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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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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星期五晚上，黛安娜·扎摩拉正在海军官校的体育场里观看该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其时，学校已经开学，4000多名军校生济济一堂。比赛进行到一半，一位身着军服的教官挤过欢呼呐喊着的人群，来到黛安娜跟前，请她立刻跟他走一趟。教官将黛安娜一路带进了学校行政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是若干海军军官和几位穿便服的男女。
便装者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大草原警署的恰克·沙契、丹尼斯·克莱、丹尼斯·梅耶和曼斯菲尔德警署的茱丽·贝恩，他们想找黛安娜核实一下她曾对同屋的女伴们说过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四位专案组成员已经和捷·盖尔德谈过了。
黛安娜承认她说过那些话，但一口咬定那一切并不是真的，不过是她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编派出来以博得众人对她的关注与同情。谈话进行了数小时，黛安娜死不松口，校方和警方只得作罢，但通知她在本案调查期间，她必须离开军校，回原籍待命。
第二天，8月31日，星期六，距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不到两个月，由两名教官开车送她到了附近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从那里，黛安娜应该直接飞回沃斯堡。然而，中途在亚特兰大转机时，黛安娜自作主张，登上了去科泉市的飞机。
“警方已经猜到了她会去空军官校，”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后来对记者说，“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希望她去，因为无辜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只有案犯才会想到要赶快与同伙商量对策，订攻守同盟。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名侦探没有和她一道上飞机的缘由。”
黛安娜在科泉市呆了三天。据她后来的交代，她和戴文在从机场到军校的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把车开进路旁的原野里，停在一片灌木丛中做爱。他们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合影。也许是感觉到了这确实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日子，两个人都十分珍惜，很少吵架。只有一次例外。当时戴文说黛安娜已经被海军官校开除，何不将所有的罪名承担起来，以保全警方尚未怀疑的另一个人？黛安娜说她闻言勃然大怒，戴文从此不敢再提这茬儿。
四名侦探也在8月31日回到得克萨斯，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根据在安那坡里的两天里，从简妮·摩可尼、蔓娣·葛契和捷·盖尔德那里掌握到的情报，专案组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每天连续工作18小时，对原有物证重新进行鉴定，并分别走访了本案中各位可能的证人，包括杰·戈林。据说黛安娜曾对她的母亲和好友谈起过亚蒂安·琼斯命案，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暂时没有找她们。
9月4日，星期三，黛安娜前脚离开，办案人员后脚便跨进了空军官校。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三天的工作颇见成效，戴文·格兰蒙业已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能再像上次黛安娜那样轻而易举地溜掉。
不出众人所料，戴文一上来也和他的未婚妻一样，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但他却非常君子风度地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只是没有通过。警探们这才向他一件一件地亮出证据。等茱丽·贝恩念完杰·戈林的证词，戴文举手示意停止，说不必往下念了。此时已是9月5日，星期四的傍晚。
戴文被带到一台打开的电脑前，他熟练地用鼠标点了两下文字处理软件，开始在空白的屏幕上敲入他的供词。戴文字斟句酌，从傍晚打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了深夜。军官们和警探们耐心地等待着，也在戴文需要帮助的时候，走过去指点他几句。
这是一篇一共400多页的自白。之后的日子里，其中的文字被反复地在警方报告和法庭辩论中引用，并被不断地改编为新闻报道、杂志文章，以及至少三本书和一部电视剧。
在这篇自白里，办案人员第一次了解到了亚蒂安·琼斯谋杀案的真相：
…………
我们的计划是，给亚蒂安打电话，编造一个随便什么理由骗她出来，再让她上到我们的车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带她到乔·普尔湖附近，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我很难写下计划的这一部分），扭断她的脖子，再在她身上捆绑几只杠铃，然后沉到湖底，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黛安娜躲在车的后厢，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是1995年12月4日的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本想摹仿好莱坞影片中那种迅速而无痛苦的杀人手法，没想到真正做起来，却吓得我和黛安娜灵魂出窍。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她死就是我们死。我紧紧地抱住亚蒂安使她不能动弹，黛安娜举起一只杠铃朝她的后脑部砸去。
我能看见黛安娜的眼睛，惊骇而困惑。她最初充满了愤怒和冲动，现在却是在与逐渐苏醒的良知搏斗。不知怎么的，我们一不留神，亚蒂安竟爬出车窗逃到了外面。我顿时惊慌失措，抓起那支9毫米的马卡洛夫便跟着冲了出去。幸好，她头上伤得很重，只跑进不远处的牧场就跌倒了。我当时很想奔回车里赶快逃走。我们俩浑身瑟缩，似乎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黛安娜和我都不是性情暴戾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我想我当时已经有些神志混乱了，就像寓言中那只无头鸡一样在牧场上乱跑乱跳。我又开了一枪，便赶紧钻进车里。当我和黛安娜一起仓促逃离犯罪现场时，从我们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黛安娜又说：“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戴文。”我心里一沉，想，谢谢你到现在才告诉我。我也希望那只不过是一场梦。我们抄最近的路线开车到了I…20州际高速公路。我们在路上决定先去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戈林让我们翻窗进入他的房间（那是他房间的“正常入口”），让我们将身上收拾干净，定下神来，还借给我一条短裤。我的衣服上全是血迹，我们后来把它们都扔进了黛安娜家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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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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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格兰蒙写完后，办案人员要求他在每一页的顶上和底下签署自己的姓名缩写D。G。，戴文照办了。时间已过中夜，戴文被直接带进军校禁闭室。军校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去过戴文的宿舍，收走了他的全部私人物品，尽数交与警方。
