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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有期徒刑7年。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第一次听证在肯恩地区法院进行。主持本案的法官是一位华裔女性，姓刘，英文名字叫琳达。虽然在威严庄重的法官席上神情肃穆，但接近她的人都知道，刘法官其实心地很善良，感情也颇为细腻。
那天，法庭上记者云集，许多人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玛莉·凯本人。“她看上去那么秀丽，那么端庄，又那么甜美，而且身怀六甲。”当地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卡伦·俄丽丽在现场报道中说，“正是玛莉·凯的身孕使不少人对她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怀疑。人们不禁要问，受害人真的是一名‘幼童’吗？”
在此之前，曾有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威利·伐拉奥和他的母亲。但报道中既无照片，亦未提及姓名，只称他们是“该少年和他的母亲”。据说母子二人都坚决否认威利是所谓的“受害人”。松娜·伐拉奥表示，她虽然不赞成儿子与莱图纽夫人的关系，但她相信威利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松娜推理道，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就没有理由对莱图纽夫人提起诉讼。威利则对记者说：“请不要妄下结论。你不懂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的感情。”事后，松娜·伐拉奥曾试图通过律师状告海莱茵学区和肖尔坞小学泄露了她儿子的身份，但终因证据不足，被法庭驳回。
法官琳达·刘根据有关法律条文下达的第一道法庭命令（CourtOrder）是，作为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玛莉·凯不得与受害人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同时，根据被告方律师提出的动议，刘法官同意先对玛莉·凯进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以决定她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鉴于她已经怀孕这一事实，这项工作要等到玛莉·凯生完孩子后才正式开始。
回到家里，玛莉·凯做了两件违反法庭命令的事。她先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卡蒂·霍顿，请卡蒂替她向威利·伐拉奥捎个话儿。卡蒂马上把她和玛莉·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说只有三个字……她说，不，我不能要求你那样做。但是如果你向他转达三个字，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霍顿夫人接过电话，委婉地拒绝了玛莉·凯的请求。
卡蒂后来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威利。她说她不知道那三个字的内容，但是她一直在琢磨，那三个字会不会是“我爱你”。
然后，在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被分别送往各个亲戚家之前，玛莉·凯带着他们回了一趟南加州。
4月，威利·伐拉奥和他的一个哥哥因“抢劫罪”被警方拘捕。他们以扫帚柄为凶器，从一个男孩身上剥下了一件“非尔拉”牌夹克和一件NBA篮球运动衫，还威胁男孩的同伴说，如果报警“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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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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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做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这些人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罗织我的罪名。”
“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无礼、最冷酷、最没人性的一群无耻之徒。”
“我情愿坐牢，也不愿再看见他们。”
但是不行，心理评估一旦开了头，玛莉·凯就得走完这段“地狱”的全过程。再说，这也是她和她的律师自己要求的。
到后来，对玛莉·凯的“侮辱”更是发展到了公开的地步。“他们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了任何一个孩子，哪怕只是一张孩子的相片，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一日，玛莉·凯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来。“他们告诉那位妇女马上离开，因为我是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可能会伤害她的孩子。老天爷在上，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婴儿！”
美娴·任那特是听玛莉·凯发牢骚最多的人，她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从头到尾都是在为公诉方收集证据。玛莉·凯所说的一切也都只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他们让玛莉·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越陷越深。”
