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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噪音源——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简称西塔国际机场。每当有飞机起飞或降落，在其阴影扫过的地面，引擎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以至于居民们不得不调大电视机的音量，老师们不得不暂停讲课。但是近年来，“白色中心”的人口成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来自俄罗斯等国的东欧移民的介入，这里的白人数量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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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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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的窗口，巴勃·契达看到了一位模样极标致的年轻女子，亚麻色长发，橄榄绿眼睛。巴勃拉开车门，见女人身穿长长的T恤衫，底下露出一圈短短的薄呢裙，光着脚。女人不肯下车，也不肯回答巡警们的提问，过了半日才说出，她叫玛莉·凯·莱图纽，是肖尔坞小学的教师，家住诺曼底公园。
巡警们将电光射向后座，但见座椅的靠背已经全部放平，做成了一张床的样子。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的睡袋中，一动不动，任凭巡警们如何叫如何推都不待睁眼。巡警们只得再次转向玛莉·莱图纽：“你和这个男孩子在车后面做什么？”罗伯特·柯林斯问。
玛莉·凯说，威利·伐拉奥——那个男孩的名字是她的学生。他母亲今天上夜班，委托她照顾孩子一晚上。威利本来是要在莱图纽家过夜的，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玛莉·凯和她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她就带着威利出来了。
“我想教训教训他，”玛莉·凯说，“所以决定要在外面等到他上班以后再回去。”玛莉·凯又解释说，思蒂文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管理行李，上班的地点是西塔机场。他这个星期上早班，每天凌晨三点半离家。“我们俩只是想在回去以前稍微打个盹儿。”
“你的年龄？”巴勃·契达问，一面作着记录。
“32岁。”玛莉·凯说。
巴勃再次将手电朝玛莉·凯脸上晃了晃，觉得她看上去不到32岁。
“他呢？”巴勃用手电指了指睡袋中的男孩。
“18岁。”巴勃想，他看上去也不到18岁。
德斯莫因在白色中心南面约15分钟的车程，中间隔着诺曼底公园。罗伯特·柯林斯马上打电话给诺曼底公园警署，请他们派人到莱图纽家查对。20分钟后对方回复说，莱图纽家没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应门。
威利·伐拉奥终于“醒”来了。巡警们让他穿好衣服，说要带他去警署。在事情弄清楚以前，他们有责任“监护”未成年人。玛莉·凯竭力反对，指责警察们小题大做。她说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伐拉奥家的朋友，她和威利并没有在车后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巡警们说，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无懈可击，但你们的装束却颇有些令人生疑。
玛莉·凯开着面包车跟到了警署，她说伐拉奥太太既然将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必须对威利负责。在警署办公室里，小伙子告诉警察们，他今年14岁，因为尚不满16，所以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如驾驶执照等。他说莱图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正在莱图纽家。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讲了一些话让他很不高兴，一赌气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莱图纽家附近海景街的QFC商店时，玛莉·凯开车追上了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德斯莫因码头。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太困了，就在车后面迷糊了一会儿。
警察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辗转找到威利的母亲松娜·伐拉奥，她正在普拉希面包房上夜班。松娜听完警察的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说她非常信任莱图纽夫人，“只要威利和她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要求警方立即将威利交还给莱图纽夫人。
因为无法获取确凿的证据，德斯莫因警署不得不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放走了玛莉·凯·莱图纽和威利·伐拉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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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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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莫因警署一位警官的妻子在海莱茵学区办公室工作。第二天，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事和学区的保卫科长。但因警方并未正式立案，学区办公室也不曾收到相关的报告。
时隔多年，威利·伐拉奥才道出了实情。他在QFC商店门口上车后，玛莉·凯便为她丈夫的粗鲁向他道歉。玛莉·凯看上去很压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为了安慰这位比自己年长22岁的老师，威利伸出胳膊搂住了她，见玛莉·凯没有拒绝，又趁势亲吻了她。很快，玛莉·凯开始回吻。等她终于安静下来，威利要求换到驾驶座。威利把车一路开到德斯莫因码头，两个人在那里的停车场做了爱。后来在“安东尼家常菜”前面被警察们截住时，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真的就只是想睡一小会儿。
所以，那个男孩子的名字不是“贝利”，而是与之谐音的“威利”。英文和中文不同，没有四声平仄。“威利”和“贝利”除了第一个辅音外，其余发音完全一样。
1997年2月27日，星期四上午，女警官帕笛霞·梅勒驱车前往位于白色中心的卡斯卡地中学。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梅勒警官与威利·伐拉奥的这一次谈话，连同警方所有其他关于这位七年级学生的材料一起，被作为“未成年受害者”档案而严加保密。威利生于1983年6月26日，当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等到后来小伙子长大成人，人们才得知了这些谈话的内容。
初次见面，梅勒警官感觉有些意外，她不曾料到威利是个“黑孩子”。后经交谈才了解到，威利并非黑人，而是肤色很重的萨摩亚裔——南印度洋岛民。根据梅勒警官的记录：
我问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沉默少言，一开始几乎一言不发。我又问他是不是类似于男女朋友那样的关系，他回答是。我再问他是不是比一般的男女朋友更进一步，他说他们还发生过性关系。
梅勒警官马上将威利·伐拉奥带回警署，并会同一位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一起对威利进行讯问。
