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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类科幻
乔治·本福德（GregoryBenford）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以控制的去思考和梦想未来的方式。布拉德伯里（RayBradbury）认为：科幻小说是真正关于未来的社会学研究。特里·卡尔（TerryCarr）认为：科幻小说是关于未来的文学，讲述了我们希望看到－－或者我们后代看到的－－明天的奇迹的故事，这段时间也许是下个世纪，也许是无限的时间延伸。
是的，他们讲的都不错。但他们只是提到了科幻文学里的一种——预言类科幻小说。绝大部分科幻作品，根本和预言没有关系。
以科学技术某些真实的前沿课题为素材创作的科幻小说，属于预言类科幻小说。这类小说的主要事件完全取材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课题。在所有科幻作品里，它们恰恰是数量最少的一类。
把握这个概念的重点，是“真实的前沿课题”。凡尔纳经常被外行称为伟大的预言家。但如果按照预言类科幻的严格定义去考查，只有《海底两万里》和《征服者罗比尔》才算得上预言类科幻小说。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都在说，是凡尔纳在这篇小说里发明了潜艇，其实潜艇当时早就存在了，凡尔纳只是考查了当时的潜艇技术，以及海洋学研究现状，以这些知识为素材，写成了自己的小说。
在《征服者罗比尔》中，凡尔纳具体考查了当时的一个前沿课题——比重大于空气的人造物体能不能飞行。作品一开始便记录了当时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人造飞行器的前途是飞艇，一种认为将是比重大于空气的飞行器。只有后者才能克服气流的阻力。
威尔斯早期的作品都与预言无关，而是他自己的创意。到了后期，他开始写现实中存在的科研课题。在《获得自由的日子》里，威尔斯描述了一次核战争。当时，核物理学家发现了“半衰期”现象。于是在这部作品里，核弹被想象成一种可以不停爆炸下去的武器。与后来真实的核弹有本质区别。
《夜班邮船》也是一部预言类科幻。吉普林写下这部作品时，飞艇早就在天空邀翔。他是综合了实际存在的科技知识，把飞艇的前景描述出来。
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也偶尔创作个别作品，为自己的研究扩大影响。如齐奥尔科夫斯基便将他的分级火箭原理写成科幻小说。后来在科幻小说领域中也出现了如《太阳风帆》、《天堂的喷泉》等描写某个具体技术发展前景的作品。另外还有如心理学家，开行为科学一派先河的斯金纳创作的行为科学幻想小说《沃尔登第二》等个别例子，是为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
冷战时期，西方学者们写了一些精确描述“核冬天”之类灾难的预言作品。这些作品一次次提醒着人们的理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牢固建立了核战争等于人类集体毁灭的概念，为人类最终告别核战威胁建立了某种舆论上的“防火墙”。如今，关于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科幻作品也在不时为人们敲响新的警钟。这些都体现着预言派作品社会价值。
在中国，预言类科幻极少有人触及。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达到“小说”水平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便是一篇预言类科幻。作者童恩正是考古学专业工作者。《古峡迷雾》取材于考古学上的真实课题：古巴人失踪之谜。作者在小说里，假定巴人残部最终消失在崇山峻岭中。可以对比童恩正的《石笋行》，也是一篇考古题材的小说。其中的考古发现：一枚被称为石笋的奇异石碑，是外星人的火箭，最终升空上天。“消亡在大山里的古部落”，“和外星人留在古代的火箭”，显然作者相信前者，并不相信后者。后者只是个写故事时的假设。
《珊瑚岛上的死光》让童恩正名声暴起，远播于科幻圈之外。这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制造出来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受此启发，两年后童恩正便创作了这篇佳作。至于它发表于十几年后，不是作者的责任。《珊瑚岛上的死光》写的是激光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前沿课题。
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小说。远古时代，印弟安人曾经凭独木舟来到欧洲，这是作者的一个推论。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个推论。也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北方的云》。将渤海湾的水蒸发，再送到内蒙古，作者自己也不会把它当真，只是在小说里运用了各种知识，把它写得以假乱真而已。
王晋康创作《生死平衡》时，其素材是一本叫《平衡医学》的书。涉及了对西方现代医学某些问题的讨论。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属于真实的前沿课题。缺陷将导致的危机。刘慈欣的《地火》则是一篇对煤炭工业前景的预言作品。郑军在短篇《人口危机》里，描述了未来社会人口负增长问题。而其长篇《惊涛时代》，则取材于海洋学的一些尖端课题。甚至，一些真实的中外海洋学家都穿插在这部作品里。
预言类科幻小说存在的前提，是科学本身的不断前进。很多不接触科学工作的人，只是从学校里接受学科教育。把自然科学教师误认为科学家。将科学视为僵化保守的体系。实际上，科学工作的主体便是发现和发明。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传承旧知识，而在于发现新知识。在这个基本动力推动下，整个科学，以及它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断地扩大知识领域。这就需要一线科学家必须有前瞻能力。下一卷里，笔者会从未来学和科学预测两方面，谈到科学的进步。
