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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所有的活人全部撤离以后，警方封锁了整幢大楼。因为楼内还有不少随时可能爆炸的雷管炸弹等物，警方宣布，在除雷部队解除所有的引爆装置，并排除所有的爆炸物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
所以，直到惨案发生的次日，10名受害者和两名枪手的尸体才被陆续抬出了校园。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科伦拜尽北面克列蒙公园的小山丘上竖起了一排共13座十字架。十字架的横轴上用白油漆工整地书写着死难者的姓名。他们是：威廉·山德尔、芮琦儿·思科特、丹尼尔·偌博、凯尔·瓦拉斯奎、思狄汶·柯瑙、凯莎·贝那尔、埃沙亚·苏尔斯、马休·凯其特、萝菱·汤森德、约翰·汤穆林、凯丽·伏莱明、丹尼·摩塞尔和科雷·笛普特。
十字交叉处的下端，镶嵌着取自科伦拜中学历年年鉴的各位死难者相片。不多时，十字架周围已然花团锦簇，人们纷纷敬上长明的蜡烛，或奉上自己的心爱之物，或死者生前的喜爱之物，也有孩子们写的诗或悼词。有的人则在木制的架子上题字、留言、或缠绕缎带，以聊表缅怀之意。
以下是孩子们悼词中有关死难者生平故事的部分：
威廉·山德尔——
山德尔先生是一位有24年教龄的资深教师，教授电脑及商科课程，还担任过女子篮球队和女子垒球队的教练。在他接手女子篮球队的第一年，该队即由原先的倒数第二名跃升为1997…1998年赛季的第一名。
山德尔先生已婚，并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孙辈。他在指挥楼道里的学生们撤离时胸部连中两弹。
芮琦儿·思科特——
17岁的芮琦儿在学生们的自编剧《屋子里的烟雾》中担任女主角。她常去教堂，喜爱摄影。
枪杀案后，芮琦儿停在学校北侧的红色阿库拉轿车上堆满了鲜花和卡片。轿车周围经常簇拥着哭泣和祷告的孩子们。
枪杀案发生时，芮琦儿16岁的弟弟克莱格·思科特正在图书馆里。他靠着佯装死亡才幸免一劫，后来又帮助他人安全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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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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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偌博——
丹尼尔中弹时正在为他的同学们拉开食堂出口的大门。他死在了人行道上，距离安全地带不过数步之遥。他的尸体在户外暴露了24小时。“他本来是完全有救的，”丹尼尔的祖母玛可欣·偌博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痛不欲生。”
丹尼尔经常在他父亲的电器行里帮忙。他热衷于电脑游戏、音响和家庭影院系统。
凯尔·瓦拉斯奎——
凯尔是一位“特殊教育”学生。邻居们说，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不可能不被触动。凯尔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朋友们形容他是一个“快乐的大男孩”，“文质彬彬的巨人”。一名荣誉军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因为凯尔非常敬重穿军装的战士们，并对军队有着特殊的兴趣。
思狄汶·柯瑙——
思狄汶自小便向往着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星球大战》，看了很多很多遍，能跟着剧中人一起念出台词。
凯莎·贝那尔——
这位11年级的女孩子曾经是一个“问题学生”，皈依基督教以后改邪归正，并成为教会少年团契的积极分子。临死前枪手问她还相信上帝吗，凯莎坚定地回答：“是的。”
凯莎的家人为她挑选了一具白色棺木，以供亲友们签名题字。凯莎母亲密丝蒂·贝那尔在她的留言中写道：“你的勇气和信仰为你在天堂里赢得了特殊的席位。我为有你这样的女儿而感到自豪。我永远爱你。妈妈”
埃沙亚·苏尔斯——
埃沙亚自幼患病，做过两次心脏手术。他的理想是进入艺术院校，当一名音乐家。他身材矮小，但经常参加举重、橄榄球和摔跤等运动。
“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友好的人。”埃沙亚的同学加斯汀·诺曼回忆说，“他总是跟人说‘你好’，即使你不认识他。”
马休·凯其特——
马休一直盼望着参加学校的橄榄球队，他的愿望在暑假后开学就要实现了。马休也喜好举重，并一直保持着全优的成绩。
马休在图书馆里被杀戮，当时他正准备接近藏身于临近音像阅览室里的朋友。
萝菱·汤森德——
18岁的萝菱是学校女子排球队队长，她的母亲是该队的教练。队员们说，萝菱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运动。其实不然，萝菱曾因学业优异而获得过全国性的奖励。她正在申请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希望能像她的大哥一样，做一名野生生物学家。
