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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找寻下落不明的中国企业精神
吴晓波继《激荡三十年》后溯源历史，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企业史三部曲”又添新翼
全新视角解读中国百年孤独，在历史沉浮中找寻失落的企业家精神
前瞻“五四运动”90周年庆典，引领回顾历史浪潮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吴晓波著写的《激荡三十年》风靡2008，而今余音尚未散尽，吴晓波记述百年中国企业史的新著《跌荡一百年》（上卷）再度出版。
回顾2008年中国图书市场，由吴晓波著写的《激荡三十年》可谓刮起了一股“激荡”旋风，其在2007年1月和2008年1月分别推出上下卷，引领了三十年庆典的浪潮，是众多报刊杂志、影视电台制作同类节目的脚本之作，上海的东方卫视和第一财经电视台专门以“激荡”为名，制作了30集大型电视片。2008年初，该书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组委会对此书的评价是：“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改革的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而吴晓波的浪漫主义情怀显然还在延续。此次推出的《跌荡一百年》记述了从1870…1977年中国企业的历程。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吴晓波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与文字魅力，试图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而史景迁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吴晓波用他最擅长的描述，开始了他的记述。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以往草莽生长、只顾前进的发展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打造“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企业与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每每有不和谐之音出现，这便促使企业家与社会都需要认真探讨自己的角色。在此情形下，近来日益风行的读史潮流，便被很多人理解为这种需求的反映，而吴晓波从企业史发展的角度直面解读中国企业家成长历程，更是为众多找寻自我成长基因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深度读本。而包括《新周刊》在内的众多媒体，也在2008年度纷纷推出解读企业家“男三号”现象的专题，更为理解为重新定义企业价值的积极信号。
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庆典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正是开启了中国迈向现代化旅程的第一步，而从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追溯企业历史，也许方能解开中国企业成长的基因。“我做企业史三部曲，是想沿着一个一直被遗忘的视角，为众多现世寻找方向的人提供一条逻辑。”吴晓波如是说。
内容提要 ：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了解中国百年崛起，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此为上卷，叙述1870～1937年的中国企业变革。作者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从曾国藩、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到张謇、荣家兄弟、孔宋家族，寻找中国商业进步的血脉基因。
作者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既有文献价值，又有生动故事？？？？？，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英雄主义的魅力和浪漫主义的情怀。
编辑推荐 ：
继《激荡三十年》之后，吴晓波溯流而上，再写中国企业100年。
了解中国百年崛起，一部不容错过的史诗般作品。
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吴晓波像一个勤奋的论文写作者一样，从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描绘了中国崛起的秘密。
——英国《金融时报》
关于中国企业种种不可思议的事迹，散布在漫长的历史中。吴晓波花费数年时间，将它们一一拾起，把一段由感性、零碎、个人观察组成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描述，在浩如烟海的陈旧信息中，梳理出了历史的脉络。
——《南方周末》
在中国诡谲多变的商场里，企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能经得起时间淬炼的企业必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外人对于中国企业的兴衰常有雾里看花之感。吴晓波的企业史作品无疑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门，以一个又一个商业（公司）发展与挣扎的细节，道尽了中国企业所拥有的无限契机，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的崎岖。
——台湾 《中国时报》
在今天的财经书市上从来不乏企业的传记，但它们总过于和写作对象接近，公正而审视的企业史著作依然匮乏。吴晓波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一期待，他笔下的企业史能让读者获得一种冷静的激情。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晓波把目光聚集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史上，他笔下寂寞千年的男主角——企业家粉墨登场后，企业史的概念得到了市场认可，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草莽英雄传。
——《中国经营报》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吴晓波掌握了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也许再过数年，他能写就类似于《追求卓越》、《从优秀到卓越》、《基业长青》的中国版商业“本纪”。
——《第一财经日报》
吴晓波以一种好奇者的单纯扑入中国历史变革的复杂历程中，适时结合当年的世界“风云”，面对中国遭遇的各种“气候”，把握在各色“风云”和“气候”当中出现的特定情境。他极具人文思辨，往往能回归人性本源进行解构，大浪淘沙，尽收眼底，兴衰成败，皆入囊中。
——《新京报》
作者简介 ：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荡三十年》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荣获“和讯年度财经图书大奖”、中国图书评论协会“年度十大图书”等奖项。
目录 ：
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第一部 1870－1910：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870年：未死将生的时刻
【企业史人物】太保赫德
1875年： 买办救国
【企业史人物】买办世家
1884年： 盛宣怀夺权
1894年：状元办厂
【企业史人物】一代“商父”
1900年：国变中的商人
【企业史人物】北方一周
1905年：立宪急先锋
第二部 1911－1927：惟一的“黄金年代”
1911年：在革命的炮火中
【企业史人物】百货四子
1915年：作为抵抗的商业
1919 广场背后的人
1924 工商决裂
1927 悲剧之月
【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第三部 1928～1937 国家主义的回归
1929 商人的抗争
1932 救亡的经济
【企业史人物】 费的眼睛
1935 大收编
【企业史人物】 嘉庚助学
1937 沉船与拯救
【企业史人物】南洋兄弟
致谢
人物索引