1997年8月7日，玛莉·凯休完产假后，即被关入肯恩地区监狱，和别的案犯们一起，在狱中等待自己的案子开庭。入狱前一天，她请人做了头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日界线》的采访，又赶到西塔机场，趁前夫思蒂文带着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回阿拉斯加，在西雅图转机的机会，匆匆与儿女们见上一面。玛莉·凯此时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晚上，玛莉·凯如约将小女儿奥迪璐送到伐拉奥家，交给了孩子的祖母松娜。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报道说，在当时的肯恩地区监狱中，玛莉·凯是所有犯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言谈举止最有教养，也最漂亮的。“她看上去完全不像该进监狱的人，但她却在监狱里了。”
1997年11月14日，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肯恩地区法官琳达·刘的法庭，注视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奸幼童案’的判决。”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业已经过多次洽谈达成了协议：玛莉·凯承认“有罪”，服用专家们开给她的药物至少6个月，以换取监禁180天，而非7年的判决。刑满释放后，玛莉·凯将定期按时参加对“性侵犯罪犯”的治疗和管教至少3年。
玛莉·凯看上去依然秀丽、端庄、甜美，但却是少有的苍白和瘦弱。继双方律师和心理学专家们的发言后，玛莉·凯站起来，照着一张预先写好的稿子，开始了她向刘法官的忏悔。玛莉·凯后来对一位朋友说，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事前告诉过她，发言时一定要显得难过、懊悔，最好是痛心疾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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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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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大人，我做下了一桩我无权做的、有违于道德和法律的事。我已经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我在此向你保证，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第二次。请帮助我，帮助我们大家。……”
玛莉·凯哽咽着，很费劲地想把眼泪憋回去。
因为刘法官不允许现场直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直到同日晚间才看到了玛莉·凯在法庭上的镜头。然而，判决结果却是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公之于众。法官琳达·刘接受了双方律师拟定的协议，但附加了两项条件：一、在玛莉·凯刑满以前，她必须放弃奥迪璐·伐拉奥的抚养权。孩子交由松娜·伐拉奥抚养；二、玛莉·凯不得与威利·伐拉奥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和接触。被告玛莉·凯当场表示，同意接受法官的两个条件。
由于在狱中表现不错，玛莉·凯得到减刑30天的奖励，她于1998年1月初出狱。但因她是以接受治疗为条件换取在牢中服刑，所以其身份仍为保释人犯。
刘法官将已经颁布的法庭命令再次延期，内容仍是不允许玛莉·凯与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法庭命令的有效期一般是6个月。
此时，莱图纽家在诺曼底公园的房子已因长期拖欠贷款而被银行收走，又是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出面，在自己家里收拾出一间空房，让玛莉·凯有了栖身之处。
玛莉·凯没有工作，幸亏有几位慷慨的朋友和支持者不时接济，倒也是吃穿不愁。她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总要玩过了半夜才回来，以至于美娴·任那特每每从加州打来长途都找不着人，留了言，玛莉·凯也不回话。美娴觉得纳闷，想玛莉·凯蹲监狱时，两个人三天两头地通电话。现在没人监听了，可以畅所欲言了，反倒找不着人了。
一天，凌丹·伽顿的一位朋友在超级购物中心看见了玛莉·凯，觉得好奇，便一路跟着，反正玛莉·凯不认识她。玛莉·凯进了一家时装店，凌丹的朋友也凑了过去，正好听见玛莉·凯在对店员小姐说：“嘿，我已经落后潮流6个月了。有什么最新的时尚替我介绍介绍。”
玛莉·凯挑了几件少女式样的T恤、宽松裤和带拉链的绒衫。玛莉·凯后来对人说：“我这么一打扮，人家都认不出我来了。从背后看还以为我是中学生呢。”
差不多同时，在白色中心的伐拉奥家，松娜也经常找不到威利。松娜听说了玛莉·凯提前释放的事，也知道刘法官的法庭命令，而且当地警署曾告诫过她，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儿子，民政部门就会把她的小孙女奥迪璐·伐拉奥带走。松娜不愿意失去奥迪璐，所以每次威利“失踪”，她都要兴师动众，支使几个大孩子挨户敲门，挨家打电话，甚至不惜“在大半夜里把全白色中心的人都叫醒”。
1月30日正好是个星期五，玛莉·凯满36岁。几个朋友做东，在美加餐馆替她过了生日。临散时，一位朋友把玛莉·凯拉到一旁：“谁帮助你安排和威利见面？”
玛莉·凯说出了两个朋友的名字。
“你听说过‘玩火者自焚’这句成语吗？玛莉·凯，你这是在玩火！”
