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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一定可以得到皇帝谕旨，“平贼将军”非你莫属。
左良玉对杨阁部的这种诡辩根本不信，因为贺人龙早就把真相告诉了他：杨嗣昌曾私下许诺，由贺代替左为“平贼将军”，又反悔食言，谎称以后再议。使得贺人龙大为恼怒，把经过向左良玉和盘托出。因此，杨嗣昌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只得用皇帝来压他：张献忠想进入四川，这正是你报答皇恩之时。但是，左良玉不为所动，依然在竹山高卧，不肯进山搜剿。
对杨阁部怨恨之极的贺人龙也在消极观望。各省总督、巡抚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想乘机从围剿中抽身。杨嗣昌事先传达皇帝的圣旨：命令陕西总督郑崇俭和他手下的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留蜀协剿”。郑崇俭阳奉阴违，写信给杨嗣昌，声称：他率领陕西军队，与左良玉派来的偏将在太平县境内得不到粮饷接济，只得按兵不动。气得杨嗣昌无话可说，责问四川巡抚邵捷春：太平县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事先早已提醒你措办粮饷，居然置若罔闻，左良玉、郑崇俭都以“无粮”为借口而退兵。费尽心力围剿的“流寇”，如果因此而脱逃，你如何为自己解释？
陕西总督郑崇俭干脆在川北“生病”，杨阁部调他会师大宁，他反而退回陕西境内，贺人龙、李国奇也以粮饷武器缺乏为借口，跟随郑崇俭回到陕西。尽管杨嗣昌抬出皇帝的“留蜀协剿”圣旨，指责他们简直是“委君命于草莽”，郑崇俭、贺人龙、李国奇依然我行我素。朱由检得知这一情况，下令把郑崇俭革职查办，任命丁启睿代理陕西总督。
四川巡抚邵捷春是一个草包。杨嗣昌原本想把张献忠、罗汝才围歼于湖广、四川边界的竹山、竹溪、巫山、大昌、大宁之间，由于左良玉的偏将张应元、汪云凤，以及郑崇俭的主将贺人龙、李国奇远在别处，隔岸观火，导致土地岭大败，张献忠、罗汝才直逼大昌。杨嗣昌命令邵捷春坚守大昌，询问他用哪些兵力防守，哪些兵力出击，兵力不足从哪里征调，防守兵力有没有补充，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当张献忠、罗汝才大军压境之际，邵捷春借口大昌的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三处渡口水浅地平，难以坚守，退守观音岩水寨，作为第一道防线，分兵把守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张献忠进攻观音岩，守将邵仲光率部逃跑，使得张献忠从观音岩、三黄岭等处突破大昌防线。杨嗣昌赶到巫山，用尚方宝剑处死邵仲光。
张献忠、罗汝才越过大昌，向西进入开县、达州，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朱由检接到杨嗣昌的报告，立即下令逮捕邵捷春。然而败局已经难以挽回了。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杨嗣昌赶到重庆，下令各路将领在那里会师，然而各路将领或是按兵不动，或是虚与委蛇。张献忠指挥他的军队攻打汉川、中江，席卷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一带，所向披靡，守军纷纷弃城逃遁。正如《明史·杨嗣昌传》所说，造成了“全蜀大震”的局面。
张献忠由水路攻下简州、资阳、荣昌、永州、泸州。杨嗣昌束手无策，企图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法，扬言赦免罗汝才，凡是投降者可以授予官职，唯独张献忠不予赦免，到处张贴布告：“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天之后，在杨嗣昌的督师行营衙门中，出现了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杨嗣昌吓出一身冷汗，怀疑左右布满了间谍。
此时此地，督师辅臣先前的威风已经烟消云散，斗志全无，一味向皇帝大叹苦经。一方面埋怨蜀兵的脆弱，蜀将的愚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声称对手已经练成“至精至悍必死不降”的作风，“无生之路，有死之心，拼死恶斗”。这些话语流露出来的是，对张献忠心有余悸，早先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皇帝要他“戴罪自赎”，他回答说，下属将领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操心，已经无济于事。
其实他也未必高明，每天都在和幕僚饮酒赋诗，见到风景名胜就流连忘返；甚至拿出《法华经》当作法宝，说它可以诅咒蝗虫、遏制旱灾，叫地方官如法炮制。彭遵泗在《蜀碧》中感叹：“文弱（按：杨嗣昌字文弱）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哉？”
张献忠的战术叫做“以走致敌”，意思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运用得十分成功。从崇祯十三年（1640）八月在夔门击败张应元、汪之凤，到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在开县击败猛如虎、左良玉，半年之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杨嗣昌在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相隔三天的路程。张献忠非常得意，一次在军营中乘着酒兴，随口溜出一首打油诗：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实在是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露出了危机，导致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的严重后果，以至于自己也随之一命呜呼。
