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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法官大人。”
开庭第六周的一天，简恩从法庭回到事务所，发现电话不通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让电话公司给掐了线。詹蒙·戈登说，他已经做了安排，通知花店停止送花。其实前段时间，詹蒙已经背着简恩把每天的鲜花改成了每周两次。詹蒙说，他在年初预付了花店六个月的费用，所以花店会有一些钱退回来，正好先补上电话公司那边的欠款。
詹蒙说，既然你今天来了，有些事情我就一并跟你汇报一下。第一，我取消了你们在几个律师联谊会和律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每月可节省开支若干。第二，从今往后，所有的员工因公外出只予报销公共汽车票，不能乘坐出租车。第三，我已经中止交付跟你有关的两笔每月分期付款：一是你当年在康奈尔大学上法学院时借的学生贷款，还有就是你购买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
詹蒙说，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比尔·克诺利手头正在办理的一桩误诊案。
八个星期之后，法庭上的时间就仿佛过得快起来了。一个个的证人，一件件的证据一晃而过，如同人们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风景。
简恩·希莱曼还剩下了最后一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即普林斯顿大学的乔治·平德尔教授。平德尔教授在业内名望颇高，堪称水文学权威。他的最强项是“地下水的运动和走向”。
简恩知道，杰罗·费歇尔的手中有一张盾牌，那便是横贯于J·J·瑞勒皮革厂和G、H二井之间的阿波卓纳河。依照杰罗的理论，两井之水取自阿波卓纳河。资源丰富的河水既满足了泵水的需要，又阻止了河对岸被皮革厂污染的地下水的进入。
但实际上，有关的地质学资料表明，阿波卓纳河河床底下的地层质地疏松，渗透性很强。平德尔教授将沃伯恩城东地区的水文及地质学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结果显示，根据G号井和H号井的井深，两井之水并非来自阿波卓纳河，而是从更深层的地下水源抽取。流经皮革厂的被污染了的地下水可以顺利地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并夹带着那里的泥沙和碎石一并进入G、H二井。
当原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在阿波卓纳河畔打眼钻井时，国家环保署的一支勘察小组也在那一带忙碌。1985年12月4日，勘察小组重新开启G号井和H号井进行模拟抽水实验，平德尔教授则带着他的人马在J·J·瑞勒皮革厂的一口试验井旁边安置了各式仪器，监测抽水时的地下水状况。平德尔教授从仪器上看到，该井的地下水在四小时中降低了一英尺，和他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完全一致。
但是有一点却让简恩心神不定。12月的马萨诸塞州已是天寒地冻，阿波卓纳河面上这儿那儿漂着些许浮冰。简恩和平德尔教授发现，在两口井抽水的同时，靠近河岸的浮冰从水中来到了岸上。所以很明显，河水也在下降。按照平德尔教授的理论，阿波卓纳河床周围的地质属泥炭层，河水是不应该这么快就进入二井的。既然如此，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
平德尔教授解释说，除了沙漠和高原，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河流是由地下水形成的。地下水源和河流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供水”的关系，即地下水渗入河流，而河水一般不会返灌入地下。当G号井和H号井开始抽水时，地下水源被迫满足抽水的需要而大幅度下降，使它没有“余力”再向阿波卓纳河供水。“所以，简恩，”平德尔教授说，“阿波卓纳河其实并没有‘失水’，只是再没有地下水源向它供水。”
简恩想，我倒是明白了，到时候陪审团的大叔大婶们会明白吗？干这一行的律师都喜欢在背地里管陪审员们叫大叔大婶，因为他们的案子，无论是交通肇事、医疗事故，还是其他伤亡，总会涉及到一些医学、科学或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弄懂。
威廉·契士曼的同事，佛雷…侯格尔…埃利奥事务所庭审部主任迈克·凯顿代替威廉成为了W·R·格拉斯公司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花了两天的工夫向平德尔教授交叉提问，但依然于事无补。食品机械厂不像皮革厂那般幸运，它和G、H二井之间没有河流的阻隔，而且从地势上看，食品机械厂位于高处，那里的地下水在流向阿波卓纳河的途中正好经过G号井和H号井，于是，那些倾入土壤中的有毒废液也通过地下水道，像弹子球滚入洞中一样流进了两口水井。
杰罗·费歇尔照例在平德尔教授作证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出他百玩不腻的“抗议”。当回答杰罗的交叉提问时，平德尔教授承认，如果两口井连续抽水数月，阿波卓纳河水也会进入城市的供水系统。但他仍坚持认为，G、H二井中有大量来自J·J·瑞勒皮革厂地底下的掺有化学溶剂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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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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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进行到第12周时，比尔·克诺利经手的医疗事故案胜诉。按协议，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拿到了59万美元赔偿金中的40％。要是照以往的惯例，几位年轻人应该在一起开香槟、下馆子、喝个通宵达旦，再给办公室里的上下人等分发红包。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庆贺。到手的钱还没来得及焐热乎，便让詹蒙·戈登一分不剩地拿去付了账单。
6月4日，星期三，开庭第54天的上午，杰罗·费歇尔开始了他为比却斯集团的辩护。杰罗在开场发言中说：“伤亡索赔案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专办此类案子的律师们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一个字，一个赤裸裸的‘钱’字。”“钱能抚平伤员的伤口，钱能消除病人的病痛，钱甚至能使死者复生。”
杰罗一共只有三位证人，其中之一便是沃伯恩市政府工程师，在图梅家隔壁住了13年的托马斯·摩宁。多年前，正是这位摩宁先生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城东的居民、他的邻居们保证，自来水质绝对没有问题，不就是点儿异味吗？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压压味儿，或者煮煮开就好了。
