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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是对方生命中的唯一；一面又——多半是在她心情欠佳的时候——无休止地追究盘查戴文过去和现在与女孩子们的交往。尤其是，戴文和黛安娜上的是不同的学校，又不住在同一座城市，这无疑更加重了黛安娜的担心和多疑。
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戴文带黛安娜外出后送她回家。他们把车停靠在扎摩拉家门前的街边，两个人坐在车里。
以下章节中戴文和黛安娜对当时事件的描述和追忆引自后来他们各自向警方的供词。
“我又开始追问他和一些女孩子的关系，”黛安娜交代说，“因为他无意中说起，我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黛安娜要戴文列举出他所认识的全部女孩子的姓名。谈话过程中的某一刻，戴文提到了亚蒂安·琼斯。但因为是和别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所以并没有特别引起黛安娜的注意。
当这对情侣的谈话变得不那么甜蜜，不那么顺利时，戴文建议他们下车进到屋子里去。戴文想换一个话题。
“我们又吵起来了，吵得很凶，”黛安娜说，“因为他要我复习SAT大学入学考试，但是我不愿意。”
几分钟后，两个人好像开始安静下来时，戴文转向黛安娜，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他要说什么，从他的语气，和他看我的眼神儿。”黛安娜回忆说。
“你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孩儿，”戴文接着说，“我以前还和别人做过爱。”
黛安娜惊呆了，瞠目结舌：“你是说，当你和我约会时，你已经不是处男了？”
“不，那时还是。”
但这个回答更糟，也就是说，戴文在与黛安娜交往之后，又和别的女孩子发生了关系。
戴文讲到了11月4日的那个星期六，学校越野队到卢勃克参加中学生越野长跑区域赛。卢勃克在得克萨斯州的西北部，距曼斯菲尔德大约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学校派了一辆校车送他们。去的路上，戴文和亚蒂安·琼斯偶然坐在了一张椅子上。亚蒂安活泼健谈，两个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回来的路上，他们俩又坐在了一起，但这次倒不见得是偶然的了。
亚蒂安没有车，所以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停车场，是戴文主动提出送亚蒂安回家。戴文后来说，他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出要送亚蒂安，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和一个女孩子聊了一路，然后不打招呼一拍屁股就走，将女孩子孤零零地扔在停车场。戴文历来被认为——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是有一点骑士风度的。
亚蒂安上了车，坐在戴文右手的副驾驶座上。她告诉了戴文她家的地址，然后一路指点着戴文在什么地方如何拐弯。最后，亚蒂安将戴文指点到了一个荒僻的去处，一所小学校后面的停车场。多年前，戴文的父亲曾在这里当过校长。
接下来的事情便可想而知了。
但令戴文不可想象的是黛安娜的反应。“当我说完后，我感到黛安娜的生命似乎从她的身上剥离掉了。她愤怒、狂暴，而且彻底地崩溃了。”戴文后来告诉警方。
等到生命重新回到黛安娜的身上，她便变成了一场狂野的风暴，或者用戴文的语言，“一场核爆炸”。“我发疯似的尖叫着，质问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面又痛骂自己。我记得伸手去抓那个铜的东西，那支铜棍，照着他就劈了下去。”那是壁炉前的一把铜质火钎。“戴文将它从我手中夺走。他试图安慰我，让我冷静下来，因为我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他想保护他自己不受伤害，也想保护我不要伤了自己。我不听，拼命地把头往墙上撞，等后来倒到了地上，又在地板上撞。我当时只想把我的头骨撞裂，因为我真的不想活了。”
戴文终于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为时已晚：“至少有一个钟头，她不停地嚎，不停地哭。我简直都不能想象人类会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声音。那不是嫉妒。对黛安娜而言，在11月的那次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她被欺骗了、背叛了、出卖了，被完完全全地冷落了、忘记了、抛弃了。她苦心维系的纯洁和完美也在那一刻被野蛮地玷污和撕碎了。”
而黛安娜觉得，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她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无情地摧毁：“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左手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我的家庭被经济拮据压迫得快要支撑不住了。现在，他又来告诉我，我视若神圣不可侵犯的贞操被毫无价值地践踏殆尽。我已经丧失理智，我已经无法思考，事实上，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思考。我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杀了她，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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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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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索取亚蒂安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后，戴文对警方解释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对我提出那样的要求。但是，黛安娜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常常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她，也从没有想过要失去她。说实话，我对亚蒂安并无恶感，但是，我和黛安娜之间绝对容不下第三个人。”
黛安娜也清楚地知道她对戴文可以影响到什么程度：“他吓坏了，根本就不可能说出一个‘不’字。我还在往楼板上撞头。戴文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快息事宁人。而以当时的情形，能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答应我的要求。戴文当即承诺说他一定照我说的做。戴文对我从来都是恪守诺言的。”
后来有记者评论这一段时指出：“且不讲黛安娜自欺欺人，她明知道戴文已经违背了他们作为未婚夫妻的诺言。更令人费解的是，黛安娜似乎从没考虑过向戴文复仇，只一味地要求惩罚亚蒂安。”
几天后，亚蒂安·嘉西卡·琼斯的遗体告别仪式。
戴文·格兰蒙本来是极不情愿去的，但是他躲不掉，琼斯夫人琳达专程到曼斯菲尔德中学邀请了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女子足球队和越野长跑队的队员们。
