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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茶座］
爱是一种环境．．．．．．．．．．．．．．．．．．．．．．．．．．．．．刘醒龙
［中篇小说］
我们是工人．．．．．．．．．．．．．．．．．．．．．．．．．．．．．．崔立民
大泽青牛．．．．．．．．．．．．．．．．．．．．．．．．．．．．．．．何存中
［短篇小说］
杀手的故事．．．．．．．．．．．．．．．．．．．．．．．．．．．．．．刁 斗
就在我身边．．．．．．．．．．．．．．．．．．．．．．．．．．．．．．姜琍敏
心花怒放．．．．．．．．．．．．．．．．．．．．．．．．．．．．．．．鲁 敏
十六棵小杨树．．．．．．．．．．．．．．．．．．．．．．．．．．．．．和军校
二哥的婚事．．．．．．．．．．．．．．．．．．．．．．．．．．．．．．阿 蹦
［小小说之窗］
椿树下的悲剧．．．．．．．．．．．．．．．．．．．．．．．．．．．．．胡晨钟
老乡．．．．．．．．．．．．．．．．．．．．．．．．．．．．．．．．．李伯华
［散文随笔］
蒂洛．迪芬巴赫．．．．．．．．．．．．．．．．．．．．．．．．．．．．刘继明
访台纪行．．．．．．．．．．．．．．．．．．．．．．．．．．．．．．．任 蒙
“草叶”诗情．．．．．．．．．．．．．．．．．．．．．．．．．．．．．陶发美
私人笔墨二章．．．．．．．．．．．．．．．．．．．．．．．．．．．．．张立国
［诗歌阵地］
音乐中国（组诗）．．．．．．．．．．．．．．．．．．．．．．．．．．．谢克强
老境．．．．．．．．．．．．．．．．．．．．．．．．．．．．．．．．．黄曼君
诗泊秦淮（组诗）．．．．．．．．．．．．．．．．．．．．．．．．．．．黄东成
［理论与批评］
一个有待打开的文本．．．．．．．．．．．．．．．．．．．．．．．．．．徐 鲁
路边的阴影．．．．．．．．．．．．．．．．．．．．．．．．．．．．．．操 奇
爱是一种环境
■ 刘醒龙
世界上没有不受环境影响的文学，也没有不影响文学的环境。在文学中道德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无所不在的道德的作用，文学获得了种种深入人心的情感因素。哲学给文学以想象的双翼，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时，文学首当其冲地会受到其影响，形成新的艺术审美和价值观。至于宗教，从某种意义上看，早期的文学简直就是它的一部分；在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各类环境中，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最直接和最大的。一个时代的政治风尚可借助其无所不在的触角，用直接和隐性的形式推动文学发展。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封建、反独裁、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对巴金、茅盾和曹禺等一大批中国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那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精神禁锢，直接催生了追求思想解放，寻找个人价值的伤痕文学以及以韩少功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又如历经十年改革开放，突然出现在中国社会里的瓶颈状态，让普遍以为改革只会带来幸福的中国人，对眼前的阵痛感到困惑不解，而出现的“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文学。
十三岁那年，我从母亲工作着的乡村商店所收购到的废品中发现—本残缺不全的《萌芽》。那时，对于法国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欧仁·鲍狄埃，因为他是《国际歌》的作者，另一个是戴高乐将军。左拉是我知道的第三个法国人。在很长—段时间，不知何故我一直认为左拉是女性，后来当我发现左拉不是女性时，竟然还以为是别人错了。曾经在一篇关于左拉的研究文章里读到，左拉前后花费25年时间，写了一部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庞大作品，取名《卢贡一马卡尔家族》，涉及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出场人物有1200多个。这种叹为观止的文学景象，本身就是构成一种强大的环境。对于文学，太过强大的政治环境，并不是好事。有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从普通人到讲授文学课程的教师，大部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作为世界文学中经典，实际上这些作品是契诃夫只有十几岁时练习之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的作品似乎更能表现资本主义的腐朽性，才使它们得以成为所谓名篇名著。左拉的作品，也曾有过如此情形，否则像《萌芽》这样的作品极难出现在中国的乡村。
面对政治的影响，文学必须保持警惕。关于左拉，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汉语文学教科书上是这样介绍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作家左拉，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实验的方法被运用于医学、生物学、文艺学等时代风气的影响，提倡小说应着重写人的生理本能，写小说就像在实验室里做试验一样，不应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强调文学创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把生活中的一切细微末节精确而毫无遗漏地摄取下来，不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对事物作结论。”对左拉的文学认识正在摆脱先前那些政治因素的困扰，但我以为这样评价仍然有失中肯，在我看来，影响左拉写作《萌芽》的是他所拥有的那份博大的爱——对同样作为人的普通的爱，对男女主人公一点点地走向歧途，一次次擦肩而过，直到濒临死亡归于爱情的爱。
