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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的克拉任·达偌其貌不扬，大智若愚。多年后，纳森·里奥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写对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错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它睡过一觉。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鸡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迹，要么就是没换过衣服。领带胡乱打了个结，歪歪地挂在脖子上。最不修边幅之处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过头发，所以前面的那一绺老是掉下来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时，老头子便会很不耐烦地用手指将它们顺上去。不管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当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一个在芝加哥转上一圈就会迷路的乡下人。我当时心里想，他懂得法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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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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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纳森对达偌博士这样一位哲学家、作家兼律师早有耳闻，也听人说起过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30年前，克拉任曾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法律顾问，后在几名工会领袖状告公司及联邦政府的案子中毅然辞职，转而为工会领袖们辩护。比如若干年来，克拉任曾多次替全美各地请不起律师的穷人们辩护，不取分文，在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再如克拉任办案时极少作笔记，但却几乎从未在法庭上忘记过任何相关的细节。还有如克拉任的办公室陈设简陋，唯一的装饰只是墙上几幅被他称作“伟人”的画像，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
所以，当这位“民众的代言人”最终同意接受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替被告人出庭，又有传言说聘金高达100万美金时，当即引起了本案的第三次轰动。在当时，百万美元是创历史记录的最高律师费用。人们纷纷议论，说克拉任·达偌博士到底也是肉体凡胎，也有见钱眼开的时候。其实克拉任自有他的原则和打算。除却人们加封的那些头衔外，克拉任还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坚信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恨也将滋生出更多的恨。克拉任的毕生奋斗目标之一，是彻底废除死刑。在他过去的业绩中，克拉任曾成功地将102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这一次，芝加哥、乃至全美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纳森和理查德的罪恶行径激怒到了极点，人们恨不得即刻将两名案犯就地正法。克拉任想试一试，他能不能在这样的民情民愤中，再次救下两条生命——两条年轻的生命。
本案中代表被告方的另一名律师即本杰明·巴赫拉奇，他虽不及克拉任那么名声显赫，但因为接过几桩与黑手党有关的案子，在芝加哥地区也是妇孺皆知的。
克拉任·达偌并没能马上见到他的两位委托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扣下了二犯，并邀请三位心理及精神病专家为他们会诊。科罗检察长这次是铁了心要判处他们的死刑，他知道纳森和理查德能够逃避死刑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在法庭上作“无罪”抗辩。他希望他的专家们能够证明，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在作案时神志清醒，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到底是同行，对对手的路数招数都已谙熟于心，克拉任·达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也必须聘请专家，从被告方的角度对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进行审视。无奈检察长已经抢先一步，征走了芝加哥地区首屈一指的专家们，克拉任只能到别处另搬高手。
其时，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正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第18届年会，克拉任·达偌遂派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弟弟华特专程前往，将包括学会主席在内的三名德高望重的专家请到了芝加哥。
日复一日，专家们就身体、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对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检查、测试和评估，还找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用人们，以及二犯的老师、同学等等了解情况。据说在此过程中，纳森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因为他极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别人谈论自己，他也很喜欢在各种测试中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理查德则情绪低落，觉得这一切很无聊，很枯燥乏味，甚至有几次，他在测试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芝加哥的12家媒体仍一如既往地兴奋着，忙碌着。大大小小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纳森和理查德狱中生活的详细报道，他们每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市民们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两位生长于富贵之乡的膏粱子弟是否过得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日子。理查德倒是很快便和同监的犯人们混熟了，但纳森却迟迟难以进入新的角色。每天出庭或与几位专家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如往日般地西服革履。但一踏进监狱的铁门，又必须换回到粗布的囚服。两个人最不习惯的是狱中的伙食，一开始家人们还按顿从各餐馆叫了外卖送进去，后来干脆请斯腾餐厅包下他们的一日三餐，并且还在每顿饭的食谱中加进了一包香烟。尽管仍是“禁酒令”时期，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泰瑞尔·克鲁姆为了获取对纳森二人的“专访权”，答应在采访时为他们偷带些酒进去。泰瑞尔每天下午到监狱，在腰间的皮带里别上两个4盎司的扁形锡酒壶。纳森或理查德总是迫不及待地先喝干了酒，再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到牢房后，又开始急切地等待泰瑞尔的下一次采访。