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上）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 瑞典诗人 托·特朗斯特罗莫
【一】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官员的接见。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和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纺工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而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的、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漩涡之中。”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它另外的面孔。“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那么，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象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
白吉尔式的好奇，并不是惟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这里曾经是林彪的 “行宫”，现在则成了企业家们最爱居停的清幽场所。王石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显然，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类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 ”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 ——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他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
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然而，这显然是一个不公平的景象。
正是为了解答上述的这些问题，让我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的写作后，鼓足勇气，溯源再上，开始重新梳理1870到1970年代的中国百年企业史。史海茫茫，我出发去打捞沉睡在水底的记忆碎片。因受到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中国企业史在传承上支离破碎，几无传统可言，它好象一张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图，一切都混乱不堪，某些片幅遗失了，显得残缺不全。
【二】
仅仅过去了一百年，我已经很难从实物上目睹到当年的光荣。
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已经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现在只剩下一个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馆；张之洞的“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如今是一个时尚的休闲会所；当年的“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大拆迁，这里将在两年后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在梁启超赞许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的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都已成为历史烟云中的传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绣娘”沈寿的忘年恋情；在无锡，荣家兄弟的梅园花枝烂漫，他们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成了需要保护的“工业遗址”；在集美小镇，陈嘉庚的故事更象海平线尽头的那一个飘渺的风帆远影。
还有人记得范旭东吗？正是因为他研制出了精盐，让中国人摆脱了“食土民族”的耻辱；还有人记得虞洽卿吗？正是因为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军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还有人记得穆藕初吗？他不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还有人记得张公权吗？他在27岁那年就领导了中国最大的银行；还有人记得郑观应吗？他不仅写过《盛世危言》，还是一个被长期蔑视的买办阶层的代表；还有人记得卢作孚吗？那个瘦小寡言却有着猛虎般个性的“中国船王”。
甚至，我们该怎么评价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和宋子文？他们仅仅是一群鼻尖上堆着一团白灰的恶商丑辈吗？
“化石”残存，商脉已断，一部企业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运河，我们能否清淤接续？
我还试图在大历史的转折时刻里，寻找到企业家们的身影和声音。
在国贫民穷的时刻，是怎样的资本和人才组合启动了“洋务运动”？在慈禧出逃、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时候，南方的商业繁荣是靠谁保全的？当立宪浪潮成为全民共识的时候，谁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谁保卫了市井的稳定？在五四运动的口号声里，谁是广场背后的支持者？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谁一度管理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日本军队悍然侵华的时候，又是谁保住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和转移了国家的最后一口元气？
我想，这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历史事实。
中国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个百年命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那场战争不是中国落后的开始，而是结果，是民族觉醒、觉悟和崛起的起点。从那时至今，数代中国人一直在致力于国家的伟大复兴。正如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所说，“兵战”与“商战”是中国复兴的两大主题，而后者的主角就是企业家阶层。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对日抗战，从新中国的创建到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而这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是被忽略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遗忘。企业家阶层从来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的职业属性使得他们在很多时候与激进主义背道而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中国进步史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过去百年间，国家与资本、政府与企业家阶层的关系研究，是一个很独特的命题。企业家阶层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和暧昧。在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结论：
1．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辩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中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