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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两支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相匹配的摩斯堡12毫米口径步枪，每支售价19995美元。武器购买登记表上填写的买主姓名是东诺凡·顾德瑞，家住圣地亚哥。
莱斯·佐易勒曾为本案走访过莱尔昔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东诺凡·顾德瑞，他现在是纽约一家餐馆的经理。当警方找到他时，东诺凡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他在餐馆上班，并有工作时间卡为证。据查，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圣地亚哥地址是假的，但作为身份证件的驾驶执照号码倒货真价实是东诺凡·顾德瑞的。莱斯给纽约方面传真过去一张武器购买登记表，经鉴定，表格上东诺凡的签名属伪造。
莱斯·佐易勒再到圣地亚哥，要求查看那天的保安摄像带。商店经理先推说录影带的保存期为三个月，已经销毁，后来又改口承认道，为节省开支，摄像机只是作为摆设，里边根本就没装带子。
莱斯·佐易勒只得向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申请下达法庭命令，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提供他们的书写样品。经与《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笔迹比较，警方总算取得了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第一件物证。
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众多的亲戚们再次云集洛杉矶，莱尔和艾瑞克的支持者中还有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莱尔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和艾瑞克的女朋友简妮丝等。出于亲情和本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疑蒙纳戴兹兄弟的无辜与清白。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和公诉方一直拒绝向外界透露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就连本案的两位当事人——莱尔和艾瑞克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已被迫向警方交出了录音磁带。
亲戚们为莱尔聘请了两名律师，姬儿·蓝森和迈科·波特。艾瑞克也有两名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和玛霞·莫里瑟。两位公诉人是一对新婚夫妻，帕梅和培德·伯詹尼契。
首先，关于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些录音磁带的听证、上诉和再上诉就持续了两年之久。17盘带子中筛选出3盘录有莱尔对医生进行威胁、且与案情有关的，其中包括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28日和12月11日的四次谈话。其余录音带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史的谈话。珠黛蓉·史迈斯曾告诉警方，季罗米·奥泽尔鼓励莱尔和艾瑞克将家里所有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讲出来，他说他也许可以从这些支离破碎、表面上毫无关连的事件中，寻找出最终导致兄弟俩联手作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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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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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非常尊重并严格保护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即便是如凶犯向他的医生坦白他犯有谋杀罪的情形，医生也不可泄密。倘若医生报告了警方，他将会因渎职罪而被起诉，并吊销执照，因为立法者们坚信，心理治疗的前提是让病人尽可能地倾诉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烦闷和苦恼。
1990年8月6日，公诉方赢得了这场官司的第一个回合。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裁定，由于莱尔·蒙纳戴兹对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人身威胁，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业已失效，并下令将录音磁带移交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
被告方律师立刻将案子递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半年后，1991年3月，州上诉法庭驳回了奥勃瑞奇法官的裁决。公诉方不服，再次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庭。
州上诉法庭在其公开发表的书面决议中引用了多处录音磁带的内容，使媒体和公众第一次获悉有关案情的部分事实。蒙纳戴兹兄弟的亲友和支持者们由怀疑、震惊到愤怒，相继弃莱尔和艾瑞克而去。
又经过了数次听证和一年多的调查，州最高法庭于1992年8月作出裁决，公诉方只被授权使用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据，即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谈话。决定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不适用于这盘磁带，因为奥泽尔博士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是受到了被告人的恐吓。至于分别录有11月28日和12月11日谈话的两盘磁带，最高法庭认为，前者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所实施的威胁，而后者，即12月11日的谈话中，奥泽尔博士有故意引诱被告人恫吓自己之嫌。
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蒙纳戴兹兄弟已经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他们在监狱里编号7000的区域各占一间单人牢房。7000号专门囚禁媒体曝光率很高的案犯，如理查德·拉米尔茨、O·J·辛普森等。这些“特殊犯人”们在自己的单间里吃饭，每周有三次共三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既然莱尔和艾瑞克坦承他们谋害父母的磁带将作为物证提交法庭，被告方只能在作案动机，或导致这场家庭悲剧发生的原因上做文章了。律师们想在法庭上证明，霍塞·蒙纳戴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多年来对儿子们的种种虐待使兄弟俩在刚刚长大成人、刚刚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也由于这一辩护策略的变化，被告方于正式开庭之前，撤回了他们向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就奥泽尔博士录音磁带的申请，亦即，接受了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在1990年8月6日的裁决。）
