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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鄙视地看了看存折，用一种讥笑的口吻，说：“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拿走！”
王某听后大吃一惊：“什么？你不要？”
马德阴沉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王某理解错了，马德其实不喜欢用存折送钱，他喜欢的是现金。王某还在坚持，说：“马书记，就放在这里吧！”
第一章 马德江湖（9）
说完，王某就要告退，马德随手将存折扔在了地上。王某的脸如同巴掌打了一样的红涨起来，他尴尬地弯下腰拾起存折，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王某还是不死心，他试探地给田雅芝打去了电话，并且委屈地述说了自己的“碰壁”。田雅芝在电话里笑着说：“小王啊！你可真是太天真了，老马他不喜欢存折。”
王某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两个月后，王某借马德在绥化市医院住院之机，他把存折里的钱款取出，又加了20万元钱。这一回，王某将这些钱放在了一个盒子里，来到了马德的病房里，这盒子里装了整整50万元！
2001年春，王某被提拔为某县县长。马德出事后，他成了第一批被“两规”的领导干部之一！
随着绥化市上上下下“顶戴花翎”一涨再涨。紧俏的“顶戴花翎”，已经涨价到令人闻所未闻、目瞪口呆的地步了。某县一个副县长想当县委副书记，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30万元送给田雅芝。其后趁马德治病住院期间，送上了价值达10万元的两尊小金佛。这样，张某才登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宝座。
张某当上县委副书记以后，心里总有一种“不平衡”之感。为了还上亲属、朋友的30万元“亏空”，张某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负责党群工作的便利，到处寻找资金的“增长点”。他效仿马德，在暗地里批发“顶戴花翎”。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2002年4月初，他继续批发“顶戴花翎”时，他的“官位”也就当到头了。
马德和妻子一起，毫无避忌地根据不同县市（区）、不同部委办局的一、二把手疯狂地批发“顶戴花翎”。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的不等价位，进行大肆敛财。据马德交代，“在当了市委书记后，收钱收礼达到了顶峰。经过反省回忆，我对我能收受这么多贿赂感到吃惊，收到了这个份上，头脑已被金钱冲昏。其结果是我被审查，害了家庭，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走上了犯罪。”
马德将现有的、紧俏的“花翎”批发干净以后，对保职的“花翎”，又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研究。除对保职的“花翎”加码批发以外，他更换了“打法”。那就是保职的“花翎”拖延批。
那些保职的“花翎”是前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的，有的职务居高不下，有的职务不高而有实权。对这样“官员”们，那就拖延时间，拖得时间越长，这批发的“价码”就越高。这样，才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绥化市某局局长是一名女干部，她在其位已有三四年的光景了。近年来，女局长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就在女局长“春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官位”却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险信号。她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听到市组织部门准备调整各市、县、局一、二把手，其中这位女局长也“在劫难逃”。
女局长煞费苦心，最终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保住官位，必须送礼！可又一想，根据她和马德的平日关系，她与马德全家私交甚好，难道还需要送大礼么？她琢磨来琢磨去，立时与田雅芝取得了联系，电话中以15万元的价码达成了“保官”协议。
高某是绥化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他的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为人处事，在全市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中是有口皆碑的。可是，高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讨厌溜须拍马和结帮成伙的人。也就是说，在马德的眼目中，他不善于人际交往，又不送礼，属于“死脑瓜骨”。于是，在绥化市党政领导班子大调整中，被马德调到某县级市任市委副书记，这实属是降职使用。
可高某以为这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非但没有怨言，反而还加倍地工作。有一次，高某在省里考核该市一位副市长时，由于他说了实话，就把马德的“铁哥们儿”得罪了。于是，马德的亲信千方百计地对高某进行了“点穴”：“你现在的位子，说不准哪天该挪挪窝了！一旦挪窝，那就不是副处级了，科级也都是它呀！”
这一“小阵雨”，真把高某说醒了，也浇透了。终于，这个榆木脑袋开窍了。高某不通则已，一通百通。如果真的没了“顶戴花翎”，地位、荣耀、家庭、价值，岂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么？没办法，高某便求其岳母为其张罗了29万人民币和2万美元，送给了马德。
高某时运不济，马德东窗事发铛锒入狱！高某非但没能如愿，反而还被“双规”了。那笔借来的巨款，也就随之打水漂了！