话分两头，各表一支。李自成听说张献忠在谷城起兵，立即召集部众前往会合。八月间，两支队伍相会于竹山、竹溪间，旋即分头进发。李自成从商洛山中向河南转移，杨嗣昌担心他进入中原，与左金王、革里眼会合，要左良玉堵截。李自成巧妙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破武关，进入河南淅川、内乡。这种动向对于中原战局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郑濂《豫变纪略》所说，李自成进入河南就好像老虎出笼，再也无法制服了。
果然如此。李自成攻下永宁，杀死万安王朱采，接着横扫熊耳山以西，攻打宜阳、偃师、宝丰、密县，各地饥民望风归附，部队很快增加到几十万之众，名声大振。李自成把自己的诨号“闯将”改为“闯王”。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占领洛阳。洛阳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封地，此人富甲天下，却昏庸贪婪，又是个怕死鬼。被俘后，吓得浑身发抖，叩头求饶。李自成狠狠训斥他：你是亲王，富甲天下，河南饥荒，不肯拿出一分一毫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随即下令处死这个三百六十多斤重的大胖子，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放在大锅子里面，和鹿肉一起炖煮，在西关周公庙举行一场“福禄宴”。农民军喝着酒，吃着福王肉和鹿肉，大快朵颐的同时，也解了心头之恨。
朱由检获悉洛阳陷落，叔父（福王）被杀，大为震惊，停止上朝三天，以示哀悼。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乾清宫东暖阁专门为此召见大臣，在场的有：内阁辅臣范复粹、张四知、谢陞、魏照乘、陈演，礼部尚书林欲楫，兵部尚书陈新甲，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驸马都尉冉兴让等人。
朱由检说：朕御极十四年，国家多事，又遭灾荒，到处人吃人，深感怜悯悲哀。近日流寇攻陷洛阳，福王被害，自己的亲叔都保不住，都是朕失德所致，惭愧至死。
见皇上说得声泪俱下，大臣们赶紧引罪，主动承担责任，朱由检连声说：否，否。
冉兴让说：这是气数。
范复粹也说：这是气数所致。
朱由检说：这也不能全怪气数，就是气数，也应当有人事补救。这几年来，何曾补救得几个？
话题从福王之死谈到战局，就牵扯到了杨嗣昌。礼科给事中李焻委婉地批评杨嗣昌督师不力，说他自从玛瑙山大捷之后，不再有捷报，威信渐挫，建议另派一员大将协助他。
朱由检立即为杨嗣昌辩护：督师（杨嗣昌）离开河南有几千里，哪里照管得到？鞭长莫及，你们也要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如果一味凭爱憎发表意见，就不对了。
虽然皇上支持杨嗣昌，另一位给事中章正宸还是赞成李焻的意见，认为福王之死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近日来，朱由检一直在担忧其他藩王的命运，唯独不担心襄阳的襄王，因为襄阳是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有重兵驻扎。然而，最为安全的地方，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正当他在武英殿向左右近侍询问，开封的周王近况如何时，突然，宗人府官员传来襄王次子朱常澄的紧急公文。他大惊失色，推案而起说：难道襄王也不免于难了么？迅速打开公文一看，原来是二月初五日，张献忠的部队进入襄阳，俘虏襄王朱翊铭，押至西门城楼处死……
朱由检在悲恸之余，还不忘交代有关部门，按照福王的规格为襄王准备丧葬礼仪。这个襄王朱翊铭，按照辈分，是他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同一辈，属于远房叔祖一类，比他的亲叔福王朱常洵要疏远一些。令他不解的是，杨嗣昌为何至今还不向他报告此事？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早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经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他的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他在向皇帝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阳）库罄尽，心益忧煎，不知死所。”从他所说的“忧劳病瘁”看来，他的病是心力憔悴所致，以督师辅臣名义来到湖广、四川，肩负皇帝的殷切期望，围剿张献忠等部，至今毫无成效，忧心忡忡而病倒。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出川，飞袭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对于这次突然袭击，张献忠布置得十分细致而周密。襄阳方面丝毫没有察觉任何迹象时，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当阳，派遣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之间的联络，自己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十二名骑兵冒充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
