫无道理地糟踏我们的名声。这才是我们在这儿谈论的形势。那么，”马德说，“你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爱德？”
“好吧。”福勒又清清嗓子，“我总是建议我的客户说实话。”
“这很好，爱德。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但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呢？”
“最好是，”他说，“你们准备好解释545号航班上发生的情况。”
“它四天前发生，我们现在还没有调查结果。”
福勒说：“你们最好还是找到结果。”
福勒离开之后，马德转身面对凯西。他一言不发，只是看着她。
凯西站在那儿。她明白马德和律师用意何在。这是一场很有效果的表演。但她想律师的话也不错。如果他们能讲实话，并且能解释航班上发生的情况，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她听他讲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考虑她总归会找得到一种办法来说出真相——或者是足以表明真相的实话——并让人们相信它。头绪够多的了，令人难以捉摸的事够多的了。她得把它们都串到一块儿，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吧。
“好吧，约翰，”她说，“我去对付这个采访。”
“好极了，”马德笑着说，一边直搓手，“我知道你会做正确的事情，凯西。《新闻线》预定明天下午4点钟来采访。另外，我要你和一位传媒专家先在一起简短地商量商量，她并不是咱们公司的人——”
“约翰，”她说，“我按我自己的办法干。”
“她是个出色的女人，而且——”
“我很抱歉，”凯西说，“我没有时间。”
“她能帮助你，凯西。她能给出一些好点子。”
“约翰，”她说，“我还有工作要做。”
说着她离开了房间。
数字式数据中心晚6时15分
她并没有答应按马德的意思去说，她只是答应去完成那个采访任务。她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在调查中做出有意义的进展。她还没蠢到现在就定下来明天说什么，但到时候她总能找到点什么告诉记者的。
现在还是有许多悬而未决的线索：锁销子可能产生的问题。邻近传感器可能发生的问题。与在温哥华的副驾驶计划中的会见。视频图像研究所的那盒录像带。冯爱伦正在做的翻译。前缘缝翼打开了，但随后又收起来的事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这么多问题需要检查。
“我知道你急着要这些数据，”罗伯·王坐在转椅里说，“我知道，请相信我。”他正坐在数字式显示室里一排满是数据的屏幕前。“但你期待我找出什么呢？”
“罗伯，”凯西说，“前缘缝翼展开了。我一定得知道为什么——飞行中还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有飞行记录仪的数据我就不能找到原因。”
“在那种情况下，”王说，“你最好是正视事实。我们一直在重新校正这120个小时的数据。前97小时的数据还行，后23小时的数据就很不正常了。”
“我只对最后3小时感兴趣。”
“我明白，”王说，“但为了校正这三小时的数据，我们必须往回倒到总线烧坏的地方，从那里开始继续往后做。我们必须校正23小时的数据。差不多要两分钟才能校准一帧。”
她皱起眉头。“你说什么？”她说着已经心算起来。
“两分钟一帧就是说要干65个星期。”
“那要一年多的时间！”
“还得每天工作24小时才行。实际做起来，需要三年才能把数据全都生成出来。”
“罗伯，我们现在就要。”
“这根本不可能，凯西。你只能别指望飞行数据记录仪了。实在对不起，凯西。就是这么回事，我也没办法。”
她给会计室打电话。“冯爱伦在吗？”
“她今天没来。她说她今天在家里工作。”
“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吗？”
“有的，”那女人说，“但她现在不在家，她要去参加一个正式的晚宴。和她的丈夫一起去的，是慈善事业。”
“告诉她我来过电话。”凯西说。
她给格伦代尔那家正在对她的录像带进行分析的视频图像研究所打电话。她要找斯各特·哈蒙。“斯各特今天外出了。他明天上午9点在。”
她给驻温哥华的飞行服务代表史蒂夫·涅托去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史蒂夫不在，”她说，“他今天得早走。不过我知道他想找你谈。他说他有坏消息。”
凯西叹了口气。似乎她只能得到这种消息。
“只有等到明天。”
“告诉他我来过电话。”
她的手机响起来。
“耶稣啊，那个本森让人不高兴。”里奇曼说，“他究竟怎么啦？我以为他要揍我呢。”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办公室，要我到你那儿去吗？”
“不，”凯西说，“已经6点了。你今天的事干完了。”
“但是——”
“明天见，鲍勃。”
她把电话挂断。
走在5号飞机库外，她看见电工正在忙着为当晚给545的循环电路测试做准备工作。整个飞机被抬高了10英尺，安放在机翼和前后机身下蓝色金属固定架位上。工人们在机身下离地面20英尺处悬挂起黑色的安全网。沿机身所有的门和活动板壁都已打开，站在网上的电工们正把电缆从连接盒拉到测试主控台，主控台安放在飞机一侧平地中央。