当办案人员问高某：“你给马德送那么多的钱，到后来起作用了么？”
高某回答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也许起作用了，要不然我的位子早被别人占上了。”
贾某原是一名军队干部，转业后到某县任副县长。可他却受到县委书记的极大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县委书记的矛盾越来越大，工作起来感到特别吃力。
贾某明白，自己的社会关系基础不牢、根子不深，在瞬息万变的官场上，随时随地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无时不刻地都有被清除的危险。他感到自己的官位摇摇欲坠，他觉得自己的顶戴花翎飘摆不定。
有一次，贾某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他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过几天我去看你。”
马德一听，当时就告诉他说：“你来看我，那好！你没有30万就别来，知不知道？”
第一章 马德江湖（10）
贾某当时差点没有晕过去，只好强作笑脸，硬挤出几个字出来：“那是！那是！”
就这样，贾某无奈之下前后共送给马德34万元。贾某为了自己的官位，也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马德一看贾某办事真讲究，不到一年的时间，贾某由副县长晋升为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正当贾某为自己的升官沾沾自喜时，他被马德案件牵入其中，现已被判刑！
马德掌握着绥化市10个市、县、区和各部、委、局、办主要负责人的人事调动大权，他自始至终有一个固定的公式，那就是金钱等于职务。当官必须送钱，已成了绥化市一些领导干部固定的思维模式。当然，对于投桃报李的规矩，马德是非常讲究的。可以说，绥化市的买官者们，凡是送钱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了。
在马德的官场江湖规则中，没有永久的关系，只有永久利益，人和人靠利益维系，社会靠利益维系，而利益靠金钱、靠物质，没有金钱就没有利益。人与人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甚至亲友之间、亲情之间都得靠金钱维系。因此，这时候的马德把搂钱当作他人生的第一需要。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马德卖官卖到了疯狂的地步！
每年马德的“生日”是他大发横财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不光是年节，马德身体舒不舒服，甚至稍微咳嗽一声，这都成为他敛财的切入点。马德一有病就住院，他的病房便成官位的“批发中心”。探视的、慰问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从1995年到2001年4月，马德每年住院期间，光送礼的就有900多人次，收受礼金已达到千万元以上。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马德凭着花样翻新的手段，不仅敛聚了巨额金钱，而且还收受了500多件高档西服，500多双高档皮鞋，20多台高档照像、摄像设备，10多件高档裘皮大衣，数台电脑、几十套高档手饰、古董字画等财物……十几名办案人员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办案人员还在马德家发现了几百个用来装钱的信封，信封上大多有送钱人的单位。有的信封里还剩下二、三百元钱没有拿干净，光这些信封里剩下的钱，合起来就有上万元！在马德家里，沙发底下、床单下面随手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有好几只。
到这时候，马德彻底地变了，由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变成了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乐都敢找，什么人都敢交的贪官了。马德不但把卖官当成是他敛财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还把正常的工作也当成敛财的手段。
在一个完全被扭曲的官场当中，钱不但是换取权力的筹码，也成为了一切行为的润滑剂。在绥化市的政坛上，不但一度私事需要私办，即使公事也需要遵循私下解决这一条路径。在对马德的起诉书中，有一个特别的受贿案例，1999年9月，马德在担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在绥化地区所属肇东市增拨拖欠养老金数额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收受肇东市市长吴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解决拖欠养老金本是马德分内应该解决的公事，但在马德治下的绥化，公事却很难得以公办。据知情人讲述，吴某解释这次行贿的原因是，有一年国务院给各省一笔社会保险费，肇东市向上报数时报少了，为此那笔钱就拨得少了。当时，绥化地区还有1000万元的机动数，这笔钱掌握在马德的手里。吴某和市政府的几位相关负责人商议之后就找到了马德，马德最终同意给肇东市追加了300万元。为了感谢马德，吴某等人研究后就筹了5万元送到马德家里。
马德的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如果表现在精神上，那就是野心。如果表现在物质上，那就是金钱。这时的马德，已经被金钱、美女、崇拜、奉承，团团地包围了。
上行下效的“小马德”李刚
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变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场江湖，变成了一个以官位为商品的市场。
在马德的官场江湖中，向上连接着黑龙江政坛的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他们大都已在狱中服刑，或被采取了法律强制措施或受到行政处分。
