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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1938年，因为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损失惨重，军委会命令将张砚田的118师补充给第二集团军。这时，因为这支部队中很多军官为日军训练，熟悉日军情况，并且有多年华北地区活动的经验。为了增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进入军统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派遣到北平潜伏，即成为军统新华北区的骨干。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
说到新华北区，不得不说一下军统“旧”华北区的历史。
军统旧华北区，指的是抗战前军统在华北地区平津保各地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六大骨干特务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澎、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出身东北讲武堂，智勇双全。在他领导下华北区虽然工作开展较晚，但成绩很出色，陈恭澎最初也是听从他的指挥，并逐渐培养起来（不过陈是戴笠三道高井训练班第一期的高材生，感情上比王更贴近戴）。
王的主要人手，一方面为若干失意旧军政人员、帮派成员，另一方面则是戴笠通过拜弟吴泰勋（吴俊升子）收罗的东北军要人警卫、马夫等等，其中包括了白世维、兰子春、王文等优秀枪手。中日关系逐步紧张后，王领导的华北区先后执行了刺杀张敬尧、刺杀山本荣治等多起成功行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部下，却生生被戴笠自己给逼反了。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主动投靠日本方面（其他抗战中投日的大特务多是被俘后投降的，王这样主动投靠的十分罕见），军统局在华北的力量，几乎被一锅端。
二
戴笠逼反王天木，实在是这位“特工皇帝”一生少有的败笔。要知道王不但文武双全，而且在军统特务中罕见的善于在敌占区活动（他在华北建立军统体系的时候，国民党在华北也属于半地下状态），所以在军统中排行很高，用过“三木王”的代号，意思是军统外勤特务里面他能排到老三。
戴笠逼反王天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权”字。说起来戴笠手下这六位大将中，王天木是唯一的叛逆（陈恭澎也被捕变节，但他对戴笠个人并非不忠，所以后来也为戴笠原谅而重新使用），戴笠对他最为猜忌，长期用而不信。
说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戴笠颇有识人之明，否则也不会提拔王天木了，而且其他五员大将戴笠都是死保宠爱，为何独独这样对待王天木呢？王在工作上对军统可谓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天木，就没有抗战前军统的华北系统。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五个人戴笠都认为不会对自己有威胁。吴赓恕勇猛凶狠，抗战期间亲自到上海组织刺杀汪精卫，被捕后不屈而死。此人资格虽老，有勇无谋；文强身披黄袍（黄埔四期），有军事才能，在军统只能算半个人；陈恭澎是戴笠自己培训出来的嫡系学生，忠心耿耿而且性格恬退；赵理君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是戴在上海训练的杀手集团一员，只不过因为比李阿大等有智谋头脑而被戴笠看重，但在外面声名狼藉；沈醉是他的姐夫军统智囊余乐醒带进来的，一来他资历浅，人比较单纯，二来戴就是通过厚待沈醉，压制余乐醒来获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使此二人皆效忠于自己，所以对沈一直很好。
综上所述，这五个人都不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戴笠。而王天木就不一样了，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戴笠关系较远，而且因为华北地区军统缺乏人才，戴笠不得不让王长期独当一面。
王天木长期负责一方面的特务组织，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戴笠疑心重，担心他坐大，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津站站长，互相牵制。不过，陈性格宽宏，与王合作不错，所以二人合作，对军统北方的工作开展起了不错的促进作用。戴笠看到陈渐渐成熟，便将王从熟悉的华北区调出，寻衅将王关押两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将其调到上海担任区长。而在上海与王搭档的毛万里又仗着有侍从室的背景专横跋扈，与王不断发生龌龊。在这种矛盾中，戴出于对王的猜忌，总是偏袒于毛。王天木心思缜密，深知戴笠心狠手辣，感到自己已被架空，担心发展下去不免兔死狗烹下场，遂于1939年投日，给军统在敌占区的潜伏力量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3）
由于王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特别是济南站负责人傅胜兰，原来是戴笠很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戴笠是不甘退却的顽固性格，也深知华北对整个地下工作网络的重要，因此，他在“老华北区”被破坏之后，立即组织“新华北区”，继续派遣特务北上。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派遣文强、陈仙洲等武装特务以情报、破路为目的随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行动，进入华北开展活动。陈仙洲在军统是有名的 “夏侯惇”，以善于脱险著称，无论在日本人还是解放军面前都演出过先宁死不屈，接着死中求活，最后好运出逃的冒险剧本，传奇如同电影；另一方面则调动麻克敌等训练完毕的28名华北籍特务，利用其当地的关系，补充到华北区重建北平、天津等地下站点。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隶属于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曾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王天木叛变北平站硕果仅存的老特务，下辖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谍报组（张清江和侯化均），并有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由区书记曾澈领导。经过苦心经营，华北的特工行动又渐渐有了起色。