循环电路测试，一如其名称所示，包含把电脉冲送往飞机电气系统的各个部分。在迅速的连续传送中，所有部分都得到测试——从机舱内的电灯到阅读灯，驾驶舱显示板，发动机点火装置和起落架等所有的部分。一个完整的测试循环要进行两小时。整夜将重复多次。
她走过主控台时看见泰迪·罗利。他朝她挥挥手，但没向她走过来。他忙得很；毫无疑问他已经听说飞行测试预定在三天后进行，他希望确保电气测试正常进行吧。
她向泰德挥挥手，但他已经转过身去。
凯西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回去。
外面渐渐暗下来，天空变成深蓝色。她走向办公大楼，远处听见伯班克机场飞机起飞的声响。路上她看见艾莫斯·彼得斯，拖着脚朝他的汽车走去，胳膊底下夹着一叠文件。他朝后看，见到凯西。
“嗨，凯西。”
“嗨，艾莫斯。”
他把文件砰的一声丢在车顶上，弯腰打开车门。“我听说他们在向你施加压力。”
“是的。”她对他知道这事毫不吃惊。整个厂子怕是到现在都知道了。这是她来诺顿公司工作后学到的第一件事。任何事情发生后只消几分钟，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了。
“你打算接受这个采访吗？”
“我说过我会。”
“他们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她耸耸肩膀。
“别不可一世的样子，”他说，“这是些个搞电视的人，素质低得很哪。只须说些假话糊弄糊弄他们。见它的鬼去吧。”
“咱们等着瞧吧。”
他叹口气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你现在回家吗？”
“再过一会儿吧。”
“我就不会晚上还在厂子里转，凯西。”
“为什么不？”
“人们现在都烦着哪，”艾莫斯说，“这几天最好还是早点回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会记在脑子里的。”
“听我的，凯西。我不会说错的。”
他钻进汽车，然后开车走了。
质保部晚7时20分
诺玛也走了。质保部办公室空无一人。清洁工从办公室后部开始打扫。她听见一个小型便携式收音机正在播放《跑吧，宝贝儿，快快跑》。
凯西走到电咖啡壶边，倒了一杯凉咖啡，端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她打开灯，凝视着写字台上正等着她的一沓文件。
她坐下来，尽力想使自己不因为事情的发展方式而沮丧。从现在起到采访还有20个钟头，她的那些线索仍然是纷乱得茫无头绪。
说些假话糊弄糊弄他们。见它的鬼去吧。
她叹了一口气。也许艾莫斯是对的。
她瞪着那堆文件，把张约翰和他笑容可掬的一家子的照片推到一旁。她觉得一筹莫展，只好把文件翻一翻。核对核对吧。
她又读了一遍飞行计划图。这些图再一次让她哭笑不得。她记起来，就在昨晚马德给她挂电话之前，她已经有了一点模糊的想法。她有了一种感觉……但那是什么呢？
管它是什么，反正现在是一无所有了。她把飞行计划摊开，包括随计划发来的内部和外部普通报单，上头列出了机组人员名单：
张约翰，机长 5/7/51 男
刘湛平，副驾驶 3/11/59 男
杨礼宅，副驾驶 9/9/61 男
格哈德·莱曼，副驾驶 7/23/49 男
张汤玛，副驾驶 6/29/70 男
亨利·马昌德，工程师 4/25/69 男
沈若柏，工程师 6/13/62 男
张海丽，乘务员 5/12/77 女
秦琳达，乘务员 5/18/76 女
南茜·莫丽，乘务员 7/19/75 女
梁凯依，乘务员 6/4/72 女
约翰·怀特，乘务员 1/30/70 男
张慕维，乘务员 4/1/77 女
郝莎燕，乘务员 3/13/73 女
焦燕，乘务员 11/18/76 女
金海丽，乘务员 10/10/75 女
崔波，乘务员 11/18/76 女
张谊，乘务员 1/8/74 女
她啜了口凉咖啡，停顿片刻。这张名单有些不大对头，她想。但她一时还说不出究竟来。
她把名单放到一边。
下一份是南加利福尼亚空中交通指挥控制中心（ATAC）通讯联络的文字记录。同平时一样，打印出来的材料没有标点符号。与545号联络的记录电文按时间顺序夹在和其他班机联络记录电文的中间。
0543：23 TPA545 这是TPA545号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
0543：29 ATAC 请讲545号
0543：31 TPA545 请求准许在洛杉矶机场紧急降落
0543：35 ATAC 好的545号明白你们要求给予紧急降落降落许可请说明紧急情况性质
0544：05 TPA545 机上乘客出现紧急情况要求派地面救护车我要说30或40辆或更多
0544：10 ATAC TPA545号再说一遍你们需要40辆救护车
0544：35 TPA545 是的我们在飞行中遇到严重湍流乘客与机组人员中都有人受伤
0544：50 ATAC TPA545号我已记录下你要求地面提供40辆救护车
凯西对这段对话感到不解，因为它们显出驾驶员极为古怪的行为。
例如，太平洋班机事件发生在清晨5点刚过。那时候，飞机还处在和火奴鲁鲁航管中心进行无线电联系的范围之内。既然出现这么多伤员，机长就应该向火奴鲁鲁方面报告紧急情况。
但他没这么做。
为什么不？
相反，驾驶员继续向洛杉矶飞。他一直等到快要降落了才报告紧急情况。
他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