现在，戴文身穿黑色西服，和他的队友们一起站在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中靠后的地方。讲台上，死者的父亲比尔·琼斯先生正在发言：“你将永远不可能再设计、塑造、创造或重造出比她更纯洁、更善良、更聪明、更具有献身精神和独立意志、也更美丽的孩子。”琼斯先生背后的墙上，挂着亚蒂安几个星期前刚刚拍摄的那张艺术照。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柔美的头发，熠熠生辉。亚蒂安面带微笑，显得既俏皮可爱，又楚楚动人。琳达·琼斯悄悄地放大了这张相片，原本是想作为圣诞节礼物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却用在了她的追悼会上。
戴文流泪了。他突然很希望亚蒂安还活着，很希望时光能倒流。“但愿我能够开车送亚蒂安回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自己也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在12月3日早晨醒来，让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因为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有许多孩子是平生第一次经受同龄人的死亡，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亚蒂安的影子。“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一位11年级的女生说。
每一个人，只除了戴文·格兰蒙。当亚蒂安的不少朋友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二知己，相互倾诉和倾听时，戴文保持着沉默。“他只是坐在那儿，”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听着别人的议论，自己却很少插言。”孩子们想，戴文一定和他们大家一样悲伤，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些和亚蒂安比较接近的女孩子则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有人猜测，她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事情才被人杀了的。”爱波儿·格罗曼说，“所以我们想：‘凶手会不会认为她也将秘密告诉了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杀掉。’”
“而且好多人都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漫步，在楼道里行走，甚至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爱波儿补充道。
感觉恐惧的不光是孩子们。自从在自家的牧场上发现了那具尸体，加利·福斯特夜不能寐。福斯特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原野草场之间，周围有密林环抱。来过他们家的客人都夸这儿景致好，又幽静，又闲逸。但是现在，这种静谧却令人窒息，仿佛隐伏着杀机。
“我最担心的就是，”加利告诉记者，“万一案犯以为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一带方圆几百码只有我们一家，谁要是想对我们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当谈及对本案的看法时，加利说：“这很可能和毒品有关。”得克萨斯州南面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国际贩毒活动十分猖獗，“若果真如此，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并且，凶手只要杀了一个人，再杀十个八个对他来讲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其实都用不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单是想一想这些，便会令不少人毛骨悚然。从此不管白天黑夜，福斯特家皆门窗紧闭。福斯特夫妇本来是有枪的，但是加利说：“一旦有情况发生，我恐怕会吓得连那些枪放在哪儿都想不起来了。”
福斯特夫人薇蒂下班较晚，又正值冬季日头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就是从下车到家门口的那段不足10英尺的距离，她也不敢一个人走。“总感觉有人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盯着我们。”所以薇蒂每次都要等到加利出来接她。
加利自己更是杯弓蛇影。据薇蒂·福斯特说，整整两个星期，每当色登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她的丈夫无论正在做着什么，都会惊恐万状地一跃而起。而且那段时间，色登路上的车又特别多。人们都想到亚蒂安·琼斯最后倒下的地方亲自凭吊一番。
悼念这位16岁少女的另一个去处是在她的家门口。亚蒂安的房间临街，琳达·琼斯每天照例要到那里打扫收拾，但房间的窗帘却是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而且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故而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亚蒂安的梳妆台、书架，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那些极富少女特征的装饰。
在亚蒂安曾经工作过的“金牌炸鸡”餐馆，经理婷娜·多伦说，“亚蒂安是我们的明星店员，她非常风趣，她有本事给她身边每一个人的脸上放上微笑，深得顾客和员工们的喜爱。自从她出事以来，我们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店里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所以顾客进来后看不到一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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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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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斯菲尔德，提心吊胆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喜欢户外锻炼，琼斯家的邻居中原有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或晚饭后都要出门跑一跑，跳一跳。然而现在，天一擦黑大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因为一名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亚蒂安·琼斯可能是在跑步时被歹徒劫持，而后惨遭杀害的。严格地讲，警察的这一席话没有什么根据。但在当时，市民们并不知道亚蒂安的跑鞋其实还留在家里。
一位司法界的专家曾经说过：“市民们感到了不安全，便意味着警方工作的失误。”
曼斯菲尔德和大草原的警察们也知道，能够安抚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缉拿凶犯归案。当不少家长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时，警署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记者们就像一群接嘴很快的孩子，随即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警方会在近时期内破案。”