对于文学，爱是惟一不可或缺的。在一切人的行为中，有一些是基本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它的意义就在于那是数学逻辑的起点，不用怀疑，不用迷惘。文学所面对的环境，也有它的基本所在，譬如爱，譬如恨，将爱作为一，将恨也作为一，文学则是它们相加的结果。爱是开始，也是结局，那些各种各样的恨，则是从爱到爱之间的过程。作为艺术的文学，总是一边受着政治的影响，一边对政治进行反抗。政治影响着文学，却也伤害着文学，当国家机器强使文学成为其力量的一部分时，这种伤害会变得更加突出。惟有那些指向灵魂的爱才能化解政治环境恶化时对文学产生的负作用。
1995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到欧洲，途中转机时，因暴风雪而被困在布拉格机场，一个人呆在酒店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地开着电视机打发时光。那些彻底陌生的语言，反而让我对语言的美妙产生一种空前的信任。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观看一部法国电影。多年以后，我有机会欣赏了奇斯洛夫斯基导演的电影杰作《蓝》《白》《红》三部曲，才知道当年在布拉格躲避暴风雪时看过的电影，原来也是琼·露易丝主演的法国电影。与那部描写父亲与儿子的未婚妻相爱的电影一样，帕特利斯·勒孔特导演的《理发师的情人》同样让我十分喜爱，理发师玛蒂尔与从小就决定要娶一个当理发师的女人做妻子的安东尼奥一见钟情，并且结成夫妻，正当他们过着温馨安宁日子时，玛蒂尔却选择在一场暴雨到来时将自己年轻美丽的生命投入到洪水里，临终前她所说的一席话：“我永远也不离开你，所以我才选择在你离开我之前离去；我永远爱你，所以我才选择在你不爱我之前离去。”更是让人刻骨铭心。为此我曾经想过：难道真的有“爱比死还冷”的季节吗？不如此就不能维系爱的长远与永恒吗？电影中的法国并不是口口相传中的法国，浪漫是哲理性的，性爱是有人性的。我在看好莱坞电影时，纯粹是用一种游戏与娱乐心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很容易接触到的影像艺术，就像美丽的彩虹，魅力足以使人惊艳，却不能达到动人心魄的程度。但在观看法国电影时，经常以为自己正在阅读某部文学经典的一个章节。法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强调的文学性，所表现的也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域人文精髓，后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将某种可能被忽略的商品，从超级市场里突出出来，充分体现其物质价值。在寒冷的冬季，想要取暖，只有两个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种相关设备和相关材料进行取暖，第二就是进行充分的身体锻炼。作为文学的法国电影正像第二种取暖方式，只有主动地参与，才能洞悉其强烈的思想穿透力。
处在不同时代，因素的不一样，环境就会发生改变。惟独以在爱的名义下的环境是永恒的，也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丰富多彩的。
一个人总是在他生活迷惘的时候，才会发生深刻的考虑。爱不需要环境，环境却离不开爱。爱不需要文学，文学离开爱就会成为连篇废话，就会变得粗鄙、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甚至是竞相展开无耻与无知的非文学。
在贫穷的乡村，对赖以维系生命代谢过程所必需物质的寻觅，让水滴一样细微的爱显得空前伟大。
环境作为一种生活体验范围、情感感知领域、理性观察视野，直接影响着作家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并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法国作家贝尔纳·克拉韦尔的《冬天的果实》我最近才读到。我喜欢他那天才的笔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子不仅仍然暗淡凄凉，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战争期间还艰苦，该有的都没有，想要的要不到，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让自己振作，哪怕还有一丝力气也要用来往前走，然而日子的沉重终于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中法两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语言上，汉语和法语同为人类所拥有的少数极为优美的话言：在文学上，中法两国作家一直将自己所拥有的现实主义风格作为主流；在民族性情上，中法两国的人民同属勤奋勤劳并经常选择用暴动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在经济上，中法两国亦是长期以农业为主体；还有一点相同的之处，法国被德国所占领，中国被日本所占领，两国都有由大批投敌的法奸和汉奸组成的伪政府。在阅读法国的“战痕文学”时，几乎处处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汉语中的汉奸一词，与法语中的法奸一词，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胸口上一道总在隐隐作痛的伤口。它是中国和法国的家丑。自己说起来心痛，别人说起来除了心痛之外，还有一种额外的耻辱。