而预言类科幻小说，正是把科学家们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变成文学形象进行表述。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个误解，科幻小说并没有作出过什么预言。它只是表现了科学家的预言。
科幻小说家常常拥有“预言家”的美誉，而其原因，与算命先生差不多：“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预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偶尔正确的预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科幻之路》三卷457页）。实际上，即使是这些正确的预测，科幻作家也不是原创者。
迄今为止，笔者没有搜集到任何一部科幻作品，其中的科学预言完全由作者本人完成。所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预言，事先都是由科学家提出的，科幻作家只是拿来把它们当成素材。其实，科幻作家也从未标榜过自己作出了某某发明。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什么发明创造，第一件事不是写成小说，而是到专利局申请专利。而专利局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为鉴别他确实是这种发明的首创者。
如果有人相反驳我这个观点，希望他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某篇科幻小说里确实存在着有科技意义上的新发现。哪怕一篇也行。在第一卷里，笔者对科幻中的科学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现在笔者还要在此强调一句：那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预言，是科幻作家独立作出的！
笔者1999年在《中国科幻之路》中正式提出“预言式科幻小说”。当时，虽然认为“真正的预言”数量极少，微不足道，但毕竟还拥有几个实例。现在笔者倾向于认为，科幻小说根本不存在有独立科学价值的预言。所有的预言类科幻，都是借鉴了科学界已有的成果。对照《科幻纵览》以前的各个版本，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把科幻小说当成预言，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一是只看到预言类科幻小说这一种，二是对科技史的无知。毕竟，与论文专著相比，小说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有多少人读过《海底两万里》？又有多少人知道十九世纪潜艇技术的发展情况呢？
将预言类科幻当成科研成果，或者把写科幻当成科学研究，这给科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北师大科技史专家田松先生长期跟踪研究“民科”现象：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不掌握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又与科学共同体没有正常的联系。但却认定自己作出了某某重大发明创造。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虚无飘渺的“科研”上去。他的研究可参考《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不幸的是，以此书内容为参照，科幻界里的“民科”为数不少。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知道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不是一回事。这些“民科”关于科幻的言论，恰恰授人以柄，在社会舆论中造成一个科幻的负面印象。
创意类科幻
雷金纳德·布莱特诺（ReginaldBretnor）认为：科幻小说是基于关于科学和它的合成技术的人类体验的理性的思考。
海因莱因认为：科幻小说表现了对被视为科学方法的人类活动之本质和重要性的理解，同时对人类通过科学活动收集到的大量知识表现了同样的理解，并将科学事实、科学方法对人类的影响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反映在他的小说里。
雨果·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是帮助读者吸引科学知识的糖丸。
他们的观点都不错。但他们只是谈到了一类科幻小说——创意式科幻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作者从自己的一个独立创意出发建构小说的主要事件，他要运用科学知识，以真实性为目标来完善这个创意。最重要的是，这个创意和真实的科技前沿毫无关系。
凡尔纳第一部科幻小说《地心游记》，便是典型的创意式科幻。某篇文章曾经把这部小说当成“凡尔纳失败的预言”。但从小说开端部分，作者引用大量的地质学成果来看，凡尔纳完全知道地心是实体而无空洞。他塑造一个“地中海”世界，完全是因为其艺术趣味。
在《太阳系历险记》中，这种创意式科幻的思路得到进一步贯彻。一颗小行星接近地球，带走部分陆地、海洋和三十六个人，而地球上其他人一无所知。以当时自然科学的常识而言，以及凡尔纳的知识水平，他不可能真的认为会发生这种事。从创作构思的角度看，他首先是建立了这么一个创意，然后堵塞进各种相关知识，令它“逼真”。
到了威尔斯那里，创意式科幻更为自觉地发展进来。时间旅行、隐身人、外星人入侵、神食、异度空间，……这些都和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威尔斯先把它们构想出来，然后再绑上知识之线，令它们看上去很真。
当时，凡尔纳和威尔斯曾经有过争论。前者认为，自己写的是真科学，威尔斯写的是想象中的科学。其实，这正是预言类科幻和创意类科幻一种不自觉的碰撞。只不过当时，科幻作品整体上数量就很少，风格流派也不可能清楚地表现出来。
