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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说：“先生们，这边还有一间房。”众人于是都涌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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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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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想搜一搜解剖实验室的排污口，我告诉他们那里面都是我扔的一些废料和垃圾，只有我一个人用。我说我有排污口盖板的钥匙。警察们搜遍了楼里的上上下下，最后到了我的住处。
我也带他们去了地下室，我们从前面走到后面，又走回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然后就走了。
那天下午4点，韦斯特教授午饭后回到实验室。他刚打开门，他的门铃就响了。我对我太太说：“他的门肯定是开着的，我可以进去了。”我还是从楼上绕下去，看见他站在桌子旁边看报纸。他问我知不知道豪尔集市旁边的福斯特先生。我问是不是那位食品供应商。他说正是。又问我买没买感恩节的火鸡。还没有呢，我说。他递给我一张订单，说：“拿着这个去挑一只好火鸡。这是我的习惯，每年都要送人几只火鸡。也许我会让你帮我做些什么的。”我谢了他。他又给我另一张订单到福斯特先生那里领番薯。我带着两张单子到福斯特的店里挑了一只很大的火鸡，足有八九磅重。那是韦斯特教授第一次送我东西。
…………
星期三早晨，韦斯特教授来得很早。我看见他进来。我悄悄地蹭到门口想听听他在干什么。我先从锁眼向里窥视，但里面被门扣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我掏出刀子，打算在门上挖一个窟窿，但发现动静太响。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我就这么看了大约5分钟，然后站起来，走开。9点，我和太太一起进城，直到下午才回来。
回来后，大约下午3点，我发现韦斯特教授实验室外面的墙壁很烫。我当时就站在墙边儿，我的脸上能感觉到热气。我把手放上去，但不多一会儿就得挪开。我知道那是因为里面生了炉子。同样，韦斯特教授的门又是锁着的。
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从大楼的后门跑出去，翻墙爬上一扇亮着灯的双开窗户。这窗倒是没有上闩。我抬起窗户钻进去，跑到冶炼炉跟前，揭开盖在上面的皂石，看见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火苗。我又走到实验室后面的楼梯，发现踏板上溅了一些我不曾见过的渍点，不像是水，我尝了尝。后来到了二楼的密室，那里也有些同样的斑渍，还是湿的。我想它们是血。
感恩节那天，我到霍庞码头给韦斯特教授搬来一大块石灰，那是他在星期二就已经吩咐下的，他要一块“像我的头一样大”的石灰。这件事本身倒没什么值得怀疑的，我每年冬天都要替他搬石灰。
下午，我开始在韦斯特教授卫生间底下管道的砖墙上凿洞。我大概是从3点开始动手。我想亲眼看一看那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这样我就死心了，也封了众人的嘴。我每次从医学院出去，总听人说：“派克曼博士就在医学院里。如果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他，那一定就是医学院了。”我一出门就听见这样的议论。楼里所有的地方都已经翻遍了，如果排污管道里没有什么可疑的物件，我也好对街坊邻居们有个交代。
我带着一盏煤油灯，干了1到1个半小时，觉得工具不得手，想这样凿下去不是个办法，就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感恩节舞会，玩到第二天早晨4点才回来。一共20场舞，我跳了18场。
星期五，我起床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我太太从不到8点就开始叫我，她希望我早点干完。吃早饭的时候，韦斯特教授进来了，他到厨房取当天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新闻吗？你还听见了什么关于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吗？”我说：“消息满天飞，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的好。”然后，韦斯特教授就上楼去了。