在简恩·希莱曼看来，杰罗传唤托马斯·摩宁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像他这样的内行尚不能确知工厂的废液会污染当地的生活用水，杰克·瑞勒作为一个外行又怎么可能知道？
但后来，托马斯·摩宁的出庭成了本案可能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托马斯在证人席上显得苍白无力、羸弱瘦削，简恩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病了。这段时日，简恩看到了太多的病人。
果然，一个月之后，摩宁先生就被诊断出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和图梅家的儿子派特一模一样。过了不到6个月，托马斯·摩宁病故，年仅49岁。在他的葬礼上，社区的人们原谅了这位工程师。看来他并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他只是实实在在地无知。
到6月底进行上半年的结算时，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上的花费已经高达240万美元。更让詹蒙·戈登担心的是，自沃伯恩案开庭以来，事务所所有的律师全线投入，没有一个人再有闲暇接别的案子。也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有任何进项。
在美国，对信誉良好或收入不菲的顾客，总有不少信用卡公司不断地给你寄卡，巴望着你能在忘情的消费中稀里糊涂地欠他们一屁股的高利贷。詹蒙以前收到这些卡都顺手拿剪子一剪两半，扔进垃圾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半年多前吧，詹蒙开始收集信用卡。“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嘲地对自己说。现在，果真就到了有“不时之需”的时候，詹蒙便拿了这些卡满世界赊账。上个月秘书和清洁工的工资就是这样赊来的。
波士顿银行的贷款已经欠到了百万美元以上。尽管有几个人的房契、车契和人寿保险等等作抵押，毕特大叔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他担心有一天，日积月累滚雪球似的利息使债务总额接近所有这些抵押品的价值时，他就不得不扮演逼债人的角色，强行剥夺几位年轻人的身家财产。
詹蒙·戈登又来了，愁眉苦脸地坐在毕特大叔的办公桌对面。
“真的不能再给你们贷款了。”当毕特大叔无可奈何地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时，他看见詹蒙把手伸进了鼓囊囊的外套口袋里。“你没有带枪吧？”毕特大叔欠欠身子。他真的有些紧张。在银行里干了大半辈子，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见多了。
詹蒙慢慢抽出手来，是一把金币，一把光灿灿的金币！詹蒙把金币放在桌子上，又一枚一枚地码整齐。“我就剩下这些了，”詹蒙疲惫地说，“你看着给吧。”
第61天，迈克·凯顿代表W·R·格拉斯公司出庭辩护。迈克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不假，食品机械厂的工人们确实是把一些化学溶剂倒在了地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稍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溶剂具有极强的挥发性。他们把这些溶剂倒在地上是为了让它们挥发，而且确确实实挥发掉了不少。不假，食品机械厂底下的土壤和地下水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被TCE污染，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样的TCE也污染了两口水井。”这位被告方律师说，他将向陪审团证明，是被上游其他厂家污染了的阿波卓纳河，而不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污染了城东的供水系统。
迈克的证人中也有一位地下水专家乔恩·嘉希瓦，他不仅与乔治·平德尔教授认识，而且“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我不能不在此指出”，乔恩话锋一转，“平德尔教授关于阿波卓纳河的理论是错误的。当两井抽水时，阿波卓纳河水也被抽入了其中。而这，便是两井被污染的原因”。
然而，乔恩·嘉希瓦首先要证明的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并没有流进G号井和H号井。乔恩的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冰川，他说在一万两千多年以前，地质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末期，属于现今美国东北部的陆地表面上覆盖着一块厚达一英里的巨冰。由于这块巨冰经年累月的重压，底下的土层形成了在地质学上叫做冰碛的硬土，也称地岩。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就是建在这样的一片地岩上。因为土质的密度极大，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运动极为缓慢，就好像让水从一根完全被水垢堵塞的管道中流过一样。乔恩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他告诉法庭，“即使在1960年食品机械厂开张的那一天，地下水就已经被污染，也要等到1979年5月才能流到G号井和H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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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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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简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尔教授花了大力气去证明J·J·瑞勒皮革厂污染了两井，却完全忽略了W·R·格拉斯公司，以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简恩想，乔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儿弄错了，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在事务所里花了几个钟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乔恩的证词。乔治·平德尔教授去了欧洲开会，没法儿跟他讨教。临走时，纳逊教授带走了平德尔教授留下的几本水文学教科书。
第二天，乔恩·嘉希瓦继续出庭。他说当水泵开足马力时，G号井和H号井每分钟的抽水量为1100加仑。就算W·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达了两井——乔恩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最多不过是每分钟5加仑，占水流总量的05％，相当于成语中讲的沧海一粟。