马德的官场江湖中，几乎每一个有头面的人物都毁灭了一个家庭，甚至牵涉出家属的犯罪嫌疑，如马德之妻田雅芝，李刚之妻焦红霞。
马德江湖在人数上呈一座金字塔形状，官位越大贿金数目越大。韩桂芝之于马德，马德之于李刚，其上行下效之恶果，不仅在于将贪贿之风层层下递，更在于由个案而成惯例，而成规则，清者欲独善其身而不可得，使当地的政治风气被摧毁性地破坏。
50岁的马德开始担任绥化市委书记时，属下绥棱县县长李刚只有41岁。李刚在绥化官场属于凤毛麟角的人物，相貌堂堂，口才文笔俱佳，被称为绥化市“第一后备干部”。因此李刚一直自视甚高，甚至到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还曾在法庭外对妻子焦红霞说：“要是不出这个事，我李刚一定做到封疆大吏。”
李刚在2000年至2002年春节，总计送给马德人民币32万元、美元1万元，由此当上了绥棱县县委书记。此前，李刚在1998年春节前，送给原绥化地区地委书记赵洪彦人民币10万元，因此被提拔为绥棱县县长。李刚还因卖官受贿119起，总计折合人民币210余万元。另有308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李刚案牵涉绥棱县官员上百人，致使绥棱县党委政府机关几乎崩溃。
第一章 马德江湖（11）
在265名向马德行贿的官员中，李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有“小马德”之称。在一些方面，李刚的做法和语言，和马德几乎如出一辙。
马德脾气很大，好喝酒，作风粗暴。属下陪他，如果不喝酒他开口就骂。一向和他比较亲密的一个县委书记曾被马骂道：“你这种县委书记，我十分钟就拿下一个。”李刚也在绥棱说一不二，他曾对一位部下说过：“你的立场不对，我用你也行，不用你也行。”李刚甚至对刚刚提拔一个局长说：“你这是碰着我这一代明君了，大胆启用年轻干部，要不你也不一定能当局长。”
出人意料的是，李刚在“双规”前的民主测验中，他的满意率达到80％。客观地说，李刚在任时，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实事，政绩比较突出，所以群众拥护，满意率高，而他在背地里干些什么却鲜为人知。对此，绥棱县委一名干部说，老百姓最关心能不能吃饱饭，李刚买官“没有祸害老百姓”，所以，群众对他“并不反感”。
李刚顺利的仕途是由能力和金钱铺就的。1995年，年仅36岁的李刚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绥化地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兼部长助理。作为一名年轻的后备干部，李刚可谓是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凭着他的工作能力和政绩，周围的同事和领导，对他都是赞不绝口。1996年3月，他就走上了黑龙江省庆安县委副书记的岗位。
按理说，如果李刚在这个位置上努力工作干出业绩出来，自然会继续得到组织的信任和提拔。可是李刚却担心自己“窝”在了副书记的位置上，这是李刚所不甘心的。
1996年7月，李刚利用谈工作的名义，试探性地送给赵洪彦5000元钱。接受了“红包”的赵洪彦，对李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全地区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公开表扬了李刚。于是，1998年的春节期间李刚向赵洪彦送去了10万元人民币。同年7月李刚被任命为绥棱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此后不久，绥棱县委书记调到别处工作。一时，竞争其位的不乏有20多人。而李刚与刚刚上任不久的马德并没有什么“私人交情”，李刚以为这次自己没戏了。
可是，李刚出乎意料地当上了绥棱县的“一把手”。在当时，41岁的李刚是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在绥化官场，投桃报李的规矩，李刚是明白的。
由于时间紧迫，一时筹集不到那么多钱，李刚顾不得影响，直接从县财政局拨款30万元送给马德，“感谢马德书记在任用时给予的关照”。
李刚当上绥棱县委书记以后，在与马德的交往中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利用职权，把搂钱当作他人生的第一需要。为了还上县财政30万元的“亏空”，李刚痛下决心，效仿马德大肆批发县以下的“顶戴花翎”，大张旗鼓地收受贿赂和礼金，其贪婪的程度令人震惊。每年重要节假日和家人的生日，他和妻子焦红霞一起，就在家中坐收上门的“买官钱”和“人情费”。2001年开始，李刚就任绥棱县委书记以来，就迎来了受贿的“高峰期”。
李刚实施了他的“一把手工程”。所谓的“一把手工程”，就是指各部门“一把手”的使用、升迁、调动，只能由李刚确定。从李刚在绥棱县县长到县委书记期间，这个县光向李刚行贿谋利或“感情投资”者就达131人，其中多数是科、处级干部，并分布在县机关各部门、企业以及基层乡镇机关等100多个单位之中。从当上县委书记到案发后，李刚的总财产高达579。9万元。
一位纪委官员说：“李刚送了30万元，两年内就受益500多万元，收益率高达1500％。天下哪里有这么高利润的行当！”
李刚每收一笔贿赂，全都交给妻子焦红霞保管记账。在绥棱县的各部、办、委、局及乡、镇干部中，很多行贿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如果直接把贿金送到李刚那里“不方便”，就直接送到焦红霞那里。
与此同时，6年来李刚在批发“顶戴花翎”过程中，划分了八大类：一类是副职晋升正职的干部；二类是提拔副科级的干部；三类是平级调动到重点部门的干部；四类是保官不动的干部；五类是推荐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六类是受表彰奖励干部人员的确定；七类是从乡镇调回县城任职的干部；八是发生在贺婚、探病、祝寿、拜年、吊唁等，谁送的礼金多来确定的干部。
李刚利用本人有病、亲友的婚丧嫁娶之机，大肆收受他人礼金及下属和企业奉送的各种没有明文规定的奖励，受贿的数额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李刚的钱财来源还有所谓的“感谢”、“支持”、“关照”等，比如为了子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