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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享受到的。
豪尔到达洛易家时，正巧看见理查德从马蒙斯牌警车上下来。“嘿，豪尔，”理查德仍一如往常般地打着招呼，“你知道的，我一直想坐一坐马蒙斯，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警察们是带着搜查令来的。豪尔以记者特有的本事，缠上了一位穿中士警服的汉子。“这两个孩子麻烦大了，”中士说，“他们讲的故事全都对不上号。”中士告诉豪尔，理查德说，他在星期三下午吃过晚饭就跟纳森拜拜了。但是纳森说，他们还在一起找了两个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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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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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豪尔的看法，这正好就是他这两位朋友各自的作风。纳森·里奥普比较老实，有什么说什么，而理查德·洛易喜欢讲究点绅士派头，不屑跟人谈起细节。但最关键的是，豪尔了解纳森和理查德，他相信他的朋友们是无辜的。
豪尔立即驱车前往市中心。这时候，纳森·里奥普已经被带到了地区检察长办公室。警探们允许豪尔与纳森见面。豪尔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想不起来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了。纳森说，你就对他说，我已经把两个女孩子的事都招了，他自会明白的。
警方搜查完毕洛易家后，把理查德带到了警察总署。豪尔很下了一番功夫，通过他父亲在警署里的熟人才总算见到了理查德。果然，理查德明白纳森的意思。现在，两个人的供词基本一致了。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也在展开他们自己的调查。
他们打听到纳森·里奥普参加了一个法学院研究生们自发组成的研讨会，每周一次的聚会基本上都是在里奥普家纳森的书房里。因为纳森打字熟练，又是少数几位拥有自己的打字机者之一，所以由他当场或事后打出每周的简报分发给大家。
星期五上午9点半，阿尔文找到该研讨会的一名成员亚诺得·马尔门。不错，亚诺得说，每次我们聚会时，纳森都坐在他的书桌前，用汉梦德牌打字机作记录。亚诺得很爽快地找出几份简报，阿尔文随手翻了翻，发现其中几页的字体跟别的不一样。亚诺得说，那是2月初的一次，因为需要查阅一些参考资料，所以将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在学校图书馆一楼。亚诺得记得纳森当时坐在窗户旁的卡片桌前，用的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
阿尔文几乎压抑不住他的兴奋，立刻通过报社将此线索报告给了检察长办公室。经皇家打字机公司的H·P·沙顿工程师鉴定，研讨会2月初的简报与赎金索取信确实出自同一台打字机。例如两者的字母t，上半部都打得比较重，下半部比较轻，字母m略带倾斜，而字母i则有些扭曲。沙顿工程师解释说，打字机上的每一个键也和人的手指一样，是有“指纹”的。
但是纳森·里奥普拒不承认那是他的打字机，推说一定是另一位研讨会成员带去图书馆的。向其他聚会者调查的结果，谁也不清楚那台手提式打字机究竟是谁的。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再次派人到里奥普家搜查，警探们无功而归。
已经到了星期五晚上9点，办案人员们尽皆垂头丧气。凭着多年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两个孩子一定有问题，然而，几乎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眼镜确实是纳森·里奥普的，但他的沃夫湖之行完全可能和案子毫无关系。可以肯定纳森曾经使用过与绑匪同样的打字机，但那台机器又踪影全无。
罗伯特·科罗将他的全班人马召进办公室：“我们得让这两个孩子回家，”他说，“他们的家庭都非常富有，可以请到最好的律师。所以如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就只能放人。”检察长将扣留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的时限定在是夜12点整，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不管这两个孩子是否在我们手里，调查工作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嘛。”
这时候，助理检察长勃梯·克劳逊说话了：“我想找里奥普家的司机谈谈。”
“为什么？”罗伯特·科罗问。
“不知道，就是想和他谈谈。”
勃梯派了一名警员去里奥普家请司机史万·英格伦，然后又埋头于其他工作，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直到时近午夜，扣押嫌疑人的期限将至，才又想起这茬儿来。一名警员说：“英格伦先生已经坐在外面等了两个钟头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助理检察长开门见山，问史万·英格伦是否还记得一个星期前的5月21日，星期三，下午发生的事，里奥普家的司机说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午饭后，纳森开车回家时，把他的红色威利骑士牌直接停进了车库。纳森对史万说，车闸踩着不舒服，每次刹车都吱嘎作响，要史万给拾掇拾掇。
“所以，他们等你修好了闸，才又开车出去的，是吗？”勃梯·克劳逊问。
“哦，不是。”司机说，“我修了整整一下午。他们开的是另一辆车。”
助理检察长立时双目圆睁。纳森和理查德说，他们那天是开着纳森的威利骑士轿车接走了两位姑娘，但眼前这位司机说，那辆车根本就停在自家的车库里！“你确定没有记错日子？”
“不会错的。那天我太太带孩子去看过大夫，因为他着了凉。”
“你能证明确实是21日吗？”
“我想，我们有大夫的处方。”
英格伦太太在电话上证实，处方上的日期是5月21日。
“他妈的！总算逮住他们了！”科罗检察长听完勃梯·克劳逊的汇报，狠狠地骂了一句。
正在分别审问纳森和理查德的办案人员被叫了出来。几分钟后，当他们再次出现在两名嫌疑人面前时，神情和口气都大变。