差不多也在此时，9月6日，星期五，凌晨2点，黛安娜·扎摩拉在她的外祖父家中被捕。警方这次没有动用特别行动部队，而是由恰克·沙契处长亲自带了几位侦探。听说戴文已经交代，黛安娜如释重负般地吁了一口气，眼泪随即滚落下来。
几小时后，黛安娜也写下了她的自白。她写得很快，只用了一个钟头：
……1995年12月2日，整个星期六，我们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一直就在想办法给亚蒂安打电话。我们其实并没有预先策划什么，因为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不可能冷静地思考。所以案发之后，我们一直以为警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因为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把一切都想想明白。如果说真有什么预谋，大概就是有一次，戴文坐在我身边，一共5分钟吧。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往他的包里捡东西。我们商定由戴文扭断她的脖子，然后把尸体沉入乔·普尔湖底。大约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在戴文家里。戴文本来和亚蒂安约的是12点30分，所以我们晚了。我们那天开的是我父亲的绿色马自达·普鲁泰靳。戴文只是稍稍想了一下大概如何行事，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认真考虑。前一天，他花了很多时间安抚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琢磨他到时候该怎么做。不止一次，我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他和亚蒂安在一起的镜头，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们是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点35分，在她的家门口和她见面的。戴文是在1995年12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打电话约她出来。她以为戴文约她是又想和她做爱。她上了车，我躲在车的后厢，戴文开车。我记得当时我吓得不行，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将会发生什么事，你在那种时候就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记得我很想倒回去，记得我躺在车后厢里，不敢动弹。戴文后来告诉我说，他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很想将车调头，送她回去，但又怕我过后跟他闹。戴文的身上几乎总是带着枪的，我知道他那天带的是9毫米的马卡洛夫。我也知道他带了杠铃。我不认为他真正清楚他将会做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开车出去，把该做的做完了事。戴文并没有说过我们要去的具体地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会把车开到哪儿。我们接上了亚蒂安，带着她开了15到20分钟。车后座的上方是空的，所以你如果把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从后厢通到后座。戴文将车开到路边停下，亚蒂安已经把她的椅背放平了。戴文伏过身去，我猜他是假装要吻她，一面又和我打着手势。我记得从后厢爬出来时，正好瞧见他们俩那样，我更加生气。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吻她，但那一幅幅丑恶的画面马上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她看见了我，顿时慌了。戴文压在她身上不让她起来，说：“没事儿，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我觉得当时听着他的口气，好像他准备放她一马。我问亚蒂安她和戴文做爱的事，她说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我想可能是她说话时看着我的眼神，使我特别愤怒。直到现在，我也只能想起她的眼睛，想不起她的脸。我记得我又开始冲着戴文叫喊，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变得如此真实。我想我当时已经歇斯底里，我叫道：“动手啊，快动手啊！”亚蒂安挣扎着想要摆脱戴文，戴文便和她扭作了一团。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她伤了他，就伸手在背后摸索。我知道杠铃在哪儿。我举起杠铃朝她砸去，但是落空了。我太紧张了，手直哆嗦。大概直到第三次，杠铃才砸到了她的头上。似乎顷刻之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但我还在瑟瑟发抖。我问自己到底做下了什么事，但也明白，现在想要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就此罢手似乎比彻底解决更可怕。我想不起戴文为什么背转了身去，亚蒂安便趁势爬出窗户逃掉了。我们赶紧开车跟着她。但是没跑多远，她就摔倒在路旁的牧场草地上。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他跟着她追，还没等追上她就又跌倒了。他跑回到车里说：“她死了。”我特别害怕，我说：“你敢确定吗？不，她没有死。”我告诉戴文必须开枪，她还没有死。他慌乱得不行，想赶快逃掉，但还是又走回去，因为我逼着他回去。他朝她的头上开了两枪。他跑回来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我记得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亲爱的。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我说：“是的，我相信你，我也爱你。”我又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他说：“我不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干了。”我们就开车走了。……
后来，警方拿着黛安娜的交代找戴文证实时，他只指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亚蒂安的原话不是讲“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而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做成……”
次日，曼斯菲尔德警署署长约翰·扬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6日，星期五，黛安娜·扎摩拉和戴文·格兰蒙因涉嫌亚蒂安·琼斯凶杀案而分别被依法逮捕。……曼斯菲尔德警方和大草原警方根据戴文·格兰蒙的交代，在格兰蒙家中查抄到了本案的凶器：几只从25磅到10磅不等的杠铃和一把俄国造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手枪子弹与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在亚蒂安·琼斯的体内和头发里找到的子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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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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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曼斯菲尔德市长杜恩·摩斐正在科罗拉多度假。他记得那天观光后回到他们在丹佛的旅馆房间，杜恩让妻子打开电视，转到当地新闻台。杜恩其实对科罗拉多州的当地消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知道明天的天气。科罗拉多州海拔一英里，即1600米，气候变幻无常。气象预报还没有开始，所以杜恩先忙着做些别的事儿。突然，他听见了“曼斯菲尔德”几个字，心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做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奸、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