威尔斯后来又被人称为现代科幻之父，以笔者的理解，这个“现代科幻”，正是创意式科幻。因为它完全离开了科学这个源文化的脐带。作者可以海阔天空地去假设，然后再采集来相关知识，进行整理。
比如一篇名叫《追赶太阳》的科幻小说。故事的情节是：一个月球考查队发生了事故，失去了能量。惟一幸存的女宇航员要等待地球的救援。但她必须在失去能量的条件下保持宇航服的温度。于是，她便用步行的方法“追赶太阳”，使自己在月球的“一天”内始终保持在阳光下。这里面的线索便是，由于月球重力小于地球，人可以凭借体力在一个月球日内环绕月球一周。阿西莫夫的《血溅音乐钟》讲了一个探案故事。最后破案的线索，是嫌疑人由于刚刚从月球返回，身体无法适应地球的重力。这些都是将创意设置在天文学基础上的例子。
阿西莫夫著名的《奇异的航程》更为典型。这篇作品描写科学家将人缩小到细胞大小，进入人体内游走航行。该作品萌发了一个丰富的科幻题材亚类型，如美国影片《内层空间》，当代中国青年科幻作者周宇坤的《脑界》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个构思完全没有科学上的可能性，从预言的角度也不及医学上“药物制导技术”、“纳米机器人技术”，更接近现实。但这样写显然是极为有趣的。有趣，这个文学上的目的，才是此类题材的出发点。
时至今日，被人们习惯上称为“硬科幻”的科幻作品里，除了极少数是预言类科幻外，绝大部分是创意类科幻。科幻界一直没有把两类作品划分开来。其实，关注一下同一个经典作家的不同作品，会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个问题。比如，别利亚耶夫创作的《种海人》，完全反映了当时海洋开发的前景。而其《跃入虚空》，更是在学习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专著后构思的。齐氏自己也写过科幻小说来宣传自己的思想，但影响力不大。所以欣然命笔，为这部长篇写了前言。
而他的《永生粮》、《飞人阿利埃利》，显然和科学前沿无关。而《最后一个大西洋人》更是典型的纯科幻创意。
创意类科幻里富含科学知识，但它与真实世界里的科学研究完全没有关系，而这正是许多科幻迷所不解的。所谓科幻是科学的温床之类的说法，大多是对创意类科幻本质的误解。
象征类科幻
当一物不仅仅是其自身，还能指代它物时，它就是一个象征。比如一面红旗、一颗红星象征着革命。一束玫瑰象征着爱情。在许多作品里，某人或者某物都不仅仅是其自身，而是某种象征。比如玉皇大帝是封建王权的象征，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象征。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形象，但在这些形象背后，又具有更加深远的寓意性。
以象征类的形象为主导的科幻作品，是象征类科幻，又可以称为寓言类科幻。这类作品的主要事件便是一个象征，它的参与者多半也是象征。
在《大机器停止转动》中。抚养一切人又控制一切人的“大机器”几乎没有什么细节，它就是整个机械社会的象征。恰佩克被科幻界视为前辈，但在一些主流文学理论著作中，他则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被视为象征主义手法的典型。这种机器人（其实是生化类人造人）只是一切被造物的象征。在《鲵鱼之乱》中，鲵鱼的生物状态、生理特点被刻画得细致入微，但那既不是科学预言又不是简单的创意。它是纳粹主义的象征。
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Vonnegut，Jr。）的短篇科幻小说《哈里森·伯杰隆》就是一篇优秀的科幻寓言，它讽刺了绝对平均主义：未来的美国成为一个绝对平等的国家，设置各种制度使人平等（平庸），漂亮的人要戴上丑陋的面具，高大的人要背着“障碍袋”生活。人们热爱平庸，反对优秀。在这里，面具、障碍袋都是象征，象征着社会抹杀个性的无形力量。冯尼格特绝不可能真的认为，真的会出现这类社会制度。
在《钢窖》、《飞城》、《法官爵德》等科幻作品里，都存在着与农村和农业完全无关的超现代化城市。城里应有尽有，城外一片荒凉。这类城市则是科幻作家城市观念的象征。在第七卷里，笔者还要详细分析科幻文艺中特殊的城市观念。
中国最早的寓言类科幻小说应属老舍的《猫城记》。在这部作品中，猫人社会显然就是老舍心目中诸多中国社会阴暗面的象征。在《温柔之乡的梦》中，机器人妻子显然不是一个科学发明，作者根本没有描写它的技术细节。它只是个象征，是某些男人对于完美妻子的错误观念的象征。在刘维佳《高塔下的小镇》里。高塔及小镇都是象征。前者象征着固步自封的思想倾向，后者象征着这种思想倾向支配的社会。
一部作品是否以象征为主，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但现在中国科幻作家很难找到发表空间，直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至于外国科幻名家，他们的作品被反复翻译，他们对于这些作品的解释却很少有翻译家关注。这些现实问题，都给人们判断“象征类科幻”带来了难度。在这里，笔者举一个象征类科幻创作意图的实例。2003年一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这部作品虚构了一个十三岁以上成人全部死亡的世界。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思想：
（失去父母的支持）这也是全人类最恐惧的事，这恐惧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使得古老的宗教在今天仍然存在，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黑暗而幽深的宇宙，人类徒劳地想抓住一双并不存在的手。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世界已经是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孩子世界了。全人类就是一个找不到双亲之手的孤儿，心中充满了恐惧和茫然，同时，任人性中幼稚和野性的火苗燃起，最后燃成了疯狂的毁灭之火……我们甚至远不如小说中的孩子们幸运，在大学习中没人教我们。《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