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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公民社会
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在从前的第二世界里的后共产主义各国，这是够困难的。这些国家的居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政府可能帮助启动供给的进程；国际组织可能帮助稳定公民的应得权利。但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本国的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任务。
如果说在前第二世界这种进程已经困难重重，那么，在我们习惯称为第三世界的各国，初看起来，它似乎无法驾驭。同世界范围的贫困和不公正相比，美国和大不列颠城市里一种下层阶级的端倪，反映了一个有限的和一目了然的难题。然而，这两种难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国家的增长使另一部分国家落后了，虽然在这里，其相对重要性可惜被颠倒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日子很好过，只有少数人被排挤在外，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本身仅仅是人类的少数。整个人类的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是享受不到特权的。与对于较小范围的下层阶级相类似，对于他们来说，宏观政策的措施只能指望获得有限的效果。因此，正如各国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未惠及大城市的下层阶级一样，国际组织持久改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状况的伟大计划，也都是失败的。我无意轻率普遍地一概否定这类政策和这类组织。显然，它们是必要的，而且也属于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但是，画面上的各种颜色和效果要用别的方式来确定。这些颜色是由成千上万人创造的，他们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做些事情，以推动进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各国的原有居民，这些国家往往以损伤性的方式开始进行变革。有些人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值得称颂的，把一辆运水车，经过坎坷不平的公路，把水送到柬埔寨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去，或者在苏丹南部的饥荒地区修理发电机，这恰恰不是在寻常的意义上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是，这肯定是人们必须称之为重要的事情。
简单的人性可能就是一条要做这类事情的充分的理由，然而，它们具有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篇随感的若干地方，我都已经论证过，除非我们把各国的公民社会理解为通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些步骤，否则，它们将不会维持长久。这是一个康德的论点。在他的《短论集》里的某些文章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不像在《批判》里那么尖锐，但是，其说服力几乎并不逊色。我特别喜欢1784年才发表的题为《在世界公民意图中一般历史理念》。为了引入冲突的思想，在本文前面的一章里已经利用了这篇文章的若干批判性的论据之一。这条关键性的语录容许我们对之重复引用。在他的第四定理（共九个定理）中，康德论证道，“大自然所利用来实现发展它的整个素质的手段，就［是」在社会里的这些素质的对抗，只要这种对抗最终变为社会的一种合法制度的原因”。随后，康德引入了人的“不合群的交际性”的概念，它作为推动力发挥作用，促使人们离开田园牧歌式的乐士，并赋予存在以更大的价值，即比牧羊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更大。“因此，要感谢大自然的争胜好斗，妒忌赌气式的好虚荣，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也包括统治欲！”冲突是迈向文明和最后迈向世界公民社会的进步源泉。
康德的论证是直线式的，可信的（虽然一般属于康德传统的卡尔·波普尔也许不会赞同所有的论证步骤）。既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就不能说人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共同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目睹的首先是矛盾，甚至是混乱。然而无论如何，可能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隐蔽的”“自然意图”，因此也对整体的意义作出一些提示。因此，让我们试试去找到这些提示。生物的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是为了充分发展自己。人的天然的能力是理智，但是，它只能在整个人类之中而不能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过程是人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来完成的事业。（因此就产生了进步的悖论：“较老的数代人似乎仅仅是为较后的数代人才从事他们的艰难的营生”，我们如何才能就此进行辩解呢？）发展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是冲突，或者如康德所言，是“对抗”，对抗把他引向他的第五定理：“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实现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大自然迫使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的不合群性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它也要求通过各种宪法来约束，即要求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各国都在彻底解决这个任务之时，人类才将会最先完成这项任务。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痛苦的。它要经历社会内部的各种革命和社会之间的各种战争。不过，最后需要一个世界机构，一个行政机关或政府，犹如过去和现在在各个社会里需要全国的机构一样，因为战争，甚至经常不断的战争准备，都妨碍着“在社会进步中天然素质的充分的发展”。如果人们从康德关于人的局限和可能性的假设出发，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把历史理解为是在实现大自然的一种隐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内在完善的以及为此目的也是外在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能够在人类中充分发展它的素质”。