他说那天他住在她家里，一切就身不由己地发生了……玛莉的丈夫上班去了……孩子们都在睡觉。他说他们俩在起居室里看一部电影，他记得好像是摩尔·吉普森主演的《勇敢的心》。他说她开始对他讲巫师巫术什么的，说有一位巫师替她算过命，说她的命苦，还说她会遇到一位深肤色的男子，并和他共同生活……然后他们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是玛莉·凯第一次和威利做爱，时间是1996年春天，威利当时12岁。后来他们又多次发生性关系，威利那天告诉梅勒警官是“30到40次”。一年以后，威利将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他向一位小报记者吹嘘说，是300到400次。其中有一次，威利的哥哥勃利也在莱图纽家。勃利从卧室的门外经过，正好看见师生二人在床上厮混。
威利还谈到，他和玛莉·凯相互交换过戒指，写过一些爱情书信。威利说，玛莉·凯抱怨她的丈夫经常虐待她。她告诫威利他们俩的事不可以向任何人说起，否则她会丢了工作。但威利还是告诉了他的哥哥和最好的朋友。
谈话完毕，帕笛霞·梅勒开车送威利·伐拉奥回家，又马上赶往肖尔坞小学。梅勒警官请办公室秘书将玛莉·凯从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叫了出来。此时是下午4点30分。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叫你出来。这一切还用我再解释吗？”身着警服的帕笛霞·梅勒问。
玛莉·凯垂手站立了一会儿。她那天穿着很宽松的红色绒衫和黑色百褶裙，高高隆起的肚子一目了然。
“我想我能猜到。”她说。
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肯恩地区警方以“强奸幼童罪”拘捕。经过了最初的惊骇之后，玛莉·凯很快强作镇静。在学校的停车场临上警车前，当梅勒警官问她有什么问题时，玛莉·凯只问了两件事：威利·伐拉奥怎么样？她班上的学生们会怎么样？梅勒警官告诉她，威利现在一切都好。至于她的工作，校方作出决定后会尽快通知她的。
一跨进警署审讯室，玛莉·凯就再也撑不住了。她呜呜咽咽地告诉办案人员，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她想知道威利的家人对这件事和她本人是什么看法，她想知道是不是思蒂文告发了她。这一次，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当被问及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时，玛莉·凯说：“999％不是思蒂文的。”
据梅勒警官当时的记录：“我说我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而不是一个13岁男生的。她说恰恰相反，她不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
玛莉·凯哭着说，她的丈夫早有了别的女人，冷淡她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那情妇有名有姓，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这对奸夫淫妇还瞒着两边的家人养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玛莉·凯对警方说，“凯丽·瓦伦告诉她丈夫那是他的孩子，但是我知道不是。我猜思蒂文和那个丈夫比较相像。”意思是，两个男人都是白人。
玛莉·凯接着说，她受够了孤独，过够了没人关心、没人理睬的日子。她在和威利·伐拉奥的关系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爱情，也找到了自信。她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她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她和威利确确实实是相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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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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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被思蒂文“偷”走的书信日记时，玛莉·凯说思蒂文是一个卑鄙小人，想用这些东西来“讹诈”她。
鉴于玛莉·凯的身体状况，在孩子出生以前，警方不打算羁押她。当天晚上从警署出来，玛莉·凯没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肖尔坞小学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那里。50多岁的贝丝已经与丈夫离异，她最大的孩子和玛莉·凯年纪相仿，小的正在上中学。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贝丝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和我心灵相通，一种女人对女人的理解。我跟她非常亲近，因为她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我和威利。”
玛莉·凯在贝丝家一直呆到凌晨3点过，她不停地哭泣，不停地打电话。玛莉·凯在电话上告诉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父亲约翰·希密兹，说思蒂文不再允许她开那辆面包车，因为他认定那是“犯罪现场”之一。希密兹先生答应将尽快给女儿送一辆车过来。
玛莉·凯回到家里没敢惊动任何人，自己悄悄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对付了一宿。从此，那只沙发就成了她经常过夜的地方。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以后，玛莉·凯没有如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梳洗，匆匆忙忙地吃早餐，匆匆忙忙地送孩子们上学，再匆匆忙忙地赶到肖尔坞小学的39号教室。正像她对威利说过的，她失业了。
对警方而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案子。帕笛霞·梅勒警官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威利·伐拉奥的证词和玛莉·凯的供词。至于玛莉·凯正怀着的娃娃，那更是一个确凿得不能更确凿的“证据”了。
构成英文的问句有六个最常见的句首词，亦称六“Wh”。办案人员在短短的几天里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其中的五个：Who（何人——案犯和受害人）、What（何事——作案事实）、Where（何地——作案现场）、When（何时——作案时间）和How（如何——案情经过）。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Why（为何——作案动机），却是比他们办过的任何一桩案子都更加复杂费解，扑朔迷离。
办案人员开始走访玛莉·凯和威利周围的人们，他们选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
交谈中提到了1996年6月19日，思蒂文说他还记得那件事。他那天其实是上的常白班，傍晚回家后看见威利·伐拉奥正在和他的大儿子小思蒂文一起做一件什么小学生的手工工艺品。威利那天穿着那些犯罪团伙的孩子们常穿的“口袋式T恤衫（baggyshirt）”和很肥大的长裤。思蒂文向来不喜欢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他不明白学校已经放假了，这个孩子也已经从肖尔坞小学毕业了，为什么玛莉·凯还隔三差五地把他往家里领？不过他当时只是以为妻子可能想非正式地领养威利，当个教母什么的，因为据说这孩子有绘画方面的才能，玛莉·凯大概是希望等威利今后出名了，好跟着沾点光。提起画画，思蒂文又是一脑门子官司，他早就腻味透了玛莉·凯成天在她耳边吹嘘威利有多棒多棒。依思蒂文之见，威利确实比不少同龄的孩子都画得好，但他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威利会像玛莉·凯说的那样，成为“第二个毕加索”。
思蒂文从壁橱里搬出一纸箱家里未付的账单和需要处理的文件，“砰”地放在厨房的饭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