1988年秋天，爷爷去世之际，我写过一组以二战时期日本占领中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爷爷还很年轻时，从乡下来到武汉替人织布，有一天他在街上无缘无故地遭到几个日本军人的毒打，一起进城的同乡将他当成死尸运回乡下，靠着乡下郎中的草药，在整整躺了十五个月后才又重新站起来。被日本军人打烂的胸口上留下一只指头大小的窟窿。小时候，我们特别怕那只窟窿，总以为可以从中望见爷爷的心脏。那年秋天，爷爷胸膛上的窟窿开始往外流血水，半个月后，爷爷就死了。爷爷的死仿佛让我经历了那场我本没有经历的战争，那只留在爷爷胸膛上的伤口也成了时空隧道，不知不觉中就将对战争的残酷与兽性的憎恨转移到我的身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抱着极端的仇恨，包括家里没有一件日货。直到有一天，儿子也开始在我面前表现出对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第一次听见儿子说出那样粗野的话时，我的内心发出一阵震颤，并在突然之间想到，已经过了三代人，这场仇恨难道还要延续到第四代人身上去吗？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曾经的罪恶史，对我们来说首先要问自己如何面对世上最让人觉得可怕的仇恨。从那以后，我试着强迫自己一点点地改变，并慢慢地发现日本民族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的地方。恨是面向过去的，是倒退的，是一种原始的欲望，过多的仇恨会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肮脏。而爱是面向未来的，是向前走的，是将人的原始欲望变化后的一种伟大的动力。
在文学里，恨是一种丑陋的审美，爱的审美才是完美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中法两国的文学，需要作家们深思的东西更多，从仇恨的动机出发，要达到爱的终极关怀，所走的路途远比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更为复杂。与《冬天的果实》的环境一脉相承的还有加斯卡尔的《死人的时代》，一如爷爷之死触动我对那段历史的写作，对于二战，中法两国的作家们，不难达到从爱到爱，然而在结果与起始之间，因敌方与同胞共同犯下罪恶，那些本该是恨的过程，不断地为我们设置着比恨还令人痛苦的陷阱。事实上，这种情况对中国作家来说更为严重：作为侵略者一方，日本的国家机器甚至不肯承认那铁证如山的罪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迈克尔·库切说，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个木制的演讲台上的。库切的话让我想到那位使历史为我们这个时代自豪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上个世纪末，曼德拉从监狱里走出来后，有无数理由在那里等着他，让他对那些残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实施正义的惩罚。伟大的曼德拉先生偏偏在所有选择之外选择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和解！他让许许多多的施暴者坐到受害者或者他们的遗属面前，回忆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相信人并对自己国家充满信心的曼德拉先生的确找到最珍贵的钥匙——爱！南非两大族群之间与仇恨和解，足以让全人类引为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库切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视为这个世界上所有清醒者共同的荣誉。我宁肯相信，库切只是他所在国家各个族群的代表，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发给由他来体现的充满仁爱的崭新环境。从曼德拉的南非再到库切的南非，看得到因为政治而发生的众多仇恨，在爱的名义下不断地蜕变。不要在乎别人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而要让自己首先做到用心去爱每一个人。
汉语中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等等视爱为无物的词汇。法语是否有类似的词汇？我读过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这种用非爱的方式进行惩罚与报复的故事，应该同上面的汉浯词汇一道远远地抛弃之。就文学而言，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过程，文学对环境的影响才是目的。贝尔纳·克拉韦尔在《冬天的果实》卷首中写道：纪念被劳累、慈爱或战争悄悄折磨致死，而在史册中未见提及的父亲和母亲。文学对于每个人正是如此，写作和阅读，都是为了纪念，不使那些曾经活在我们心中爱的细小痕迹，被厚土埋葬，被人潮淹没。
我们是工人
■ 崔立民
1
“红旗飘啊，飘……”
口哨奏鸣的旋律从操作台上的对讲机里悠悠扬扬地飘出来，在我耳旁绕了绕，消融在我们车间四条生产线的齐轰共鸣中。对讲机信号显示，这口哨奏鸣的旋律是从我们生产线最后—个岗位发出的，但不是发给我一个人的，而是发给我们这条生产线每个岗位的，就像有人在村口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通知全村人注意安全一样。
我看见了红色安全道上走过来的穿制服的红旗。
红旗的出现，让我的心里有点别扭了起来，私下里我恳求过红旗，在我当班的时候，不要到我们生产线上来，就算当哥的照顾一下兄弟的情绪，给兄弟一个面子。
红旗脱掉工装换上制服不足一年的时间，他自己的朋友得罪完了不说，我也跟着被人家数落，自从他从我们车间调到厂经警队工作后，我家的电话就没有安生过，这些电话都是朋友找我数落红旗的。
红旗在厂大门值勤的时候，抓住了人家，没收了人家在厂里用薄钢板敲的—个洗衣盆，收就收了呗，可他还要罚人家的款，人家让我帮忙跟他说说情，盆没收了，是应该的，今后再不做了，如果还要罚款就不太好了，罚款单存根上的单位和姓名是会给人留下隐患的，人家说，都是穷工人，何必“要饭的容不得讨米的”呢？
还有，人家在生产线上当夜班，偷闲打个盹，红旗在厂内巡逻看见了，把人家叫醒不就完事了吗，可他硬是把人家的名字报到了上面，让人家被通报批评还扣了奖金……人家跟我发牢骚说，红旗才离生产线几天？吃不得两顿饱饭的家伙！
红旗刚调到经警队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是家的电话一响，我心里就发怵，电话仿佛连着我老婆的神经—样，电话一响，我老婆便条件反射地冲着电话喊叫：“再闹，再闹，摔死你——”手上拿着什么摔什么，摔得我恨不得把家里的电话掐了。
见红旗拢了过来，我喊了—声哥，顺手动了一下操作台上旋钮，让生产线磁力皮带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