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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母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母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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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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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的时候，简恩·希莱曼从不曾想过要学法律，尽管父亲说他合适当律师，因为他特别擅长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在马萨诸塞大学，简恩读的是哲学。1972年毕业后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然后一起去了罗得岛州，妻子在那里的一所学校念研究生。哲学系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简恩开始向研究生们兜售人寿保险。因为口才好，半年就卖出去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保险，但他还是不喜欢这份工作。适逢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丑闻被媒体爆炒，简恩索性呆在家里，天天守着电视机看国会的调查听证。三个月看下来，便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在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做了一阵，接触到了一些民事官司，简恩更觉得自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这时候，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开始恶化，年轻人又容易头脑发热，吵了两架就闹离婚。简恩遂离开罗得岛，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法学院。
从法学院出来，简恩先在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小一年，专办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的案子，处理诸如电话公司的违章操作和与客户的纠纷等等。他生性讨厌与政府部门的官僚打交道，也不耐烦只给那些名律师们打下手干杂活儿，连在法庭上说句话的机会也捞不着，便想着要自己开事务所，接案子。大城市里僧多粥少，简恩决定先到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开始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几个州转了一圈下来，简恩最后落脚在了一个叫做纽勃利港的渔村。
事务所开张一年多，简恩·希莱曼只接到了一些诸如遗嘱、离婚、酒后肇事之类的案子，而且入不敷出。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时，洛尔·伊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洛尔说，他的独生子，3岁的斯图尔特，五年前淹死在他家近旁的一个废弃的石料坑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早班，就请了孩子的祖母临时过来照管。祖孙俩在后院玩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厨房拿点东西，出来孩子就没影儿了。后来在石料坑里找到时，斯图尔特脸朝下浮在一汪脏水中。石料坑是一个建筑公司施工后留下的，经过一个雨季就成了水凼。孩子出事的第二天，那家建筑公司派来几辆推土机把坑给填平了。伊顿家已经请过一位律师，律师也向法院递过状纸，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不久，老太太便过世了。几年来，洛尔不时地给律师打电话，最后一次律师劝他算了，说老太太一死，没了目击者，案子就更难办了。但洛尔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简恩·希莱曼接了这个案子。这是他接到的第一桩“真正”的案子，需要录证词、请证人、上法庭，需要挑选陪审团、对对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还需要准备开场发言和总结性发言，等等等等。简恩雇来摄影师乘直升机从空中拍摄肇事现场的图片，又根据当地报社提供的线索，从外州找到出事当天曾到现场采访过的记者，还请了医生和土木工程师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到七个月后正式开庭时，简恩已经为本案花费了15万多美元，而且拖欠了数月的房租和秘书的工资。
简恩在开场发言中指责建筑公司渎职，没有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填平石料坑，或修筑篱笆将水凼围起来，或竖立昭示牌告诫人们小心。被告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律师，根本就没把乳臭未干的简恩放在眼里，他一上来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坑。八天的诉讼下来，当简恩提交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传唤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之后，对方妥协了。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将双方律师召到法官席前，说被告方提出调停，表示愿意支付7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简恩说他需要征求一下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外的楼道里，一位工作人员把简恩叫到一旁，忠告道：“一个醉鬼把车开进了人家的园子，撞死人家的小孩，才赔了2万。75万不少了。”
但是，在经过了大半年的辛勤工作后，简恩·希莱曼着实想听听陪审团的裁决。他如实地告诉了伊顿夫妇对方的提议，然后说：“我感觉我能赢。”
洛尔说：“我们听你的。”
双方的总结性发言在午饭前结束。当陪审员们在审议室进行审议时，简恩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紧张得吃不下饭。陪审团只用了1小时15分钟便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25万美元赔偿，外加5万美元利息！按协议，简恩提成三分之一。
简恩用这10万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秘书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去裁缝铺里定做了几身像样的西服。简恩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重返大都市的条件，遂向波士顿的几家专事个人伤病赔偿案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求职信，其中就有里德…缪里根。但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人搭理他。
就在简恩等着的时候，碰上了一桩大案子。一位纽勃利港商人开着他新买的单引擎飞机“派普箭”号，带着三个朋友去大西洋赌城度周末，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飞机一头栽进纽约长岛的海滩，四个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位女士不久前刚离婚，4岁的儿子跟了前夫。孩子的爸爸与简恩的秘书在酒吧里邂逅，聊起这件事，说他准备请一位律师代表儿子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的老板就刚好是你所需要的律师。”简恩的秘书说。
简恩·希莱曼正开始着手这件案子，便接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求职信，问简恩是否愿意到波士顿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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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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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am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已经八个月。会晤的地点安排在安德森家里。吉米刚刚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简恩花了两个多钟头向他的委托人们解释说，几个月工作下来，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提起诉讼。他已经查阅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有关资料，包括不久前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但是，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G号井和H号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被告方应该是谁；二、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些污染物会导致白血病。
简恩离开安德森家时心里充满了内疚。在开车回波士顿的路上，简恩总忆起理查德·图梅说的一句话：“我们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要讨个说法。这么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恩想，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这个案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也太昂贵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这之前，乔·缪里根已经指示秘书将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电话转给简恩·希莱曼。很快，留言条叠成了高高的一摞。简恩强迫自己不去看它们，也不去想它们，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埋头于其他的案子。
一个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拧开车里的收音机。WRKO台的主持人请来了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安妮把收音机开在那儿，也没有认真去听，但突然，她听到了简恩·希莱曼的声音。其时，安妮刚刚拐进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又匆匆忙忙地退出来，以允许驾驶的最快速度直驰家中。安妮推开房门，冲进厨房，抓起墙上的电话。
“我想问希莱曼先生一个问题。”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讲。”主持人的声音。
“如果律师不回你的电话，你该怎么办？”
“等等，”简恩·希莱曼说，“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安妮吗？”
“简恩，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从来找不到你。”
简恩当即答应，明天一定给安妮去电话。
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个人伤亡赔偿案的原告方从事发之日起三年内若不提起诉讼，便算做自动放弃。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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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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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82年，简恩·希莱曼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打算放弃，就得亲自去沃伯恩对委托人们当面说清楚。如果准备起诉，则必须在5月22日之前把状纸递到法庭。
简恩选择了前者。
2月的一天，简恩·希莱曼来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的三一圣公会教堂，这是他与患者家属们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简恩对自己说。
临来之前，他在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兼好友凯文·康威问：“当你从沃伯恩回来时，所有有关沃伯恩的档案都可以封存入库了，是吗？”简恩点点头，说：“是。”凯文一直在规劝简恩放弃沃伯恩案，他形容沃伯恩案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无论扔进去多少钱都几乎见不到任何动静。
简恩向他的委托人们重复了一遍上次讲过的那些话：没有被告人，没有科学证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后又说起了斯图尔特·伊顿的案子。那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尚花去了简恩七个月的时间和一万五千多美元。简恩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的案子确实太棘手了。
众人无语，等着律师起身与他们握手言别。这时候，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扬格牧师说话了：“假如我告诉你我能弄到一笔钱呢？”
简恩心想，一场诉讼的花销可不是靠教堂的募捐和义卖就能筹到的。
扬格牧师继续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接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法律机构——律师公益协会——获得了一笔赞助基金，想请参议员办公室替他们寻找一个有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