有些资料说此案主持人是马汉三，这有些似是而非。马汉三当时虽然在华北，但他着重对“蒙疆地区”的谍报工作，不在北平，他指挥这次行动应该是一种讹传。根据现有文献，军统在北平负责组织此行动的是薄有凌和刘文修（区书记曾澈已经牺牲）。但马汉三的确与此案有关，一方面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是军统特务宫介梅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经过马汉三呈交戴笠的。戴笠因此从重庆向军统局华北区下达指令，侦察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特务的抚恤善后，算是这个腐败凶狠的大特务做的少有的好事。
具体的行动，是由张清江的情报一组提供情报支援，而麻克敌的第一行动组进行实施。
此时，为何日本天皇会派特使前来华北“宣抚”呢？
根据日方史料，其原因在于天皇需要向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华北主要城市达三年之久。但是，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旧式军人，善于正规作战，对付战术灵活的八路军实在力不从心。他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对八路军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八路军的总体实力越打越强。到1941年年中，日本国内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多田的无能，于是将其提拔为大将（算是给个面子）后送回国内，改调被彭德怀元帅称为“最狡猾”的冈村宁次担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比多田灵活得多，他调动重兵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和随后的一系列作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关于这两位天皇特使，中文资料中语焉不详，只提到两人均为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皆为陆军中佐。实际上高月保被击毙后“特进”为大佐，所以日文资料中对高月保皆称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悦郎由于没有被打死，自然没有特进。他此次遇刺没有死，负伤致残，不再适合在一线部队，改调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庶务科长。这个闲职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日本战败，乘兼始终是个中佐。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4）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叫做“拉脱维亚的樱”。
三
这两个“天皇特使”究竟什么来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大正十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三期毕业，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用功勤勉，当时即因才华横溢而著称。毕业的时候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这里有点儿疑惑，据说士官学校第一名传统是赐短剑的，这次为何赐的是银表？可能是第三期蒋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赐剑带回中国去了，天皇没了剑，只好换着样赐别的东西了吧。
这一期学员在战争中成为高级将领的不多，一来是因为年龄资历，二来他们在校期间培养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于培养外交军事人才。高月保在毕业后一度派遣到驻朝鲜军中服务，因业绩出色复由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四十四期学习，主攻对苏战略，昭和七年（1932年）毕业。这一次他依旧成绩优秀，在49名学员中仅次于花本盛彦获得优等第二名。这一届陆大毕业生在日本战败时除了身为皇族的闲院宮春仁亲王破格提拔为少将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进”为大佐，成了第一个达到这个军衔的陆大四十四期毕业生，相信这个荣誉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争的。
与高月同时遇刺的乘兼悦郎是佐贺贵族出身，为其陆士三十三期同学，毕业后也到达朝鲜军中服役。但是他的门路奇特，一下就混进了上层，经历与高月大不相同。这样的好处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较快，但是没有得到机会上陆大学习，少了一张文凭。
高月保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乘机独立。这几个小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加入与法国的结盟，人称“小协约国”，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因此成为外部世界搜集苏联情报的一个重要据点。美国驻拉脱维亚武官皮雷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主攻对苏战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多次向日本国内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高月给日本国内的友人写信，常自称为“拉脱维亚的樱”。（日本的旧军队中军校毕业生常以樱自诩，表示赞赏樱花“灿烂中凋谢”的品质，不畏战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5）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59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 “。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四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