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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5日
这里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问题就不只是“调开”的问题，而且已经进而要“公开进攻”，“投掷炸弹”了（列宁秘书福季耶娃转述列宁的话）。
从1922年12月21日以来，列宁曾五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全会为外贸垄断等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在给斯大林信的同天，又口授了另一封信，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
这样看来，让“现在最有才能的人”、公认的天才，当时仅次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托洛茨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推荐，但列宁没有推荐，似乎也不想作这样的推荐。列、托齐名，国内当时悬挂领袖像，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个别场合还有一位季诺维也夫）。国外更是列、托相提并论，因此不必多此一举。二是虽然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决策人，但“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托的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语）。而在国内外战争中，托洛茨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功勋盖过其他人，在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位之后，再否定托的继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三是列宁太小估了一党制下的委任制的负面作用。它使被委派者紧紧依附于委派者：察颜观色，唯命是从，甚至泯昧良心、扭曲理智，投委派者之所好。列宁设想托的才能与智慧、功勋与声望，自然在党代表大会上会赢得拥戴，领导权的转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岂知却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列宁的《信》，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12月23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即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规定。然而不久，政治局多数人就已经知道列宁调离斯大林的建议了从而使斯大林等人早有准备。同时，列宁又规定对信、文件进行密封，除了他本人可以启封外，在他死后则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启封。焉知1923年3月5日，列宁病情急转直下，丧失言语功能，已完全不能令人转交即将在4月份召开的十二大，不过，毕竟政治局是知道列宁给代表大会写了信的，所以1924年2月22日，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的信，这样一来，只能延迟到十三大。因此十二大前后的中央全会、党代表大会并不知道有这封信。
这里有另外一个要破解的谜：按六大制定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核心组处理日常工作”。所以总书记一职的任免，是属于中央全会的特权。为什么列宁将调离斯大林总书记一事，提交给党代表大会，而不是提交给中央全会呢？这说明列宁已经估计到自己的提议不会得到中央全会的批准。中央委员中反对托洛茨基的人占多数，尤其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人核心小组”竭力排挤托洛茨基。而如果提交党代表大会，那么列宁的提议是会被通过的。孰知斯大林的任命委派，已经造就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摇旗呐喊，又加上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出于私心的相助，让他击败了托洛茨基。同时在处理列宁遗嘱的手法上，严重违背党章，即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采取政治局少数人取代中央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方式。“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巴札诺夫，曾亲身经历了十三大，他对列宁《信》的命运的叙述，比托洛茨基准确、权威。他是这样说的：
“1924年5月21日，即十三大举行的前几天，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操纵全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全会还决定不在代表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由他们向各代表团传达。会议这一决议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从而使代表团团长可以简单地向代表们说一下要点（？！），而不必逐字逐句传达，列宁遗嘱就这样悄悄地解决了。”
本来应该“印发”给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的信，却变成“对中央全会特别会议”的“传达”，同时还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记录”，此其一；其二，本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却简化为举手表决；其三，本来该原原本本的传达，却变成简要地说一些要点；其四，传达中还加杂解释：斯大林同志愿意检讨与改正等等。这里可以看出，少数人是如何取代政治局与中央全会的，而中央全会又是如何取代党代表大会的。而托洛茨基推辞不在十三大作政治报告，不同意撤换斯大林，又极大帮了斯大林一把。斯大林的宝座就是这样保住的。有了不受监督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一切，一切一切都好办了。1925年1月，托的军权被解除，1925年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被流放……直至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伊里奇（列宁）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政治局的其他领袖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一个个被排除中央。