6月中旬，芝加哥地区的意大利黑手党老板阿尔芬斯·卡普利因其在几个月前下令的一桩谋杀案而被迫向警方自首。这条本应十分轰动的消息被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关于勃比·范克斯命案的大量报道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有人说，卡普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卡普利的案子不久即因一位关键证人的翻供而撤诉。
公诉方和被告方对二犯的会诊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媒介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纷纷聘来自己的专家学者。当地的两家报业巨头，《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则棋高一着，发函至欧洲大陆的奥地利首都维也那，邀请著名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来美国，为两名案犯作心理和性格分析。《芝加哥论坛报》报出的价格是25万美元，或由弗洛伊德先生随意开价。《芝加哥先驱者》报则表示，愿意接受弗洛伊德的任何要价，又因为大师当时身体欠佳，该报提出将为他的赴美之行在一艘豪华巨轮上包下全部头等舱位。但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年近古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推辞了所有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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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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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还是使出了吸引读者的奇招。前者请到一位颅相学家，他根据纳森和理查德五官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他们的性格，并撰文若干在该报连载。后者则找来一位星占学家，此人连篇累牍的分析结果表明，两名案犯的佐狄亚克星座标志业已决定了他们成为杀人犯的必然性。年轻读者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少报纸相继开辟的“与纳森和理查德比智力”专栏。据测试，纳森·里奥普的智商为210，理查德·洛易的稍次，亦高达160。煞费苦心的主编们让那些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给两名案犯若干智力测试题，再将同样的题目以及他们的得分公布在报纸上，供人们或习作，或消遣，或下注，或竞奖。
不久，报纸上出现了新的阅读热点。有贼人破窗进入克拉任·达偌博士的事务所办公室，盗走被告方专家们长达5万字、将近300页的会诊报告后，高价转卖给各报社。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克拉任故意安排的，他希望市民们能有机会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听到故事的另一面。
会诊报告囊括了纳森和理查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家庭背景，个人履历，童年记忆，学生时代，等等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揭示出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并非两名案犯生活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他们若干年犯罪生涯的极端和顶点。
据专家们认为，理查德·洛易早在八九岁时即开始出现犯罪倾向。他第一次作案是偷了一位邻居家孩子的零花钱，藏在自己玩具房子的屋檐下。“他当时完全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感到惶恐或惴惴不安，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别人都不知道钱的下落，还在屋里翻箱倒柜满世界地找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久，理查德和另一个男孩在街角处摆摊儿卖柠檬汁，当然也是小孩子的游戏了。他趁着同伴不注意，窃走了玩具收银箱，连同里面的钱一起埋在自家的后院里。从此，理查德养成了顺手牵羊的习惯，而且不管那件东西对自己是否有用。他曾先后偷过他哥哥亚伦的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表兄的两瓶酒，叔叔的三瓶威士忌。他的得意之作，是有一次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位朋友的贴身口袋中掏出了一只扁形锡酒壶。“还有这条裤子”，理查德指指自己身上，不无炫耀地告诉专家们，他如何在一家乡村俱乐部里发现了一只未上锁的衣帽柜，又如何乘人不备偷出了这条高档的毛料裤子。专家们在报告中写道：“促成他此举的真正原因是偷盗带给他的刺激，至于被盗物品的价值等，倒在其次了。”
理查德果然智商不低，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偷盗和欺骗中几乎从未失手。只有一次例外，那还是理查德很小的时候，在夏令营里冒领了别人的小甜饼后被戳穿。他当时“觉得特别窝囊，发誓今后一定不要再被人逮住”。
在遇到纳森·里奥普之前，理查德有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好朋友，但是在所有的恶作剧中，理查德都是主谋。有一次，他带着那位大男孩从邻居家的窗台上盗走一只银瓶。事先他们曾策划了很久，但在盗得银瓶之后，理查德随手就将它扔进了湖里。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虽然只隔了三个街区，但因为上的是不同的中小学，纳森和理查德直到1920年秋才相互认识。那时，15岁的纳森刚上大一，比他小七个月的理查德已经是芝加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共同的犹太裔背景，相差无几的年龄，特别是，二人皆被师长们誉为“少年天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相逢恨晚。
