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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世界上的事情，又总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有佚失的遗憾，就会有发现的愉悦；有删汰和割裁，就会有勾沉和辑补；有掩藏，就会有发掘；有丢失，就会有寻找。而后者，往往是能做到楔而不舍、终有所获的，所谓“只要寻找，就能寻见”，所谓“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在我的印象里，像上海的陈子善先生，北京的姜德明、李辉先生，四川的龚明德先生等，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心细如丝而目光如炬的“发现者”和“好猎手”。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几十年来锲而不舍的发掘、发现和研究，而成就了各自的事业，奠定了各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地位，取得了令海内外学人所艳羡的成果。
李辉主编的《人踪书影文丛》，不用说，也正是这样一套充满了“发现的愉悦”的读本。文丛共有六种：陈子善的《发现的愉悦》，李辉的《走进别人的花园》，袁鹰的《抚简怀人》，邵燕祥的《惟知音者倾听》，郁风的《巴黎都暗淡了》，赵丽宏的《壶碎了，诗还在》。六位作者都是当今的文化名人，有的本身就具有被挖掘和被发现的资源价值，何况他（她）们的周围与背后又有那么多值得去探究的文化朋友。有的则是以“寻找”和“发现”为事业，早晨一醒来即“走进别人的花园”，也许到深夜才能回到自己的书房。他们从一些被遮蔽了、被掩埋了和被丢弃了的旧纸碎片中，寻绎着和发现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毫光，也勾画出人与书的踪影和命运的路线图。他们所从事的是打捞沉船、发掘字纸、寻访远去的人踪和书影的工作。李辉有言：“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和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这些寻访“人踪书影”的作者们果然都是从最细微的踪迹入手，从一个纸条、一纸书简、一则日记、一张照片、一页手稿、一本旧书……入手，渐渐进入作家的生活与内心，进入某段历史现场，甚至进入一些书与人的痛苦的命运的漩涡里。这时候，仅仅用“发现的愉悦”和“走进别人的花园”来描绘他们的工作情景，显然是不够准确的了，倒是画家郁风笔下的“超载负重的心”、“巴黎都暗淡了”，诗人邵燕祥先生笔下的“血泪文章”、”惟知音者倾听”，还有散文家赵丽宏笔下的“黑暗中的访客”、“黑暗中的花”、“壶碎了，诗还在”……这样一些字词和语句，也许更能显示他们的工作的深入和他们所呈现的文字的分量。李辉说，“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的确如此。这不仅因为有他们扎实和质朴的文字，更有每本书里所呈现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图片、手迹、书影等等为证。每个人的文字和图片都在凸显着一种真实的亲历性，凸显着一种足以对读者、对后来人、对文学史和思想史负责的纪实性的史料风格。
阅读这些“发现之书”，看到他们这些最新的、细微的和独特的发现成果，也分享着和体会着他们这些真切的和持续不断的“发现的愉悦”，我同时也生出一些另外的想法，那就是开头所说到那种“恐怖”——我会忍不住替那些可怜的、已经故去的尤其是即将故去的老作家担忧：假如你们还有什么不想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或永远不想让世人看到的文字和秘密，那么你们最好趁自己一息尚存而赶快动手，彻底地、不留任何踪迹与线索地毁灭它们吧，无论是依靠水火还是碎纸机之类，而且一定要亲眼看到它们化为乌有才可放心释念。否则，如果像卡夫卡那样，把自己想要焚毁的手稿即使交给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帮助处理，也是不可靠的，难免会被朋友偷偷截留下来，终至于流传于世。假如你们“不幸”而有此类文字流散于世，而且又“不幸”遇到了心细如丝、勤劳如蚁的陈子善、李辉（当然还有在这套丛书之外的姜德明、龚明德）们，那你们就算“死定”了！你们从此将无处可逃，即便是逃亡到了天涯海角，即便是潜藏到了牛津、哈佛的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里，或者是即便躲藏进了遥远的敦煌石窟里，他们也照样有本事如“宜将剩勇追穷寇”一样穷追不舍，直到最终把你“挖掘”出来“示众”为止。这也是许多作家和书籍、字纸所无法逃脱的一种命运。不只是现代作家有此等遭遇，其实古代的作家里面已有先例了。据说唐代诗人韦庄出于一种保护自己的愿望，曾费尽心机想从文学史上抹掉自己早期的一首诗作《秦妇吟》，然而一千多年后，这首诗还是被人从敦煌石窟里给发掘出来了。也就是说，就算你躲藏到了荒无人烟的千年古洞里，也会有人挖地三尺把你给挖掘出来！今天挖不出来不要紧，一千年、一万年后照样有人能把你给挖出来！你是小小的孙猴子，怎逃得出如来的手掌心？
梭罗是另类的
散文家梭罗是一个朴素的智者，一个勇于坚守自己的理想，并且敢于付诸行动的人。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理解力所栽培的东西，季节会让它成熟、结果。”他追求最简单的生活，以贫穷为富有。他说，“东西不会变，我们在变。如果我整天像蜘蛛一样呆在顶楼的角落，只要我有思想，世界仍然天高地阔，一如既往。”梭罗的精神导师爱默生曾多次和梭罗一起在森林和湖畔散步，他觉得梭罗像一尊“树神”，而梭罗说：“每当我思忖，日落之后，星星是怎样从山峦和树林的后面成群结队地慢慢升起的，我坦白承认，我想象不出更加奇妙、更富灵感的夜晚。”