到了苏共十七大，许多代表面对集体化的恶果，想起了列宁的遗嘱，竟有三百人不投斯大林的票，按照差额选举的话，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当不上。在卡岗诺维奇的帮助下，隐瞒了选票的真情，这才又保住斯大林的宝座。当时斯大林还不宜于发作，只是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开始报复，70％的中央委员，过半的十七大代表，成了枪下鬼、牢中囚。凡是早先谈论、当时谈论列宁遗嘱的人，都有坐牢、枪毙的可能。这场血腥镇压，殃及全国数十万人。从此人们禁若寒蝉，不知列宁遗嘱为何物。只是到了二十大，列宁的信才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出版了单行本，人们才开始渐渐了解遗嘱。
那么一直彻底了解遗嘱的前前后后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结果又如何呢？自然像对待托洛茨基那样对待她，是绝对不行的。在表面上对她还算尊重，苏共十三、十四大，她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五大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副教育委员。但有名无实，还经常受到教育委员的侮辱。在俄共十六大上，她无意谈到斯大林制度上的某些恶果，竟被赶下了台。1939年3月26日，是她的生日，她尝了尝斯大林送来的大蛋糕，中毒身亡。这没有妨碍斯大林指示要组织高规格的葬礼。就在葬礼后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一伙陌生人到死者家里搜查，将部分档案搜去。她的著作、书信，自然是不会出版的。
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看，列宁是接受教训的，他更慎重于领袖的个人品质了，但是教训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置若罔闻，他取自杀式的宽宏大量。他不听列宁不要跟斯大林等人搞“糟糕的妥协”的警告，而是反对撤换总书记，“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撤换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只是告诫斯大林，“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的合作。”一当斯大林保住了权力，哪有什么忠诚合作？托洛茨基为自己铸定了失败的结局，成就了斯大林超沙皇专制的伟业。进一步孕育了苏联的败亡。
遗嘱的“风波”，也许该称之为“风暴”吧？其教训深矣、大矣、远矣！不可不鉴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品书斋】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高 勇
去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有的网站流传出一些无端诽谤胡耀邦等同志的文章，说什么胡耀邦说“华国锋不是老实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师东兵凭空杜撰的材料所写，于是我曾写了一篇揭露师东兵的文章，题为《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同时，还有几位同志也写了质疑师东兵的文章，主要用事实说明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好的，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合作共事，后来一直相互尊重。这些文章发表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大约是十年前，我曾在马路边的地摊上买到两本书，一本叫《短暂的春秋》，一本叫《早逝的英华》，作者叫师东兵。原以为这个师东兵是纪实文学作家，看了他写的书后，我真不知道应该把他归为哪一类人。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学者，因为他写的东西假得出奇，他书中写的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旁证，没有任何一条注明出处。特别是他写到华国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话，人家说话的那种场合，他根本不可能在场，因为他既无条件，也无资格出现在那种场合。第二，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能算是负责任的纪实文学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演义小说的作者，因为“纪实文学”必须记录真实情况，“演义小说”也必须是以一定的历史事迹为背景，以史书及传说的材料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而且编出的语言必须合乎人物的身份、特点，不能凭空捏造。这个师东兵由于不了解他所写的人物的特点、性格，又没有到过他写的那些场所，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所写的人物。却凭空编造出了对人物的“访问记”。所以他写的东西只能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胡编乱造，简直达到了荒诞无稽的地步。比如，华国锋同志不幸逝世后，在海外网站上流传一篇《胡耀邦论华国锋不是老实人》的文字，据了解，这篇文字就出自师东兵所编《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一书。这篇东西开头师东兵就含糊其词地说：“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我问过胡耀邦的警卫秘书李汉平，他说他根本未见过师东兵。胡耀邦辞职后，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敲门进去访问的，这是常识。当时凡是要见胡耀邦的人，都必须通过李汉平联系，并作出安排，连我这个曾给胡耀邦作过多年机要秘书的人要去看望胡耀邦，也必须事前与李汉平联系，由他作出具体安排才能去。那么，这位与胡耀邦素昧平生的师东兵有什么神通能撇开李汉平和那里的警卫人员去“敲开”胡耀邦的家门？