快到中午时，我在解剖实验室里一边干活一边和亨利·拜基鲁博士说话，他要我忙完了手里的活儿继续挖墙。我去解剖示范室，看见J·B·S·嘉可森博士也在那里工作，我跟他讲了挖墙的事。他说：“利托菲尔德先生，我感觉这件事特别恐怖。你可不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它给干完了？”又说：“假如发现了什么，最好不要惊动福尔莫斯教授。到桑蒙街告诉老拜基鲁博士。”就是亨利·拜基鲁博士的父亲雅各布·拜基鲁教授。
下午，我先向利奥拉德·富勒先生借了一把手钻，或短钎。他想打听我要干什么，我用玩笑话岔开了；但我估计他能猜出来。我让我太太守在抽板门口，从那里也能透过前面的窗户看见大门外几百英尺的地方。我对她说，除非她看清了来者是谁，否则不要开门。我对她说，如果是韦斯特教授，就到厨房的地板上敲四下；如果是别人，则不必通报我。
我正忙着，肯司利先生和史达威警官来了。我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站在大门台阶上和他们说话。肯司利先生问我是哪一处的私人地盘还没有搜到，我说了。肯司利先生说：“我们再到他的实验室里瞧瞧。”我说进不去，都上了锁。他们刚离开，就看见崔诺蒙警官远远地走过来。我和他已经很熟，我迎上前去跟他讲了凿墙的事，我说如果他过20分钟或半小时再来，我也许就可以告诉他结果了。我们走回到大门口时碰见我太太，她说：“算你走运，韦斯特教授刚刚进去。”
我和崔诺蒙警官站在门口接着聊。不多时，韦斯特教授也出来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他说起一个爱尔兰人过乔尔斯江大桥时，用一张20美元的现钞付一美分的通行费，被关卡扣了下来。他们不相信爱尔兰人会有那么多的钱，怀疑他和派克曼博士的失踪有关，因为据韦斯特教授向警方的说法，他在博士失踪那天交给了他一大笔钱。韦斯特教授还说富朗西斯·图克署长正在亲自调查这件事，说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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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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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和崔诺蒙警官分手，回到地窖里。我很快就用手钻打通了最后一道砖墙。在肯司利先生他们来之前，我已经在墙上凿了一个大洞。墙很结实，一共有五层砖。我把煤油灯提过洞口，但洞穴里的气流极强，马上就把灯给扑灭了。我想了个法子，把我自己的头也探进洞口，挡住穿堂风，这样灯就不会熄灭了。借着灯光，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些断肢，一副腹腔和两截腿。从上面实验室水槽流下来的水冲刷着残肢。我知道它们本不应该出现在排污管道里。我赶紧从隧道爬出去，锁好抽板门，在楼上找到我太太。我当时全身发抖，完全无法自已。
我锁上大门，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桑蒙街雅各布·拜基鲁教授的家里。教授不在家。我又一路跑到乔西路亨利·拜基鲁博士家，向他报告了我的发现。他带着我去桑蒙街见罗伯特·高尔德·肖先生，让我把情况给肖先生又说了一遍。肖先生当即差人去请富朗西斯·图克署长。署长很快就来了，他让我先回去，说他们跟着就到。过了10到15分钟，图克署长和拜基鲁博士到达医学院。在他们之前，柯拉普探长已经先行到达。
我凿的洞正好在地面和一楼楼板之间一半的高度，洞口靠外砖层的开口直径大约18英寸，最里面10到12英寸。排污管道从卫生间底下斜斜地伸向江边，从马桶口至管道到达地面的那一段长度大约是八九英尺。发现人体断肢的地方并不刚好在马桶口的正下方，而是管道向外伸展到北墙处。涨潮的时候，江水常常漫过北墙灌进地沟或管道里，有时候潮退了，管道里还留着大约五六英尺深的水。当我们在实验室底下的时候，听见楼上有一些响动，图克署长马上拔出手枪。后来才知道，那些声音是我太太和孩子们弄出来的。
那天晚上韦斯特教授被押回医学院以前，图克署长、崔诺蒙警官和我检查了冶炼炉。我伸手进炉子里摸出一块骨头。前门门铃响，我去应门。一名警察说：“我们把韦斯特教授带来了，他很虚弱。”我打开门，韦斯特教授走进来。教授对我说：“他们逮捕我把我从家里带走也不给我个机会和家人们道别。”
韦斯特教授看上去很紧张，我记得他不停地出汗，浑身瑟缩。他根本站不住，一直由警察们架着。
我们回到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当我走到后门时，他们说想去楼上放贵重物品的密室里看看，我说我没有钥匙。问韦斯特教授，他也说没有，就和问他别的钥匙一样。有人问我卫生间的钥匙在哪儿，我告诉他们这得问韦斯特教授，因为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卫生间里头是个什么样子。