梭罗付出毕生的心血去探索大自然的真义，去探寻那个“自然的我”。他相信事实总有一天会升华为真理。为此他宁愿像荒园和湖畔中的野草一样去生活，像蜥蜴一样在有阳光的墙边沉思，在巨石旁边倾听蟋蟀和螽斯的歌声，以自己亲手种植和收获的庄稼为食物。“自然母亲！”他说，“我觉得这个词最确切地表达了大自然的这个特性。”
梭罗的生平其实十分简单，就像他所提倡的简单生活一样。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在波士顿附近的康科德城。他后来把康科德视为“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他的父亲是个小业主，梭罗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过制造石墨芯铅笔、刷油漆、木工和园丁等手艺技能。梭罗20岁时毕业于哈佛大学，然后回到家乡当了两年教师。他在学生时代认识了大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爱默生，1841年便住到爱默生家里，又当门徒兼做助手，在爱默生的影响下开始尝试写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如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潜心钻研了来自东方的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所倡导的“自助”精神来思考人生、介入世界，渐渐形成了一套信仰自然、回归简朴的自然的生活准则与见解。
思考一旦成熟了，他就付诸行动。从1845年春天开始，他拿起一把斧头，独自跑进了远离波士顿的、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筚路蓝缕，住进了一栋他自己搭盖起来的、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小木屋里，开始了他的一段简易生活的实验。他后来这样记录道，“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展了。”他在那里种豆、捕鱼、狩猎、劈柴，也在那里观察、感受、体验、沉思，并把他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写成笔记。他独自在湖边生活了两年多。1847年才又回到康科德城，继续住在他的精神导师爱默生家里。
梭罗的书都是根据自己在大自然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写成的。早在1839年春天，他和他的哥哥两人就自己动手造了一条木船。这年8月，哥俩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划船漂流，获得许多航行的感受。就在瓦尔登湖边的那些日子里，他把这次漂流的体验与感受写成了一本书《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书中充满了他对自然和人生、文学和历史，以及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一些感受与见解。1849年，这本书出版问世，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刷了1000册，只卖出100册，送掉75册，还剩下700多册全部存放在棱罗自己家里。梭罗后来幽默地说，寒舍曾经藏书900册，自己的著作就有700多册。
1854年，梭罗写出了他的第二本书，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经典散文名著的《瓦尔登湖》。这本书详细地记录了他在瓦尔登湖边度过的那段远离尘世、与鸟兽为邻、和大自然为伍的隐居般的生活，记录了他在那里盖房种豆、劈柴做饭、观察星空和风云、发现动植物生活习性、狩猎捕鱼以及读书、思考、写作的点点滴滴，并且尽情地、完整地发挥了他那回归自然、独善其身、简朴主义、抗拒物欲和奢靡等一整套的生活主张和道德原则。随着时光的消逝与流转，这本书越来越显示着它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成为了整个人类精神世界里的一本独一无二的“生活经典”和文学经典。
1846年，梭罗因为拒绝交纳税赋支持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而被地方政府逮捕，关押了一夜。这是一个被后来人多次谈论的入狱事件，剧作家杰若姆·劳伦斯甚至把这个事件写成了剧本《梭罗狱中一夜》，一年中曾在全世界上演近三千场。梭罗获释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题目叫《对市政府的抵抗》。后来收入文集时又把它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他明确的立场是：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什么违心的事情，人民就应该有抵抗和抵制的权利。他的这种“消极抵抗”的观点，对后来的印度圣雄甘地、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等都产生了精神上的影响。
1859年，当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领袖人物约翰·布朗遭到逮捕，而且被判处死刑时，梭罗又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为约翰·布朗辩护，在道义上支持反对蓄奴制度运动。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送葬，梭罗跑到市会堂敲响大钟，亲自召集民众为布朗举行了追悼会。不仅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地帮助南方的黑人奴隶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去。