在1993年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被告方辩护阵营中的主力，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告诉记者，蒙纳戴兹夫妇与两个孩子之间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才是这场谋杀的真正原因。她还说，被告方的辩护将彻底改变蒙纳戴兹家在外人眼中的和睦美满的形象。
唯一问题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莱尔和艾瑞克从未对他们的心理医生、律师、朋友们或其他任何人等谈起过他们曾在家里受到虐待，也没有通常的儿童/子女虐待案中由医院或警方提供的病历记录、体检结果、遭受伤害的照片等等。
被告方律师小组于是请来了子女虐待案的专家们。
保尔·蒙斯是一位律师兼少年儿童权利活动家，他因所著《少年谋杀：杀父弑母的被虐子女》一书而闻名。根据书中的分析，发生这类悲剧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严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被虐待的子女大多少言寡语，有的甚至尽量避免与他人交往。这些孩子们几乎都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让父母满意。他们对来自父母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心理虐待、肉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逆来顺受，而且这种虐待通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续多年，甚至到孩子成年。无论是因为子女从不反抗，而使家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是因为孩子们试图反抗，而使家庭冲突愈演愈烈，当矛盾激化到非爆发不可的时候，子女们便会采取极端的手段铤而走险。保尔·蒙斯在书中指出，这类案子的凶杀现场大多非常血腥，与报复杀人案有许多共通之处。被害者往往不会只挨一枪或一刀，作案人也不会在父母断气后就住手。这种发泄式的杀戮有时会持续到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或案犯精疲力竭，即所谓“过分屠杀（overkill）”。
另一位专家是心理医生苏·布卢姆，她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试验总结出34项被虐儿童后遗症的症状。按照被告方律师们的看法，以下数条适用于蒙纳戴兹兄弟：不敢独自睡觉、对口口童年某一时期记忆空白、或失忆、内心藏有不愿告人的秘密、盼望尽早脱离家庭、喜欢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思维方式僵硬、梦想做出一番成绩以讨取他人的欢心，以及有偷盗行为等。
被告方顺利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地区大陪审团否决了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蒙纳戴兹兄弟的作案动机“是贪婪”的观点，并在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摒弃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预谋杀人”，或“谋财杀人”一款，代之以“预谋杀人”。
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庭审地点定于圣佛南多谷政府中心的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1993年5月14日，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为节省时间、费用，并从经济有效的角度考虑，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的两宗案子将同庭审理，但两名被告将有各自的陪审团。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些证据只针对兄弟俩中的一人，另一人不至于被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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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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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陪审员候选人共有1100名，每个人都被要求填写一份有122个问题的答卷，其中15个问题是关于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最后选出的两个陪审团中各有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莱尔的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平均年龄42岁。艾瑞克的是八男四女，平均年龄46岁。
1993年7月20日，本案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亲属的席位上只坐了三位女眷，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及两位姐姐玛塔·堪诺和泰莉·巴拉特。安德逊家族没有一人到庭，他们不愿意听到那些对已故亲人的不堪之词。
和三年前相比，蒙纳戴兹兄弟明显地瘦了，也成熟了。他们衣着朴素，老成持重。莱尔戏称，当年的豪华与风光给他留下的唯一物件，就只剩那一绺假发了。
负责起诉莱尔·蒙纳戴兹的公诉人还是帕梅·伯詹尼契，她有了一位日本裔的新搭档雷斯特·库利亚马，由他起诉艾瑞克·蒙纳戴兹。
在公诉方律师的开场发言中，帕梅·伯詹尼契首先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凶杀现场，以及两位受害者身上的数处枪伤。接下来，是蒙纳戴兹兄弟那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疯狂消费”：劳力士手表、宝马跑车、高级公寓，还有莱尔的餐馆和艾瑞克的网球教练。帕梅提醒陪审员们，既然莱尔和艾瑞克能够在案发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警方撒谎，还雇用私人贴身保镖以掩人耳目，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就别的问题提供伪证，如曾被父母虐待等。
代表莱尔的被告律师姬儿·蓝森在发言的一开头便承认，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确实是被他们的儿子们杀害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在本案的审理中你们唯一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两位被告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杀掉。”姬儿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团介绍莱尔和艾瑞克从小到大的富裕生活，意在说明金钱绝不是他们杀人的动机。真正触发这一谋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被捂在这个“完美家庭”盖子之下的丑恶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姬儿·蓝森说：“在谋杀发生的前几天，艾瑞克告诉他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对他骚扰和虐待长达12年之久。”莱尔听后“心意难平，因为在他6岁至8岁时，霍塞也曾骚扰过他”。莱尔找到霍塞，正告他“骚扰和虐待必须立刻停止”，否则他将带着弟弟一起离开这个家。