纳森也是自小就有盗窃行为，但不及理查德那么经常，那么严重。据专家们的会诊报告：“病人（指纳森——笔者注）记忆中的首次偷盗，是从一位朋友的集邮册里悄悄拿了几枚自己尚缺的邮票（据称曾得到其家庭教师的鼓励）。他同时也收集香烟包装，有一次竟偷窃其兄的领带去跟人换烟盒。当家人问起时，他马上据实承认，毫无掩饰或抵赖之企图，亦无羞愧之意。病人还记得小时候曾从一家希腊餐馆里偷过水果。”
1923年2月，理查德邀请纳森到洛易家在密执安州嘉列沃克的别墅度周末，两人于旅途之中研讨出了一整套在桥牌中作弊的暗号。理查德是不缺朋友的，但纳森却常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专家们认为，在二人的关系中，理查德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他可以强迫纳森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而纳森却是被动的，因为他离不开理查德，他违心地跟着理查德进行一些犯罪活动，只是为了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理查德曾带着纳森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偷过烟斗，在一家饭店里盗走过一只网球比赛的奖杯。有一次理查德发现，他母亲的密尔博牌轿车钥匙可以开启其他同类型的车辆，便伙同纳森在天黑之后闯入车行偷车，被车行的保安一路追赶，最后被迫弃车而逃，任由那辆车在电线杆子上一头撞毁。纳森跳车后当即找到一个藏身之处，理查德则冲上一辆过路的电车。事后两人会合，改换行头，又回到肇事现场看热闹。就是在那次以后，纳森说他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不愿意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冒险勾当。但是不到一个月，又被理查德说服，跟着他第二次盗车。这一次，两个人直接将车开到一家餐馆门口停下，警察跟踪而至，在顾客中询问这辆车是谁开来的，二犯佯作不知，径自吃完饭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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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到偷车，他们的其他犯罪行径也日见升级。理查德和纳森先是打电话到学校骚扰老师，后来便发展到了谎报火警、匪警，先是在路上砸车窗和商店的橱窗玻璃，渐次发展到了纵火烧房子。
一次，理查德和纳森打电话到哈佛学校，指名点姓找一位老师。秘书告诉他们那位老师正在上课，理查德坚持说他有非常要紧的事情。等那位老师匆匆赶到办公室，理查德在电话上告诉他：“请把话筒插进你的屁眼里。”10分钟后，他们又打过去第二通电话要通一位老师，对方说该老师有事不能接听，理查德便留言道：“告诉他现在可以把话筒拔出来了。”
另一次，他们和两位朋友一起在库普…咖里顿饭店吃午饭，席间理查德打电话报警说该饭店失火。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两位朋友吓得赶紧躲开，理查德和纳森却若无其事地留在饭店，观看自己导演的闹剧。
专家们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病人（指理查德——笔者注）继续说，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计划烧掉一块空地上的棚子。他们先开着各自的车在五个街区以外停下，病人进入其同伴的车，两个人开车到了空地，在棚子的地板和墙壁上泼洒汽油后纵火。
“他们回到五个街区外的停车处，换乘病人的车再赴火灾现场，使病人能有机会欣赏自己亲手制造的混乱场面，和围观的人群交谈，听他们是否猜得出失火的原因，并提供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病人说，他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理查德·洛易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的这些犯罪活动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每次作案后，他都会在第二天买回所有的报纸，逐一翻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几经失望之后，理查德决定干抢劫。1923年夏，他们计划在一位朋友全家去纽约度假期间洗劫那幢空无一人的房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绳索、凿子和左轮手枪等作案工具，但终因一些临时出现的意外而未得逞。
同年11月的一天，理查德和纳森驱车200余英里，回到他们曾经就读的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准备在理查德当年与几个学生合租的一栋房子里行窃。理查德在那里住过两年，对房子的结构和学生们的习惯了如指掌。他们于凌晨时分潜入，盗走了所有能盗走的物件，并不是因为需要，只是想把案子作大，能多少引起一些轰动。那台后来打出了赎金索取信的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就是这次行动的赃物之一。二犯随后来到纳森当年的住处再次作案，因为刚好碰到一位学生起夜，只偷得一架照相机。
1923年11月13日，星期一，《安纳勃时代新闻》报第三版的“当地简讯”栏目里刊登了一则不足50字的消息：“警方正在调查今晨3时至5时发生在瓦西腾瑙街学生宿舍的偷窃案。被盗物品包括手表、现金、打字机、奖章、钢笔等。”
据纳森·里奥普的供词，就是从那时起，两名案犯开始酝酿一桩更大的犯罪活动。
1924年7月21日，星期一，芝加哥万众翘首的“伊利诺伊州人民诉纳森·里奥普及理查德·洛易”案，或按照比较通俗的说法，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楼六楼，首席法官约翰·加维利的审判室里开庭。63岁的约翰·加维利已经做了14年法官，他个子不高，满头华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论其外表和气质都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今天穿戴得十分整齐，但仍不及他的两位委托人那般华贵潇洒，又因为天热而不停地擦汗——那时的法庭还没有安装空调——左胸衣袋中原本叠得有棱有角的手帕很快就皱巴了。虽然相处不到两个月，纳森·里奥普已经一改他对克拉任的最初印象，对这位法学界的老前辈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言必听，计必从。许多年后，纳森甚至在其自传中称颂克拉任是一位英雄，因为在一桩曝光率极高的案子中为两位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辩护，是需要有一些敢于“倒行逆施”的勇气的。
克拉任·达偌率先发言。后来有记者在报道中认为，他实际上是抢先发言。克拉任针对当时媒介的猜测和议论指出，他知道，今天上午的听证对被告方来讲是一次机会，他们可以就本案提出任何动议。但是第一，被告方不打算要求“异地审判”，因为他的两位委托人认为，民众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已经遍及全美，如果他们不能在芝加哥得到“公正裁决”，在别的任何地方也同样得不到。第二，如果公诉方提出将谋杀与绑架分案审理，被告方亦不会有任何异议。
克拉任一口气讲了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