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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布谕旨，放弃宁远，征调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率兵保卫京师。山东总兵刘泽清近在咫尺，拒绝征调，反而从临清南下；只有唐通带了八千兵马赶到北京。
吴三桂接到命令后，姗姗来迟，三月上旬才从宁远率领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二十日赶到丰润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早在前一天进入了北京。
“勤王”的方案终于化作了泡影。
煤山自缢，以身殉国（1）
艰难的最后时日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
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
——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明朝大难临头了。
“讲和”乎？“亲征”乎？
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
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
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
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
所谓“朕计定，另有旨”，除了顽抗到底，别无他法了。朱由检立即起草了“亲征诏书”，用文绉绉的文笔，回顾他十七年的历程，无奈地承认，十七年来，政治不修，祸乱频繁，难道是没有任用贤人，没有远离不肖者？以至于触犯天怒，积怨民心，使得赤子化为盗贼，陵寝受到震惊，亲王遭到屠戮，国家的耻辱莫大于此。然后，他向臣民宣告，决定由自己率领大军亲征，国家大事委托太子处理。他号召臣民，如有能够奋发忠勇，捐助军饷武器者，一概选拔到军前任用，消灭叛逆以后，予以重赏，决不食言。这是他作为皇帝向全国臣民发出的最后一道谕旨，显然是虚张声势的官样文章，这个时候再侈谈“亲征”，无异于白日做梦。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仅仅是公开表明他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
“亲征”诏书发布后，朱由检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要他带领私家武装护送太子出京南下。巩永固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敢蓄养私家武装，即使有，也无法冲出重围。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只得作罢。朱由检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宫内人员，准备守卫紫禁城。
李自成得到杜勋的答复，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
在宫内的朱由检还没有得到报告，询问阁臣，外城是否已经被攻破？阁臣回答说，不知道。他再问，事情紧急，有什么对策？阁臣们的回答是几句自欺欺人的话：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所谓“巷战”云云，当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当农民军向内城进攻时，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也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整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开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
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说：“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风苦雨、冰雹雷电，与炮火硝烟交织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宫殿内徘徊的朱由检，得到太监报告，内城已经陷落，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也已涣散逃亡。他们劝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们没有料到，皇上选择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国。
以身殉国的前前后后
朱由检对于内城已经陷落似乎将信将疑，带领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景山），四处瞭望，但见烽火烛天，确信内城陷落无疑，才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善后事宜，他要在自己殉国之前，命令家属先殉国。
他对周皇后说：大势已去，你身为“母仪天下”之人，应该选择光彩而节烈的死。周皇后伤心地痛哭，说道：妾身跟随陛下十八年，今日一同死于社稷，死而无憾。两人泪流满面，相对无语。
接着，他要左右侍从传旨给嫔妃和懿安太后（天启皇后），命她们自尽，不要坏了皇祖爷的国体。然后吩咐：传主儿来。所谓“主儿”，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太子及定王、永王。
三个儿子赶来，他叫宫女取来旧衣服，亲自给他们换上，系上衣带，告诫他们：你们今日是太子、亲王，城破以后，就是小民了，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怀恋我，我必定要为社稷而死，否则没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你们千万要小心谨慎，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老的称呼老爷，年轻的称呼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称呼老爹，年轻的称呼老兄；文人称呼先生，军人称呼长官。然后交代一句：万一不死，将来不要忘了报父母之仇，不要忘了我今日的告诫。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临终嘱托，在深宫之中长大，不了解外界世俗民情的皇子，如何在这个乱世安身立命。父子亲情中流露出无限的感慨，终于在临别时爆发出来，大声地嚎叫：你们三人为何不幸而生在我家！说罢无所顾忌地大哭起来，左右的侍从都被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感动得失声痛哭。
周皇后在诀别三个儿子后，痛哭着返回坤宁宫。朱由检目送太监带着三个儿子出宫，急忙来到坤宁宫，看到周皇后已经上吊自尽，连声说：好！好！十六岁的长平公主（朱由检的长女）在一旁哀伤地哭着。这样一位婷婷玉立的花季少女，落入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又不忍心叫她自杀，朱由检只得自己下手，结束她的生命。叹息着对她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乘她不备，拔剑向她砍去，公主本能地用手臂挡了一下，手臂被砍断，血流如注，当即昏厥过去。
农民军进入紫禁城后，以为她已经死了，把她抬到外公周奎家，料理后事。不料五天以后，她苏醒了。顺治二年，长平公主请求出家为尼，清朝当局没有批准，要她与朱由检选定的驸马都尉周世显完婚。次年，她因思念父母，过度悲伤，吐血而死，年仅十八岁。松江人张宸深深为之感动，写了一篇《长平公主诔》，用典雅的文字来哀悼这位不幸的公主。
却说朱由检从坤宁宫赶往南宫（仁寿殿），命令宫女动员懿安太后张氏自缢，便仓促离去。张太后并不知道外界的情况，没有自缢。次日凌晨，宫女喧哗，慌乱一片。张氏知道大事不好，便悬梁自尽。宫女把她救下，送入侧室休息。几个时辰以后，张氏在侧室自缢。农民军先头部队进入宫内，砍断绳索，张氏逐渐苏醒。这时农民军将领李岩进来，他一向敬佩太后，命令士兵不可对她凌辱。当天晚上，张氏从容自缢。后来，清朝当局把她安葬于熹宗的德陵。
朱由检从张太后那里出来，已经是深夜了。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尽快为自己安排光彩而体面的死。轮到他选择去路了，他要壮烈地告别人世，告别他临朝十七年的紫禁城，告别他的“皇祖爷”朱元璋一手打下的天下——大明王朝。
然而，这种壮烈的告别，实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天空一片黑暗，一片寂静，没有任何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朱由检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颗大树下，上吊自尽，王承恩随后也上吊殉葬。他们两个在黑暗阴冷的夜空中，形影相吊，终于和纷繁扰攘的人世永远告别了。
这是一个值得历史铭记的重要的时刻，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后半夜，也就是十九日的子时（午夜一点左右）。
朱由检的死，没有目击证人，是极为秘密的，宫内人员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李自成进宫后，四处寻找，终于在二十二日才发现。
根据发现遗体的太监追述，后人在野史中记录了朱由检殉国的大致情况。不妨约略摘引一二，以飨读者。
文秉《烈皇小识》说：二十二日在后苑山亭中看到先帝遗体，与王承恩面对面自缢。先帝用头发覆盖面孔，身穿蓝袍、白夹衣、白绸裤，一只脚的鞋袜脱落，另一只脚穿着绫袜和红色复底鞋。袖子上写着一行字：“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
赵士锦《甲申纪事》说：二十二日，在煤山松树下搜得先帝遗体，与太监王承恩面对面自缢。左手写着“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裤，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靴子脱落，头发蓬乱。
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二十二日近午时分，才得到先帝的死讯，同司礼监太监王某，在煤山红阁自缢。先帝在黑色镶边白色绸背心上，留下御笔血书：“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
冯梦龙《甲申纪闻》说：先帝披头散发，身穿白绸夹衣、蓝纱道袍、白绸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绫袜、红色复底鞋。在衣带上写着血书：“……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
各种记载大同小异，可见情况大体没有什么出入。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终年三十五岁（中国传统以虚岁计）。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灭亡。明末复社诗人吴伟业的长诗《圆圆曲》，头一句“鼎湖当日弃人间”，写的就是朱由检煤山自缢的事。
王朝的末路（1）
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