对于我们这些后生之辈来说，这种启蒙运动的开明乐观主义首先毋宁说是令人激动的，而不是很现实主义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残暴的政治制度。今天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毋宁说在自我毁灭、而不是聚合为一个世界社会。即使它不是在自我毁灭，那么对它来说，带有憎恨和狭隘意识的部落的刺激，似乎比合理秩序的刺激还要大一些。然而，康德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还是在理的。他甚至不乏自我批判。他的初衷并不在于说明历史必然会这样进行，不可能会有别的方式，而是在于诘问，如果我们假定，人们在一个无把握的世界里寻找更大的生存机会，那应当最好让什么事情发生呢。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地位、公民社会，是在由于这样提问而产生的道路上迈出的几个重要的步子。它们是文明的成果，它们一再受到损害，处处还不完善，不过，它们至少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们在过去和现在，在有些地方是实现了的。然而，只要这些成就与排斥他人的做法相结合，它们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下层阶级、第三世界、压迫少数、对他人进行战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己，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则，甚至在捍卫这个原则的地方，也还有这类现象。在这篇随感里所理解的自由的道义上的要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着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某个人的真正的自由。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我们可能已经丧失；但是如同在200年前一样，启蒙运动的要求今天仍然适用。
这样就提出实际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个必要的目标呢？异质的民族国家有时是为公民社会找到了的、最可靠的总框架。然而，它也进行排斥。因此，必须消除它？如何消除呢？
我们必须走的三条道路恰恰不是独创的，然而是重要的。康德谈到过“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法——法治国家——是自由党人的民族国家最珍贵的要素。问题在于法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前发展，也就是作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法，而不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然而根本不严厉的国际法——国际法仍旧是政治利益的百依百顺的女仆。迄今为止，这方面仅仅有少数的征兆。偶尔产生一种超越民族的法的萌芽，例如在欧洲共同体之内。欧洲人权公约，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赫尔辛基文件和联合国宪章，有助于产生准法律行为的习惯，仅此而已，不少，也不多。至于是否有事实的规范性的力量，尚无确断；也许，刽子手，也就是负责判决制裁的机关，总是属于法官。然而，朝着创立一种有效的、国际的法迈出每一步都是受到欢迎的。
第二条道路是经由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意义不可低估；前面曾经谈到过世界秩序对30年光彩焕发的岁月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有时也曾指出，当它的保障力量（大国）背弃它之时，战后秩序多么迅速地土崩瓦解。大多数国际组织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弱点。它们是一些“晴天组织”，在形势严峻的时刻，它们就被排挤在一边。（面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世界政治事件，即面对东欧的革命，德国的重新统一，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冲突和苏联的解体，就连欧洲共同体也还是引人注目地失灵。）而且，在它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是——这是第二个弱点——一些供给组织。凡是涉及到丰富的、较广泛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供给时，它们就能发挥作用，然而，一旦面临应得权利问题，它们就戛然止步，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就出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说为贯彻公民权利作贡献，不如说是它们帮助独裁者们大发其财。最近在这方面可以感到有些小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重要的。国际组织对于未来的世界政府来说，是一些重要的观察哨。但是，对于接下来最近的一段时间，它们可通过变为应得权利组织，例如通过把人权的要求与经济的援助结合起来而变得富有意义。
前进的第三条道路再次把我们带到公民社会，尤其带到私人的组织。犹如在民族的总架构里，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仍将是无本之木一样，梦想在真空的空间里的一个世界政府或者哪怕是一部国际法，都是十分不合情理的。（缺少一个欧洲的公民社会是欧洲共同体的大弱点之一。）真空将被非国家的协会填充。幸运的是，今天已经有很多这类组织，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福特基金会，一些国际性科学联合会和经济团体，如第19条反对新闻检查和大赦国际等组织，姐妹城市和体育运动组织……这个名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延长，这是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的一种良好的兆头。
然而，它恰恰仅仅是可能性。这项工程仍然十分脆弱。并非人人都在阅读康德的著作，更糟糕的是，并非很多人都想阅读他的书。他们更喜欢卢梭和黑格尔，首先是喜欢一些更次的作者和蛊惑煽动家，这些人会建议他们接受更加全面的束缚。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公民社会的工程首先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必须捍卫的价值。谁想要一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他就会发现，政治的极权主义几乎尚未被克服，他却已经面临着原教旨主义的（在错误意义上的“民族的”，“宗教的”）极权主义的挑战。于是，自由党人毋宁说是处于守势。不过，他们的事业值得去为之奋斗，在本国和在全世界为之奋斗。
