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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4）
据此，我对于“神仙山之战”的战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查找。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保定大事纪略》一书中，我找到了《神仙山保卫战纪实》这篇文章。这次击落日机的战斗的真容逐渐展现了出来。
综合该文和其他有关记载，此战发生在1943年10月28日。
神仙山，清代康熙以前一直被作为北岳，名恒山。故此有“古北岳恒山”（与今天山西的北岳恒山相区别）的名称。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对它也有过描写。1943年，这里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也是晋察冀后方机关所在地之一。9月20日至10月12日，日军第一次分四路进攻神仙山，被肖克所部八路军42团（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在金龙洞、九里十八弯等处阻击，无法深入和立足，被迫退却。
10月下旬，日军以四千兵力分九路再攻神仙山，是为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根据战斗记载，击落日本战机的战斗就发生在10月28日。当时，42团团指、二连、三连、四连一部、侦察连一个排在神仙山主峰奶奶顶顽强阻击日军的攻击。战斗中，日机一架协助日军进攻，用机枪扫射八路军阵地，被二连一排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进行防空射击，当即击落日机。有一种说法是八路军背负电台的小战士没有经验，在空袭时奔跑，导致成为目标，电台被击毁（小战士自己却没有受伤），激怒了视电台为生命的八路军官兵，故此日机第二次进入扫射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这应该就是加藤的飞机了。
11月3日，奶奶顶失守。但日军运输线已被马卫华率42团主力切断，11月5日日军被迫撤退，是为神仙山保卫战。
可惜，击落日机的具体人员和当时情形，相对于日军的记载显得颇为单薄。疑惑中我看到了该连随后的战斗——该连继续坚守奶奶顶，“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五六百名日军的进攻，接连打退日军几次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奶奶顶最后失守，该连战士有重伤后和日军用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记载。我推测因为该部此后战斗中损失较大，很可能击落日机的当事人已经牺牲。因此，对这一精彩的战例才缺少了详细的记载吧。
也许，这就是谜底？
也许解开这个谜并不重要，只要后代记得，有一支简陋到只有黑豆作食物的军队，曾经为了他们的国家拼死的战斗过，让侵略者的飞机，焚毁在神仙山下。
从恶战到投降（1）
最后一战——从恶战新四军到投降
在图书馆看到《日中战争——一个士兵的证言》这本书，接着又读了这个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恩仇的大陆——华中战线转战谱》，其中，关于日军与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史实，觉得颇值得研究。
作者川崎春彦，时任日本陆军军曹，卫生兵兵长。昭和18年（1943年）应征入伍，先后参加衡阳/桂林诸战役。1945年，他所在的医务班配属日军作战部队，和新四军所部在江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其中，1945年6月，他和另外5名卫生兵参加了日军（师团参谋森中佐指挥）在郊下塘对新四军的讨伐作战。结果，300名日军、500名伪军组成的讨伐队，出发仅半日就遭到大队新四军的重重包围。激战中，伪军首先溃散投降，日军在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三次突围，损失惨重。最后在叛徒的指引下，才冲出包围圈。
而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山下的村庄中发现来接应的侦察部队也被消灭，其中两名俘虏被杀（作者形容新四军“不是军队，是残忍的盗匪”，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新四军的战法心有余悸）。
因为愤恨侦察部队的俘虏被新四军所杀，日军遂在军医寺山的指挥下将那名叛变并为日军指路的新四军士兵活体解剖。
此后，双方又有两次交锋。作者形容新四军使用的“多是明治、大正时期的落后武器”。
数日后，其所部日军（一个不完整的联队，由师团参谋长带领）南下到达宜章郊外，8月13日，遭到新四军大军的夜袭，自称千余日军被三万名新四军包围。14日夜，日军认识到不突围就将被歼灭，遂寻找新四军包围圈空隙，“从三万人的大包围网中完全脱出”。
日军这支部队16日才通过无线电和友军联系，得到了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这节文字让人很感兴趣，因为新四军抗战的文献在日文中较为珍贵，而此文更是提到了新四军“大部队”对日军千人以上部队进行围攻的战例，更是难得的史料。从这次战斗看，日军伤亡不小（以郊下塘之战而言，应当是毙伤日军150人以上，歼灭、迫降伪军500人，堪称大仗，宜章之战伤亡不详），而且屡屡被新四军包围，显然新四军有相当出色的作战计划和指挥官。
然而，这两次战斗，中方资料很难找到相应记叙。特别是在宜章地区，仅仅有少量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一些熟悉军史的朋友认为，此战从时间和地点来看，很可能是日军和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南进支队”发生了战斗。地点可能在南坪的灵官庙，在《三五九旅南征记》中对此战曾有记载。如果是这样，鬼子跑得还挺快。灵官镇距宜章约120公里，跑了10个小时，“到达宜章50公里外”。时间上算也差不多，每个小时跑十多里。
然而，“南进支队”总兵力不过数千人，和日军的作战也没有书中形容得这样大规模。因此，可能是日军在战斗中误判了中国军队的兵力。或者，可能交战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新四军，而是在广东湖南交界地区休整的国民党第四军残部，也可能是当地的地方武装。对于此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知情的朋友，提供更多相应的材料，无疑将是对这“对日的最后一战”极好的纪念。
且将川崎春彦的原作节选下来，也可让我们感受到日本投降之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的最后战斗。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20年6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从恶战到投降（2）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40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厘米，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饶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20人，负伤20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15人，负伤10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从恶战到投降（3）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吗？”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象，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树阴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不成，不成（Bucen；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像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从恶战到投降（4）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尸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一个鼻子被割掉了，一个双眼被挖掉了，鲜血淋漓，已经死了好久。
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所谓新四军哪里是军队，分明是匪贼！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军官们有要把那个俘虏的眼睛也挖掉的话。这时，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从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然后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