韦斯特教授说：“钥匙就挂在那颗钉子上。”他们取下钥匙试了试，插不进去。他们对教授说：“这不对，不是卫生间的钥匙。”“我看看，”教授说。我把钥匙递给他，他说，“这是我壁橱的钥匙，还有一把应该在这儿的什么地方。”这时候，有人用斧子砸开了卫生间的门。
然后，我们下到地下室里把人体残肢都拿上来。崔诺蒙警官、柯拉普探长和我一起去的。我们把断肢一一摆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围过来，站在离桌子五到六英尺的地方。韦斯特教授也被带了过来。他此时越发紧张，汗如雨下，眼泪和汗水一齐往下流。
这时，公诉人乔奇·贝密斯拿出一些物证请证人过目。
关于那双带血的拖鞋，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说：“我在他的密室里见过这双拖鞋，或与这双相似的。”
关于那把锯子，伊弗任说：“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把锯子。”
乔奇·贝密斯向陪审团解释道，捷夫·威曼博士在显微镜下查验过锯齿上的斑点，证明它们不是血迹。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被公诉方列为了物证，他就应该向法庭出示，让陪审员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继续作证：
我见过那柄茶叶箱里的折叠刀，即使不是同一柄，也是和它一模一样的。那是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韦斯特教授对我说：“嘿，看看我这把刀。”韦斯特教授在实验室里通常都戴着帽子，穿连身的工作服。他被捕以后，那两件东西都不见了。
我也见过在卫生间里找到的那些毛巾，上面有大写的“W”（即韦斯特的头一个字母——笔者注）字样。还有擦手的布卷，至少两三年前就已经在他的实验室里了。星期五那天，我去告诉他说我不能从马萨诸塞总医院弄到血液时，他就在上面擦过手。
公诉人乔奇·贝密斯又作了一些必要的注解，说经查验，毛巾上的斑渍是酸，而非血。
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问：“你晚上在他的实验室里玩过牌吗？”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拒绝回答。
索耶尔律师又问：“韦斯特教授是否曾发现你在他的房间里赌博？”伊弗任答曰：“不曾，先生。至少他本人从未跟我提到过。”
以下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对索耶尔律师提问的回答：
派克曼博士失踪后的那个星期，我反反复复地回忆和思索我在前面证词中谈到的那些事实。25日，星期日晚上，在和韦斯特教授那番谈话之后，我对我太太说，我要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天白天，我也和大家一起到处找寻派克曼博士。我从没想到过赏金，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有赏金一说，我是到第二个星期才听说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这样做是为了金钱，也没有对韦斯特教授这样说过。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我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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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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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就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弟弟，和韦斯特教授一起来了。我当时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多多少少。我怀疑派克曼博士栽在了韦斯特教授手里。
星期一晚上，在去格兰特先生的舞蹈学校之前，我试过韦斯特教授的门。事实上，那天下午我一直在试，并不是每时每刻，但试过很多次。我想进去替他干活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像那样锁着门。
当我发现墙壁烫手时，觉得特别奇怪，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但我翻窗进去以后，看见炉子里的火并不是很大。
我进到实验室以后，发现地板上有一些可疑的斑点。我注意到溅在楼梯上的渍点比别的地方多，当时看上去非常红，所以我想应该是血。