查尔斯·纳逊教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乔恩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了几笔，便匆匆起身离开了法庭。
纳逊教授一走就是两天，事务所的秘书不停地打电话，但到处都找不到他。没办法，简恩只好硬着头皮独自面对乔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证中，简恩不敢去碰W·R·格拉斯的地岩，便将话题转到了与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厂。简恩想玩一招借刀杀人。
简恩拿出国家环保署进行模拟抽水实验那天，平德尔教授在J·J·瑞勒皮革厂的地盘上测得的地下水水位数据，请乔恩·嘉希瓦当庭计算地下水的流向。结果，乔恩把皮革厂的地下水算进了G号井和H号井。
司肯纳法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一阵，他打断简恩的取证，自己向乔恩提问道：“依照你的观点，阿波卓纳河会在两井和皮革厂的地下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吗？”
“不会的，法官大人。”乔恩说。
“那么以你之见，地下水会从皮革厂流经阿波卓纳河的河床底下，到达两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罗·费歇尔起身抗议道，“你不能提这样的问题。”
瓦尔特·司肯纳挥挥手，示意杰罗坐下，或者说——闭嘴。
简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纵了一方被告的证人去攻击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简恩在心里头纳闷，纳逊教授到底去哪儿了？
查尔斯·纳逊教授躲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教职工图书馆，他知道只有在那儿才不会被人打搅，才可以塌下心来做他的学问。
乔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复杂的电脑模拟程序，以纳逊教授的条件，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此进行验证。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几本水文学教科书。纳逊教授翻开第一页，从最基础的开始阅读。也许是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平德尔教授那儿的耳濡目染，纳逊教授读起这种专业书籍来竟并不觉得生涩。
纳逊教授找到了平德尔教授曾提起过的水文学中最基本的达瑟定律（Darcy’sLaw），也是计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该定律说，通过某一地层横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应该等于水在该地层的渗透率（K）与横截面积（A）和水流倾斜度（I）的乘积。纳逊教授把乔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关数据一一代入，发现方程的两边并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拟过程中附加上这样那样的条件，或预定这样那样的假设，但基本定律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纳逊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天一开庭，简恩·希莱曼在黑板上写下经过纳逊教授变换的达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确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极低的渗透率。”简恩对证人席上的乔恩·嘉希瓦说，“假定你的I值也是对的，即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与G号井和H号井之间的坡度。请你把你用计算机模拟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边，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乔恩计算出了面积A。简恩又让他除以食品机械厂的占地宽度——那也是取自乔恩自己的数据——结果应该是横截面的高度。
“59英尺。”乔恩从计算器上抬起头来。
“59英尺。”简恩重复了一遍。乔恩自己制作的食品机械厂的大幅地下岩层构造示意图就在旁边的架子上立着，简恩请他按图上的尺寸比例从基岩开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说，运用乔恩自己的数据进行计算，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的位置应该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后，报道本案的记者们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水文学的计算错误竟然是一位法学教授发现的。
乔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阶段庭审的最后一位证人。7月1日，星期二，应陪审团的要求，司肯纳法官安排他们去沃伯恩实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体律师也陪同前往。之后，陪审团将有近两周的假期。
法官和律师们却不得休息，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草拟出供陪审员们裁决的问题。通常，在这类案子的审理中，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赞同原告方，还是赞同被告方？”复杂一点的，如简恩这次拿出的方案：“你认为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是否应该对1979年5月22日之前G、H二井的污染负责？”1979年5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的日子，从那以后，两井再未作为居民生活用水重新开启过。但是杰罗·费歇尔和迈克·凯顿送来的却是一长串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司肯纳法官认为，TCE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到达两井的具体时间对本案第二阶段——“医学论证”——的审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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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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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