5．关于战略性的变化
用一些撼人心肺的话语来结束一本书，是再好不过的；然而，我想抵御这种诱惑。描绘明天的美好世界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谁若不想要乌托邦，因而也不要革命，他就必须更加彻底地研究道路及其方向。关于方向，在这一章里业已作了某些提示。它们部分地提示情绪，或者最好说是提示态度，自由党人应该以这种情绪和态度踏上征程，部分地提示一些自由党人必须注意的具体的路标。然而，仍然存在着方法问题。我们已经描写了替代乌托邦的办法——但是，什么是替代革命的办法呢？也就是说，如何对付在自由党人议程上的各项任务？
用例子来回答这类问题，会比用原则来回答更加透彻。我曾偶尔谈到过英雄或榜样人物的万神庙，我在这篇随感录里顺带构建了这座万神庙。并非它的所有居民也都是战略性变化的直接创造者；康德不是，波普尔也不是。不过，仍然还有很壮观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是一些思想深邃的人，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男人；即使在今天，我也没有想起任何一位女性能适用下列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有过实际的政治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并不持久；大多数不超过一年。人们可能回想起威廉·冯·洪堡大臣所做过的有些事情，例如创建柏林大学，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在他几个月的大臣任职期间完成的，人们几乎根本想不起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出任过外交大臣。马克斯·韦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参加竞选魏玛共和国国民大会议员的资格。谁也不谈论威廉·贝弗里奇当了下议院议员，代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的那一年，或谈论雷蒙·阿隆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工作内阁任职的那一年。约瑟夫·熊彼特有一年之久在一届奥地利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但他不适于在该政府里任职。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仍然“对政治职务的魔力不敏感”，如果我们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诚然，这并不妨碍蒂尔顿的凯恩斯男爵到英国议会的下议院去发表演说，而且也根本改变不了他作为世界上的领袖们的天然伙伴的自画像，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呼唤他去帮忙。
这一切仅仅是历史的形式方面：如通过给有权势者以辅弼，或者至少用白纸写成黑字向他们陈谏而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称颂的伟人们所提建议的实质。在所有这些有关的情况下，这些伟人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这些词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它们所表明的事情是重要的。这里涉及的是，他们建议进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改革都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改革又没有突破在既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的框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仍旧是保守的。前面曾经用过的“制度自由主义”的概念，表示着类似的方向。同时，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完全显然的。我的万神庙里的居民们无意改变制度，但是，至少他们当中的若干人，实际上是改变了制度。今天还在讨论，凯思斯用他的《通论》是拯救了资本主义，还是破坏了资本主义，或者也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而拯救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毋宁说是形而上学的讨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但是，这种讨论表明一种要在现有制度的框架里实现坚定变革的态度，在现代的世界里，这种态度是一小群出类拔萃的作者和行动者们固有的。
此外，这种态度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引导人们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边界线。随着政治经济学和18世纪的复兴，这条边界线最近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聚会场所。几乎没有任何人是比阿尔伯特·希斯曼更好的过境向导。他对“退出”和“发言”的区分（语言上起初有些令人惊愕）指出了人的两种行为方式，借助于此，像“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这些抽象的概念就能理解了。如果事物不能运转，人们往往可能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另谋生路，远走高飞；他们可能大发牢骚，抱怨诉苦。前一种可能性，即“退出”，典型地是经济的选择可能性，它意味着人们去参加竞争，后一种可能性，即“发言”，是政治的选择可能性——人们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是，一切令人感兴趣的行为方式都涉及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涉及到它们的“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正如其他的战略性变化的辩护者一样，希斯曼对摩尼教徒们是不屑一顾的，不管他们是撒切尔式的“退出”教条主义者，还是绿党的“发言”积极分子。他所主张的“被人理解的综合性”是那种保守主义的一种版本，那种保守主义知道，我们极可能只好过着一种必须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这种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以便更加坚定地追逐可以达到的目标。
希斯曼对概念的选择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