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领取什么赏金。我绝对不承认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金钱。
3月25日，开庭第六天，举证继续：
德拉斯塔·柯拉普，本埠警探总长，自1828年加入警署。
12月5日，图克署长指示我去剑桥，从那里带一名警员到韦斯特教授府上搜查。所以我和波士顿的霍普金斯警官，还有剑桥的山德逊警官一起去了韦斯特家。到了那里，他们都上楼，只有我留在楼下。这是我们对韦府的第二次搜查。根据我在离开波士顿以前接受的指示，我们应该重点查找一批文件。我问韦斯特夫人被告是否曾给过她什么文件。她想了想，然后在山德逊警官的陪同下离开房间，不多时，拿回一沓文件。那些文件（她给我看的头三份）并没有列在搜查令上。我又命山德逊警官到楼上把装这些文件的箱子搬下来，我让韦斯特夫人将里面的其余文件都交给我，我说我要带回城里去，我说我会给她开张收据。我给她开了。
我记得两名警官后来又到楼上搜查了一番，但我们带走的只有这些文件。剑桥的警官有搜查令。我当时并不清楚我问韦斯特夫人要来的都是些什么文件，但我想应该就是它们。我从其中的两份文件上认出了派克曼博士的字迹，我在上面签下我的姓名缩写，以便于日后鉴别。
第一份文件是一张400美元的欠款单，上有J·W·韦斯特的签字，日期为1842年6月22日，其上写明：“1847年1月22日付清。”欠款单的背面是派克曼博士的笔迹：“余款48364美元已付，49年11月22日。”单子的正面有两条很粗壮的横向斜线，各长25英寸，宽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英寸。下面“J·W·韦斯特”的签名上也有两道表明注销的横向斜线。
第二份文件的日期是1847年1月22日，借款总额2432美元。同样，有J·W·韦斯特签名。而且，单子的正面也有两条很粗壮的横向斜线，比前面那张上的更粗。底下的签名上也是相同粗细的横向斜线。
和第二份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查尔斯·坎宁翰先生手书的关于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之间这笔复杂交易的备忘录。根据坎宁翰先生的说明，这份2432美元的欠款单据不仅取代了1842年6月22日那张借款单的本金400美元，也包括普瑞斯科先生借给韦斯特教授的500美元、普瑞斯科夫人的200美元、耐耶先生的200美元以及查尔斯·坎宁翰先生的100美元。备忘录的背面写着：“欠派克曼，1849年4月25日，余款45627美元；利息2737美元；共计48364美元。”
…………
我叫弗然斯·派克曼，已故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哥哥。我与韦斯特教授相识多年，并任他的教区牧师数年。韦斯特教授搬来剑桥后，我和他熟悉的程度与其他医学院的教授们无异。去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替他的小外孙主持了洗礼，我记得是他女儿和那个住在亚速尔群岛的外交官女婿的孩子。
我弟弟失踪后的星期日，我们全家人当时都很压抑。我记得那天下午4点左右，韦斯特教授来了，他说他就是星期五早上到过我弟弟家、约他在1点半见面，并交给他钱的人。我说：“韦斯特教授，我真高兴你能亲自来向我们澄清这件事，这下我们大家都不用再猜疑了。”韦斯特教授说，他付我弟弟钱的时候是1点半。我问他对这个时间是否确定，他说：“当然确定。我1点下课，在他来之前，我等了大约20到30分钟。”我问他有没有已经注销的借据，他说，“有，他带来的。他拿出一张，用笔在上面画了两道。”一面模仿我弟弟那种很快很用力的动作。
韦斯特教授又说：“我告诉派克曼博士别忘了注销抵押契约。他回答说：‘我会办的，我会办的。’”他说然后我弟弟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不得不向诸位指出的是，韦斯特教授那天的举止言谈都显得很仓促，很神经质，令人生疑。他一进门便用了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说话，无论在其表情或口气上都没有流露出丝毫譬如对我弟弟的失踪表示惊讶，或对我们的悲痛表示同情等等，完全是一种商业会晤的做派，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对受害者家属表示慰藉等等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他没有。
韦斯特教授说完就走，前后一共也就呆了10到15分钟。
我弟弟这人有一些很特别的习惯，比如他守时极其严格，可以说到了机械的程度。他几乎总是在家，从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家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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