在此之前，张献忠做了周密的策划，陆续派遣士兵化装成商人把武器混在商品当中，随车运进城中，做好攻城准备。在玛瑙山之战中被俘的张献忠爱妾高氏和军师潘独鳌，关押在襄阳监狱之中，他们暗中买通官吏，充当内应。所以二月初的攻城相当顺利。
《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明的一招，张献忠拿下襄阳就是一个案例。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据襄王的次子朱常澄报告，他们当时耳闻目睹的情况是这样的：“二月初四日夜三鼓（三更），遍地举火，满城从睡梦中惊突奔窜，民与兵与贼搅浑，狂奔于烟火熏灼之中。”
天明后，张献忠进入襄阳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解到西门城楼上，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声大喊：“求千岁爷爷饶命！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不无得意地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要借他的脑袋派用场，大惊失色，连忙讨好说：“（襄王）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死了。
殊不知张献忠不吃这一套，他有更高的目标——杀襄王而置杨嗣昌于死地，非常干脆地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的意思很明显，襄王一死，杨嗣昌这个督师辅臣就得以“陷藩”这一罪名而伏法。
说罢，张献忠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王室成员四十三人。然后，打开王府仓库，发放十五万两银子赈济灾民。
这一切，都大大出乎杨嗣昌的预料。他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当主管郧阳、襄阳的官员提醒他注意襄阳的防务时，他反而讥讽这个官员过于怯懦。他的注意力始终盯住张献忠不放，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东进，他则由水路沿江而下，想赶在他的前面堵截。没有料到，赶到夷陵（今宜昌）时，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愤恨、悲伤种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号啕大哭一场，这是对他最为致命的打击，最大的悲哀是：今后无脸再见皇上。
原本病重的身体，遭受这样严重的惊吓，杨嗣昌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从此饮食不进。到了沙市徐家园，已经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派人催促家属赶来诀别。万元吉问他：病情如何？为何不报告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此时此际的杨嗣昌，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心如死灰，苟延残喘，等死而已。他在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吐露了这种心情：“天降奇祸，突中襄藩，仆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督师辅臣杨嗣昌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关于他的死，后人众说纷纭，有的说自缢而死，有的说服毒而死，都是传闻之词。其实他早已病重，再遭福、襄二王被杀的惊吓，终于不治，即使华佗再世，也难以起死回生，何用上吊服毒？他的儿子杨山松、监军万元吉说他病死，是可信的。
远在北京皇宫的朱由检，接到万元吉送来的讣闻，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对身边的大臣叹息道：“督师功虽不成，志亦堪悯。”要他们按照内阁辅臣的礼仪安排葬礼。随即下达一道谕旨，再次强调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亲自写了一篇祭文，流露了对他始终一贯的眷顾之情，虽然没有凯旋而归，但鞠躬尽瘁的精神依然可嘉，充满了深深的惋惜、哀怜、遗憾。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从此再难寻觅杨嗣昌这样的能臣、忠臣，无怪乎他要说：“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
然而，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法律，督师失职之罪如果不追究，今后恐怕难以驾驭群臣，朱由检不得不交代有关部门议定杨嗣昌的罪责。朝廷上下都知道皇帝对杨嗣昌的偏袒心态，有关官员故意援引经典，根据传统律法中“议请减赎”的原则，以“议功”的方式，解脱了他的罪责——由于指挥失当，导致二府、三州、十九县丢失，福王、襄王被杀，以功抵过，不予追究。这种特殊处理方式是符合皇帝本意的。尽管舆论汹涌，言官们纷纷弹劾杨嗣昌，朱由检统统不予理睬，不但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反而追赠他为太子太保。朱由检对于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朕非亡国之君”（1）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朱由检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
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