师东兵不久前针对我对他的揭露，在这件事上又编了一些情节。他说：“当时一领导人电话和胡约好，一位中顾委常委陪同他前往胡府，是坐着车进去的，既不需要向警卫通报我们的姓名，警卫也无权过问，谈话过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见《南方周末》2009年7月30日）这一编，又编出了新漏洞，闹出了更大的笑话，更说明他根本没有去过胡耀邦家。胡耀邦自己是不接电话的，你不通过秘书怎么能同他电话约好？“坐着车进去的”，胡耀邦家的两个门都有石台阶，你坐的是什么车能爬上台阶？是坦克车吗？“警卫无权过问”，那么设警卫是干什么用的？再问他那个“领导人”、中顾委常委是谁？采访胡耀邦时是否有录音？他则说：“这个我不能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打仗期间，打仗期间双方的兵力、武器配备都是保密的，都是军事机密。……必须为信息源保密。”（同上）真是一副泼皮无赖相！
从胡的行踪也可证明，“1988年春天”师东兵根本不可能到胡家“访问”过胡耀邦。1988年春节（2月17日）以后胡耀邦同志就因身体不适住医院了，一直住到四月，出院后于5月15日就外出去河北易县考察了，请问师东兵，你是“1988年春”哪天去访问胡耀邦同志的？你总应该有记录吧？你不是还有“朋友陪同”吗？也应该有证人吧？是不是又是要保密，不能讲？
可见，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脑子没有进水的人。对党内生活有点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拜读了师东兵的“编著”，可以肯定地说，他对胡耀邦的基本特点及生活习惯，根本不了解，连胡耀邦的著作他也没有认真读过，更没有读懂，许多人写的有关胡耀邦的书他也没有认真读过。因此，他距了解真实的胡耀邦少说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也因此，他写胡耀邦就只能凭“想当然”胡编乱造，以致他的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荒唐笑话。下面，从《早逝的英华》（今日中国出版社版）一书中随手拈出几条，请大家开开眼界：
一、第8～9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胡耀邦就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批判。他多次被戴上高帽、黑牌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与此同时，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长子胡德平也被打成‘联动分子’而关押起来，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4年刘湖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也受到了父亲的牵连。就连小女儿李恒和三子胡德华也在学校里被孤立、受欺凌。他们每天给被关在牛棚的父亲送饭、送药，还要给被关押的大哥送衣服，过早地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师东兵先生，这里我给你纠正两点：①胡德平文革初未被打成“联动分子”，他与“联动”毫无关系，“联动”是中学生的组织，胡德平当时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你连这点人所共知的事都不懂！他被关押是因为受其父牵连被诬为“反动学生”。②1964年清华大学没有化学系，只有工化系。不知刘湖是怎么考进化学系的？③自胡耀邦被关“牛棚”后，我也于1968年5月被关进“牛棚”，他的孩子只有初关的一两天给他送过饭。哪儿有“每天”送饭送药的事！当时团中央的造反派不准家属给被关“牛棚”的人送饭，我们被关的几十人都是集体排队去食堂吃饭的。
二、师东兵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天晚上，李昭和胡耀邦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这是夫妻之间最开诚布公的一次谈话。”（见第9页）接着，师东兵说，李昭问耀邦：“耀邦，有件事我想问但又不知道可问不可问？”耀邦说：“你尽管问，可答不可答的尺寸我来掌握。”李昭迟疑了一下，终于问道：“现在党内是中央主席大，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大？”“胡耀邦觉得问题很可笑，所以回答得很干脆，当然是中央主席大嘛，我们党内历来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对不是枪指挥党嘛。再说，你从党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来，党中央主席排第一位嘛。”……李昭说：“我总担心，你的脾气和性格恐怕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胡耀邦笑了：连小平同志都说我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你敢说不能胜任？……”
这里，我敢肯定，师东兵没有见过胡耀邦、李昭同志卧室的布局，也根本不了解胡耀邦和李昭同志的生活习惯，你是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至于你写的胡、李那些一问一答的对话，其荒唐可笑，几近相声语言，真可以称得上是马三立的“逗你玩儿”了！
三、师东兵说：“一九五七年五月，共青团举行‘三大’，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祝词。”看来，师东兵不懂党内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中央由谁致祝词，是中央决定的，怎么能由胡耀邦“特别邀请”邓小平呢？师东兵说：“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我报告的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这些传统过去用之于革命战争，现在用之于建设。’在讲到中国与苏联的建设对比时，他又讲：‘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很稳当。苏联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效果很不好。’”（见第15页）
1957年召开团的“三大”时，我是大会工作人员，邓小平的祝词我们都听了，会前邓小平就提出大会总的精神是“劳动、学习、团结”，不知道师东兵怎么编出了个“主题应该是发扬光荣传统”，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祝词中有师东兵引的上述这段话。这段话也不像是中央祝词的话，再一查《邓小平文选》，这篇祝词收在第一卷，第270页，从头读到尾，都没有这段话。后来再查其他资料，原来这段话是邓小平1957年1月12日在清华大学讲演中说的。师东兵可真会开玩笑，害得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邓的原话给他纠正过来。
四、师东兵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旬，当胡耀邦从上海《文汇报》上看到姚文元的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