1998年2月3日，星期二，凌晨2点24分，气温已经降到了40华氏度，相当于5摄氏度左右。西雅图警署巡警泰德·哈里斯正开着警车在瑟瓦得公园一带巡逻。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泰德不紧不慢，悠悠地转游。经过华盛顿湖畔南49街贝丝·阿黛尔的住宅时，泰德看见门口的路旁停了一辆没熄火的大众·福克斯牌轿车，驾驶座上有一个女子的身影。
女子显然不是一个人。她侧转着头面向副驾驶座，正在跟人说话，身子抵着门，头发蹭到窗玻璃上，将凝结在窗户上的雾气画出一团纷乱的图案。泰德看不见副驾驶座上的人，也看不见车座的靠背。想来那人是把靠背放平了，正跟那儿躺着。
值夜班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泰德喜欢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解闷儿，其中之一便是随手将看见的车牌照号码输入一个像计算器模样的小型仪器中，一按回车键，显示屏上便会跳出来车主姓名等资料。
这一次，车主的姓名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资料上注明“在册性侵犯罪犯”。
泰德·哈里斯马上掉转车头，回到大众·福克斯旁边。雪亮的手电光中，女子打开车门走出来。当问及姓名时，女子犹犹豫豫，半天才报出“泰莉·希密兹”，那是玛莉·凯的妹妹在娘家时的名字。
女子说她是自己一个人。但她惊慌之中忘了关车门，泰德从她身后的车门洞开处刚好能看到副驾驶座上躺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
听见女人的话，男孩子大概觉得那是一句很愚蠢的谎言，便主动起身钻了出来。他也报了一个假名字。巡警问起身份证件，两个人都说没有带，没有。男孩子补充说，他今年16岁。
泰德·哈里斯在大众轿车内迅速地搜了一遍，找出一本玛莉·凯的护照，一只加锁的小盒子，内有63张百元美钞和一份卡斯卡地中学关于吊销威利·伐拉奥学籍的通知，理由是，该生多次在学校违章抽烟，屡教不改。
面对这些“证据”，师生二人方才道出了他们的真名实姓。但在警方后来发布的消息中，因为威利·伐拉奥尚未成年，按规定不得提及姓名，只称其为“一名16岁的少年”。实际上，威利刚满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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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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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署审讯室里，玛莉·凯交代说，那天晚上，她先是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去“诺兹装”时装店买了衣服，回来看见威利正在等她。他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就跑到她这儿来了。巡警查到时，他们刚在车里坐了6分钟。
泰德·哈里斯摇摇头，他还清楚地记得大众·福克斯的几扇车窗玻璃上又厚又密的雾气。他们在里面肯定不止6分钟。
另一间办公室里，威利的版本却是：他在傍晚时分用传呼机给玛莉·凯发了一条短信息，玛莉·凯便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接上他，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在车里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泰德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至少，他们俩的口供不一致。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床头的电话铃声响起时，还不到凌晨3点半。线的另一端传来夜班值班编辑有些亢奋的声音：“你可能会以为我是在说梦话。玛莉·凯又被捕啦。这一次，是和一个16岁的男孩！”
“什——么——”卡伦顿时睡意全消。玛莉·凯一直声称她只爱威利·伐拉奥，警方的调查也表明，本案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说来，以前的一切全错了？
被误导的不止是卡伦·俄丽丽，也不止是一家电视台。那天早晨，威利·伐拉奥对巡警的那句谎言充斥于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直到中午时分，警方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猜测和议论，才将那名少年的年龄更正为14岁。
然而，无论是14岁还是16岁，无论是威利·伐拉奥还是别的哪个男孩子，对玛莉·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震惊、不解，到惋惜、痛心，他们感到被那位貌似柔弱、貌似因为爱情而铸成大错的女教师欺骗了。看来那些认为玛莉·凯应该被打入大牢的检察官们是正确的，那些相信玛莉·凯有病、必须长期接受治疗的心理学专家们是正确的，那些依法将玛莉·凯注册为“性侵犯罪犯”的警察们是正确的，那位坚持以法庭命令对玛莉·凯约法三章的琳达·刘法官是正确的。在玛莉·凯第二次被捕之前，所有这些司法人员对玛莉·凯采取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帮助的决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们的抨击。一位名叫托尼·豪利克的英国人更是从大西洋彼岸不断地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过来，列举出专家们处方上药物的种种弊病和副作用，指责法庭要求玛莉·凯长期服药和接受治疗是为了给她“洗脑”，甚至说玛莉·凯没有病，那些专家们自己才是有病的。玛莉·凯和她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听信了托尼的煽动，便合伙对抗法庭判决。她们阳奉阴违，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