警察们对理查德·洛易说，别再跟我们装蒜了，你要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就赶紧招了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并没有去什么林肯公园看鸟，也没有带着两位姑娘去什么杰克逊公园。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两位姑娘，只有一个小男孩，勃比·范克斯。你们为自己提供的那些不在现场的证明全是谎言，因为那天下午，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一直停在他们家的车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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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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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皱了皱眉头：“谁说的？”
“英格伦。”
刹那间，理查德的脸色变成了死灰。他身子往后一仰，倒在椅背上，嘴唇动了动，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警探递过来一杯水，理查德一饮而尽：“我的上帝！他是那样说的吗？”
“是的。”
“混蛋！”
理查德要了一支烟。警探们看得出来，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很难准确地将香烟送到两唇之间。半晌，理查德才说，他想见科罗检察长，现在就见。
那时是5月31日，星期六，凌晨1点40分。
凌晨4点，科罗检察长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同样的问话在这里却进行得不太顺利，纳森·里奥普坚称是史万·英格伦搞错了。“我当然记得请他修理车闸的事，但那绝对不是5月21日。”处方签？处方签又能证明什么？
科罗检察长说：“你还是从实招来吧，你的朋友已经都说了。”
纳森笑道：“你当我就那么傻，会相信这种骗小孩子的鬼话？再说，我有什么可招的？”
罗伯特·科罗也笑了。他摘下厚如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而后戴上，目光透过镜片牢牢地盯住纳森：“让我来告诉你有什么可招的。比如说，你们在租车公司租了另外一辆威利骑士，因为你的那辆太红，太招眼儿。比如说，你们用伪造的名字在默尔逊饭店登记住宿。再比如说，你们将车停在茵葛塞路，坐等乔尼·乐文森独自一人回家……你的朋友说了，整个案子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勃比·范克斯也是你亲手杀死的。”
纳森·里奥普脸红了，因为愤怒，因为绝望，也因为不知所措。他摁灭一支刚点的香烟，随即又点燃了另一支。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听着检察长娓娓道出他和他的同案人曾拼命想要保守的秘密。
终于，纳森·里奥普放弃了他最后的那道心理防线。他从凌晨4点20分开始交代，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理查德·洛易说，至少两个月之前，他们就着手准备这桩绑架谋杀案了。纳森·里奥普说，不对，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策划了。不过两个人的口供中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两位“少年天才”打算联手实施一桩令警方束手无策、永远都不可能破案，而又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大轰动的“完美犯罪”（PerfectCrime）。金钱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甚至杀人本身也不是他们的目的。赎金也好，人质也罢，都不过是部署在他们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他们对待这次血腥行动的态度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游戏，或者用纳森的话说，设计一套精确的化学实验。仅只是那些夜深人静之时，孤灯双影之下的讨论、争执、筹划、安排等等，就足以令他们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了。
纳森和理查德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挑选谁来作为他们的受害者。经过若干讨论，他们逐渐拟就了被害人的条件：家庭非常富有，有能力支付大笔的赎金；与他们相识，能够轻而易举地被诱入圈套。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准备好了要撕票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留下一个能认出他们的活口。
他们曾经想过绑架他们的一位父亲，后来之所以摈弃了这一方案，并非有碍于亲情，而是考虑到案发之后，作为“受害者家属”，自己有可能会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故而行动不便，无法继续索取赎金。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否决了绑架理查德9岁的小弟弟托米的计划。
纳森曾提到物色一个女孩，在灭口之前，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强暴手无寸铁的法国姑娘那样奸污她。可是理查德说不行，因为女孩子们被家人看管得比较严。
他们一度选中了狄克·拉贝尔，不过狄克的父亲非常小气，不一定肯拿出赎金来。他们又考虑过汉林·巴克曼，此人曾造谣说纳森和理查德在搞同性恋，杀了他可以解气。但是汉林人高马大，只有一米七三的纳森和刚刚一米八的理查德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比较保险的做法，当然就是绑架一个小孩了。两名案犯提出并深入地研究过不下十名候选人，鄂尔文·哈特曼，乔尼·乐文森等大富翁的子孙们都在此列。最后他们决定，暂不敲定绑架的对象，而是届时见机行事。或者，用他们自己独创的语言：“让被害人自己挑选自己”，“看谁会在最后的一分钟撞到我们的枪口上”。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预先确定作案的时间——5月21日下午，和地点——哈佛学校附近。到时候谁是更容易、更方便的目标，谁就是他们的人质。