案发的第二天，大草原和曼斯菲尔德两地警署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由来自大草原的两位名叫丹尼斯的警探，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以及曼斯菲尔德方面的茱丽·贝恩共同负责。专案组设在曼斯菲尔德警署，却是受大草原警署凶杀处的指挥，因为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地面儿，而受害者的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等又是在曼斯菲尔德。通常，这种跨辖区的合作都不会是十分圆满的，但因为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已经成为当地各报的头版新闻，这在客观上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媒体盯着呢，”所以双方倒都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以高姿态携手办案。况且，一方出男的，一方出女的，这本身就奠定了愉快的合作基础。
大草原更靠近大都市，犯罪率相对高，那里的警方不单在人员上多出曼斯菲尔德五倍以上，而且经验丰富。但曼斯菲尔德亦非世外桃源，特别近十几年来随着达拉斯…沃斯堡的急剧膨胀，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犯罪率也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上升。如若把亚蒂安·琼斯命案算给曼斯菲尔德，便是该市历史上的第50桩凶杀案，或1995年的第三（或第四）桩凶杀案。是年年初，一个已经与老婆分居的男人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的男朋友，而后绑架了老婆。
几个月后，20岁的詹妮佛·叶科尼谋杀了她的父亲和继母，以攫取其人寿保险。
另一起案子实际上发生在1993年。38岁的离婚男人司笛文·罗巴孜当时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直到几个月前，他十几岁的女儿，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学生的玛莉·罗巴孜偶尔跟朋友说起，其实是她杀死了老爸，因为她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玛莉从学校的化学课上偷来乙酸钡，在司笛文的饭里下了毒。
联合专案组很快便着手查访亚蒂安·琼斯的同学朋友。
“一般来讲，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圈子大约是20人左右，”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对记者说，“但是高中学生就不得了了，可以从100人到150人不等。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遇到不同的同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一样，实行选课制。“像亚蒂安这样的女孩儿朋友就更多了。她本身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的各种运动队和俱乐部，还在‘金牌炸鸡’餐馆里打工，那里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接受警方的询问，也主动提供情报。当时，奥维顿信用银行已公开悬赏一万美元，征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但在警方看来，学生们的热情其实和赏金没有太大的关系。警察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孩子远不如大人成熟，也不懂得负责任。”恰克·沙契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因此，他们把不管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全都报告给我们。事实上，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对孩子们而言，任何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想法，哪怕只是一闪之念，都可能会被当作是事实。”
所以，有的孩子认为亚蒂安之死与毒品有关，尽管谁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亚蒂安吸毒，但是某某电影上曾经描写过如此这般的情节，对不对？
有的孩子猜测亚蒂安是在丹顿的“通宵夜宴”上被杀的。丹顿在沃斯堡北面，离曼斯菲尔德开车一个钟头。但像亚蒂安这样喜欢热闹的“派对动物（PartyAnimal）”，无论多远都会去的，是吧？
还有的孩子怀疑上了亚蒂安的一位朋友，因为亚蒂安曾向那女生的母亲打小报告，说她女儿在一个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从此两个人就有些不对付。
专案组也找了越野长跑队的每一个队员谈话，包括戴文·格兰蒙。当时警方已经从琳达·琼斯那里听说在亚蒂安被害前的晚上，有一个“越野队的戴文”曾打过电话。但是在访谈了那么多“颠三倒四”的孩子们之后，戴文的说辞显得特别令人信服。何况他又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说话就要上军校了。
根据警方当时的记录，戴文告诉办案人员，那天晚上，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他一直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
此话不假。只是没有说，他们在一起干了什么。
戴文幸运的是，黛安娜·扎摩拉和杰·戈林都既不在曼斯菲尔德，也不在大草原，否则警方真的有可能会问出点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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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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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规程序，警方先要从亚蒂安·琼斯的父母家人查起。
办案人员找到比尔·琼斯：“你知道，所有有作案机会的人，我们都得一个一个地查，其中也包括你。我们不是来这儿给你添堵，只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比尔·琼斯通力合作，他当即就答应了专案组的要求，同意到警署做测谎试验。恰克·沙契处长特别迷信测谎试验，倒不是说这试验有多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衡量一个人与警方合作的诚意。“当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时，你通常就会遇到麻烦。”沙契处长说，“是的，按照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做测谎试验。但一般来讲，一个人若是清清白白，他便不太可能对警察说：‘不，我不做。宪法并没有规定我一定得做，对不对？’他会说：‘如果需要我效劳，请随时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