梭罗晚年患上了肺结核，疾病损害了他的健康。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平静地整理完了他的手稿和日记。他的日记有39卷之多。1862年5月6日，梭罗因肺病医治无效，平静地合上了双眼，结束了自己平淡而短促（未满45岁）的一生。作为梭罗一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的朋友”的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上致辞说：“这个国家现在还不知道，或者仅有极个别人知道，她已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儿子。”梭罗是“另类的”，也是不朽的。他的思想和行动至今仍然为身处现代社会里的一些智者和有个性的人所服膺、钦羡和赞叹。
“不这么写，我难以办到”
伊尔梅尔厌倦了陆地上的平凡乏味的生活。他用男人的方式结识了一个印第安人，两人成为至交，并一同登上了一条捕鲸船。这搜捕鲸船的船长亚哈是个瘸子，但他是一个有着坚强的意志力的人。他用自己的意志力和口才征服了所有的人，并且迫使他的副手们将锋利的鲸叉十字相交，由他握住中间。这是一个充满杀气的仪式。他们在捕鲸叉枪头的凹陷处注满酒，然后一起为他的死对头——白鲸莫比·狄克的死亡干杯。他的一条腿就是被莫比·狄克咬断的。莫比·狄克是震教神的化身，它凶猛狡诈，在海上一再使众多的捕鲸者失肢断臂、船破人亡。亚哈被咬伤之后，便充满了复仇的心理。他拒绝了老友“拉吉号”船长要帮助他寻找儿子的要求。他的内心总被杀死莫比·狄克的欲望折磨着。他的“佩阔德号”上有一批亚哈偷带入境的拜火神的波斯人，他们的头领是一个邪恶的化身。在亚哈每次做出狂妄的决定和可怕的举动时，波斯人头领都会像鬼影般地出现在他左右。亚哈以三个异教徒投叉手的血，以魔鬼的名义为铁矛做了洗礼，决定与莫比·狄克决一死战。有一天，“佩阔德号”遇上风暴，闪电的火球直击船帆，亚哈踩在波斯人头领身上抓住桅杆链环，藐视着大海和大海上的狂风雷电。几个月之后，白鲸终于出现了。白色的鲸背在海面上闪耀，巨大的背上扎着不少折断的鲸叉，成百只海鸟绕着它飞翔。莫比·狄克咬断了亚哈派出的划子，又把亚哈船长从口中喷了出来，把他和波斯水手掀入海中，却无人死亡。面对副手的劝阻，亚哈表示轻蔑。第二天，莫比·狄克又撞沉了三条划子，折断了亚哈的假腿，波斯人头领落海而死。第三天，所有的水手卷入汪洋，狂怒的莫比·狄克撞沉了“佩阔德号”，海面上只剩下了亚哈的划子。当他投出的鲸叉深深扎入莫比·狄克身体里时，那同时飞出的麻绳也缠住了亚哈的脖子，将他拖入海中，当场勒死。亚哈和几乎所有的船员都葬身于海中。伊尔梅尔是唯一的幸存者。他爬上了印第安人做的“棺材”，被“拉吉号”救起。关于这场发生在大海上的惊心动魄的搏斗，就是由他讲述出来的。
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他一生的文学生涯曲折坎坷，长期以来郁郁而不得志，晚年更是穷困潦倒，不为世人所理解。他是纽约人，15岁就离开了学校，做过银行小职员、皮货店店员和教师。1839年在一条去英国利物浦的商船上充当服务员，接触海洋，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1841年他22岁时再度航海，在捕鲸船“阿古希耐”号上充当水手，航行于南太平洋一带。他后来的杰作《白鲸》就取材于这次海上生活。1842年7月他离开船队，曾为南太平洋马克萨斯群岛上有“食人族”之传言的泰皮族所俘虏。脱逃后于当年8月在一条澳大利亚商船上作水手，因违犯纪律，被囚在塔希提岛。越狱后在当地各岛漫游，所闻所见后来写进他的《欧穆》一书中。后来他又到一艘捕鲸船上做投叉手。1843年8月又在一艘军舰上做水手，1844年10月在波士顿退伍后开始写作。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白鲸》是他17个月心血的结晶，在1851年问世。在创作过程中，梅尔维尔经常连续写作几个星期。当时他已经债台高筑，生活艰难，连他的出版商也拒绝继续让他预支稿费，因为他已超支了700美元。他曾写信给《红字》的作者霍桑诉说他的苦衷：“激动着我的心灵、促使我写作的东西，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它无利可图。可是要我改弦更张，不这么写，我难以办到。”由于生活所迫，他在1866年至1885年间做过一段时间的纽约海关检查员，靠每月微薄的薪水过活。1891年他在无声无息中离开人世。生前他的作品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的天才思想以及他对美国文学的卓越贡献，才逐渐得到承认，他的早已绝版的杰出的小说《白鲸》得以再版，并且作为经典名著而列入美国文学史册。
《白鲸》是梅尔维尔最撼人心魄的一部作品，与其说它描绘出了19世纪捕鲸业的生活图景以及形形色色的捕鲸人的性格特征，不如说它所描述的乃是一场人同自然和命运相抗衡的恶梦。从根本上说，人类不能左右或征服自然。人类只要不是固执和冒失地去自取灭亡，大自然便乐于让他平静地生活。《白鲸》是美国文学中运用象征手法的一个典型。关于“白鲸”的含义众说纷坛：有人把它看作“善”的象征，有人认为它是“恶”的体现，还有人说它是不善不恶的永恒的大自然的象征。捕鲸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鲸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凶猛和不肯就范的。而刺向鲸体的利叉既代表着残忍又意味着刚强。这种危险、落后然而又充满神秘的浪漫色彩的海上生活，为梅尔维尔的生平和作品增添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读书笔记（二题）
■ 张立国
林语堂的苏东坡影像
记得有一种说法：了解某人，看他的自传，不如看他为别人作的传。抱着这种私人兴趣，我翻开了林语堂所写的《苏东坡传》。对于苏东坡，我绝不陌生，他的诗词文章早已耳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