据姬儿在发言中的陈述，霍塞当即对莱尔说“他有权对他的儿子们做他所想做的一切，任何人都不得恐吓他”。霍塞还“明确地告诉莱尔，家庭的秘密只能限制在家庭内部，所有想以此对他进行讹诈的人，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姬儿·蓝森说，霍塞·蒙纳戴兹明目张胆的人身威胁使兄弟俩意识到，他们应该有防身的武器。莱尔和艾瑞克先去了洛杉矶的一些商店，但洛杉矶地区要求购买枪支必须有两周的“缓冲期”，以平息某些人一怒之下而产生的激动情绪。蒙纳戴兹兄弟认定他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专程开车去圣地亚哥，用东诺凡·顾德瑞的驾驶执照和假编的地址购买了两支步枪。
姬儿·蓝森说，因为羞于启齿，兄弟俩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些骚扰和虐待，直到被捕之后，他们才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一位亲戚，是那位亲戚转而告诉了律师们。
然后，是起诉和代表艾瑞克·蒙纳戴兹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发言。
雷斯特·库利亚马对艾瑞克的陪审团说，公诉方的证人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将在法庭上证明，艾瑞克曾亲口告诉他，父亲霍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他常常对艾瑞克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和干涉，使艾瑞克在他面前永远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艾瑞克还对奥泽尔博士说过，他猜想他的父亲已经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艾瑞克直言“这是干掉霍塞的另一个原因”。艾瑞克曾向他的心理医生奥泽尔博士和好友克莱格·西那若利倾诉了心中最重大的秘密——谋杀，但从未提到过被虐待和骚扰。直到案发后七个月，当兄弟俩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进行辩护时，才突然间冒出了这桩家庭丑闻。
雷斯特·库利亚马最后指出，莱尔和艾瑞克在作案之前用偷来的身份证件购买了凶器，处心积虑地伪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作案之后又以谎言蒙骗警方，并请来电脑专家销毁遗嘱等可能成为物证的文件。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本案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在发言中指出，“莱尔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兄弟”，因为艾瑞克“才是蒙纳戴兹家中真正的受害者”。蕾丝丽说，艾瑞克直到进了监狱之后，才道出他长期被父母虐待和骚扰，“这种做法可能会令人生疑，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不是事实”。艾瑞克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克莱格·西那若利，是因为他并非100％地信任他们。蕾丝丽告诉陪审团，当艾瑞克出庭作证时，“他将会向你们解释他为什么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媒体在第二天的评论中注意到，蕾丝丽·阿然逊没有说“他将会向你们讲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兄弟们的母亲凯蒂·蒙纳戴兹，姬儿·蓝森曾告诉莱尔陪审团的成员：“她被杀的原因是她的孩子们惧怕她。”蕾丝丽·阿然逊则说，莱尔和艾瑞克不可能从凯蒂那里寻求“安慰和支持，因为凯蒂自己心理功能紊乱，她所给予兄弟俩的是更多的虐待——肉体方面、精神方面和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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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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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不允许被告方在法庭上讨论有关凯蒂病情的细节，如严重酗酒和长期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等。
蕾丝丽说，在谋杀案发生前一周，凯蒂和莱尔母子曾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其间凯蒂冲上前去，一把揪下莱尔的假发，令当时在场的艾瑞克惊恐万状，因为他从不知道莱尔年纪轻轻业已谢顶。也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艾瑞克和莱尔更加接近，便向哥哥和盘托出了长期被父母骚扰和虐待的秘密。
蕾丝丽·阿然逊告诉陪审团，艾瑞克急切地盼望着开学后马上搬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早就过够了在家里度日如年的日子。但也是在案发前一周，霍塞对他说，开学之后，他每周有若干个晚上必须住在家里，以便于蒙纳戴兹夫妇监督他的功课，因为他们不希望艾瑞克重蹈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覆辙。而艾瑞克认为，这就意味着来自父母的性骚扰将继续进行。
如果说双方的开场发言就好比建筑师绘制蓝图，接下来的传唤证人和法庭辩论便是一砖一瓦地砌筑高楼了。
公诉方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莱尔打到巴维列山庄警署的911电话录音。他们想向陪审团展示，莱尔是如何从一开头就在欺骗有关当局，而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演员。
公诉方传唤的一共26名证人中，有莱尔的私人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圣地亚哥“巨五”连锁店的员工、两名为莱尔检查电脑的工程师、第一位亲赴现场的警探迈科·巴卡斯、1989年8月19日霍塞包租的捕鲸船船长、主持本案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来自警方的武器专家、蒙纳戴兹兄弟的朋友裴里·波尔曼、克莱格·西那若利、东诺凡·顾德瑞和格伦·史蒂汶斯、为被害人验尸的法医鄂文·戈登，以及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被告方原计划传唤90多名证人，后按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的要求删减到56人。
第一个出庭的是莱尔·蒙纳戴兹，他在证人席上连续作证9天，其中的后4天是由公诉方律师交叉取证。
莱尔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头脑清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还承认，他曾在艾瑞克5岁的时候，对弟弟有过性骚扰行为。在谈到母亲时，莱尔说，在他11岁到12岁那段时间，即使霍塞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凯蒂也允许儿子触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他说在那座冠冕堂皇的大宅子里，父亲霍塞是那样地不通人情，母亲凯蒂又是那样地心智不稳，他在家中唯一的安慰只有那些绒毛玩具。在莱尔讲述的过程中，他和被告席上的艾瑞克常常悲极而泣。
在回答姬儿·蓝森的提问时，莱尔告诉他的陪审团，他们兄弟俩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