“所以，”检察长罗伯特·科罗问，“在你们以往的讨论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勃比·范克斯？”
“没有，”纳森答，“也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绑架勃比·范克斯的？”
“就在我们看见他的那一刻——一个完全随机的选择，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
如何获取赎金是他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两名案犯说，他们曾构思过不下几十种方案，但各有各的美中不足之处。最后敲定的，是让人质的父亲在列车经过某一指定地点时，将装有赎金的盒子从车上扔下来。
为此，纳森和理查德曾在那年年初花了好几个下午，沿着市外的铁道线徒步选点，但后来还是决定在市内进行，以便于迅速隐身。他们看好的地点是位于城南74街的冠军制造公司，一幢地处伊利诺伊中心铁路路东的红砖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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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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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绳子将报纸捆扎成模拟的赎金盒子形状，那便是警探们在纳森的车中看见的报纸团，然后由理查德从火车尾部的平台上扔下，纳森捡到后，再开车到下一站接他的朋友。经反复踩点，他们拟定让人质的父亲在列车经过红砖厂房后数到五，如此一来，盒子将会落在一个相对偏僻却又离74街较近的地方，因而能够尽快地驾车潜逃。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对方报警。如果人质的父亲过早地得知赎金的最后交接点，则可能事先通知警方埋伏在那一带。两名案犯设计的程序是，先让那个人到63街的药铺里等电话，电话将指示他在某个垃圾桶找到一只用胶布粘在桶盖底面的信封，再根据信上的指示到火车站的某个电话亭等候。这最后一个电话的钟点必须掐得恰到好处，只给对方留出几分钟的时间，刚好可以赶上某一趟指定的列车。电话还将吩咐他在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一张写明如何扔赎金盒子的字条。届时纳森和理查德将会先在一定的距离以外通过望远镜监视和观察，以确保安全。
因为已经打算杀人灭口，如何处理尸体，且又不会在短时间内被人发现并验明身份，是纳森和理查德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那年初春，纳森曾开车带理查德去过沃夫湖畔，他们本来可以在那片人迹罕至之处的随便什么地方挖一个坑将尸体掩埋起来，但或许因为两位阔少爷太懒惰，他们最后选中了涵洞。
还有一个问题是绑架用的车辆。他们当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自己的车，而且纳森的那辆威利骑士太红，太引人注目；理查德不久前刚出过一次车祸，他的车现在还躺在修车铺里。两个人曾考虑过偷一辆车，又觉得风险太大，本身就可能招来警察，所以租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1924年5月7日，星期三，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发生前两周，两名案犯开车到芝加哥市中心的默尔逊饭店。纳森等在车里，理查德手提一只塞满书籍的旅行箱，用蒙顿·巴拉德的名字登记住宿。下午，两个人来到海德公园州立银行，这次是理查德等在车里，纳森进去用100美元和蒙顿·巴拉德的名字开了一个账户，地址一栏写着“默尔逊饭店”。而后，理查德从同一银行自己的账号上取出400美元现金，两个人再回到默尔逊饭店退房间，并吩咐前台的工作人员说，如有蒙顿·巴拉德先生的信函请替他收好了。
两天后，5月9日，星期五上午，纳森来到位于密执安路的租车公司。他自称蒙顿·巴拉德，某制造商家的推销员，住默尔逊饭店，在海德公园州立银行有一个账户。他想租一辆车，可以先交预付金若干。当店员要求顾客提供证明人时，纳森给了他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他知道，理查德正在电话亭里等候。
店员微笑着挂断电话，问纳森是要一辆福特，租金每英里15美分，还是要一辆威利骑士，租金每英里17美分？纳森要了一辆威利骑士，并且很爽快地放下50美元预付金。
当天下午，纳森还回威利骑士时，计程器上显示一共只开了9英里。店员找补给他40多美元的退款，告诉他公司将会尽快把租车卡按照他所填写的地址寄到默尔逊饭店，下次巴拉德先生再要租车时就可以凭卡直接办理，而无需提供任何证明。
接下来要做的，是准备各类信件：寄给人质家属的，贴在垃圾桶上的和放在列车车厢里的。然后，纳森在他的书房里用一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将书信一一打好待用。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又问了一遍：“你们在什么时候写的那封信？”他指的是寄到范克斯家的那一封。
“案发以前四五天。”纳森答。
“所以，你们当时并不知道谁将是收信人？”
“不知道，只有‘亲爱的先生’。”
转眼到了5月21日，他们计划中的“BigDay（重大日子）”。上午11点下课后，两个人开着纳森的车去了租车公司。他们在几个街区之外停住，理查德留在车里，纳森步行过去。10分钟后，当纳森开着新租来的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经过时，理查德很默契地跟了上去。他们先到35街的克莱摩餐馆吃过午饭，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来绳子和盐酸。然后，纳森换回到自己车里，理查德则放下深蓝色威利骑士的窗帘。两辆车一前一后驶进里奥普家的大铁门后，纳森把他的那辆红色威利骑士交给了史万·英格伦。
纳森和理查德带上早已备好的其他作案用品，开车到杰克逊公园等待学生们放学。在理查德的供词中，他说这时候，纳森用胶布缠好了凿子的刃口。纳森说不对，是理查德缠的。
2点30分，两个人回到哈佛学校附近，在茵葛塞路泊了车。茵葛塞路和哈佛学校中间还隔着一个街区，理查德下车穿过一条小路，走近学校的操场，很多孩子放学后都要在那里滞留玩耍。其间，理查德至少和三个人说过话：乔尼·乐文森、一名教员J·T·塞思、和他的小弟弟托米。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