“萝菱本来应该在下个月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们致告别辞。”她的舅父戴伟·贝克说，“那将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发言。可惜，萝菱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约翰·汤穆林——
约翰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驾驶着他那辆老牌的雪薇家用卡车在落基山上“越野”。约翰有一份在园艺商店的课余工作，他还是教堂少年团契的成员。去年，约翰与他的家人们一起参加了教堂组织的到墨西哥的传教旅行，为那里的穷苦人建造了一所房子。
约翰计划在毕业两年后入伍。“他是一个好孩子，快乐，喜欢上学，成绩也不错。”他的父亲老约翰·汤穆林说，“他目标明确，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好的打算。”
凯丽·伏莱明——
凯丽颇有创作热情和写作天才。她的作品包括歌词、诗歌和短篇小说等。她还学弹吉他。18个月前，凯丽随家人从凤凰城搬来丹佛。她很急切地想获得她的驾驶执照和一份课余工作。
“适应新的环境并不容易，”凯丽的母亲迪叶卓说，“但是凯丽已经交了不少朋友。她是每一个母亲都会引以为骄傲的漂亮女儿。”
丹尼·摩塞尔——
丹尼还不满16岁，却已表现出了卓越的数学和理科天赋。他的最后一张成绩单上全是“A（优秀）”。丹尼还是越野长跑队和辩论队的队员，并参加了学校法语俱乐部最近组织的为期两周的巴黎之行。
科雷·笛普特——
17岁的科雷是一位勤奋用功的好学生，他总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他喜欢滑冰、打高尔夫球、摔跤，但为了专心学习，科雷在10年级时退出了摔跤队。不久前，科雷在浣熊溪高尔夫球场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枪杀案那天，科雷15岁的妹妹洁妮安全地逃出了校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那13座十字架旁边立起了另外两座几乎一模一样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横轴上是刻写得不那么规整的名字：埃里克·哈瑞斯，狄伦·柯勒勃德。在埃里克的照片下面，有几行潦草的手书黑字：“我们怎么可能原谅你？”
“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后的第五天，7万多人参加了为13名死难者举行的追悼仪式，当时的副总统奥·戈尔携夫人专程从首都华盛顿特区飞抵丹佛。戈尔副总统在追悼会上致辞说：“对于所有的死难者家属，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并不是孤独的。全美国人民和你们心心相连，全美国人民都在为你们祈祷，全美国人民都和你们一样地震惊、悲痛，也和你们一样地热爱你们的儿女和亲人。”
1999年5月23日，星期六，科伦拜中学的99届毕业日没有喜庆，没有狂欢，没有笑语欢歌。在为两位永远不可能出席毕业典礼的12年级学生埃沙亚·苏尔斯和萝菱·汤森德默哀时，在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威廉·山德尔先生默哀时，在场的师生们尽皆沉浸于哀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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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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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名毕业生穿戴着蓝、金二色相间的毕业袍和毕业帽，逐一走上主席台，从斯更能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只有丽莎·克鲁兹是摇着轮椅上去的。另一位在枪杀案中受伤的姑娘简娜·派克身中三弹，分别打在了右膝、左脚和右肩。她在代表全体毕业生的发言中说：“一开始，医生甚至不能确信我是否还能走路。但是今天，你们都看见了，我是迈着自己的两条腿上来领取毕业证书的。”
其他的23名受伤者也和丽莎、简娜一样，靠着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死亡和伤痛，终能痊愈出院。
枪杀案后的八个月，杰弗逊地区警署80多名警探组成的专案组走访了4500多名目击证人和知情人，从现场和两名枪手家中收集了上万件证据，于2000年5月公布了他们的官方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警方在哈瑞斯和柯勒勃德家查抄到的有关物证包括埃里克和狄伦的日记，以及五盘录像带。在“末日审判”之前，两名案犯共制作各种爆炸物品95件。枪杀案发生之日，在校园内已经爆炸的雷管炸弹等物为：学生食堂6枚，楼道及一些教室6枚，图书馆5枚，扔到大楼外炸开的13枚。更多的爆炸物品则以其原始状态分散在校园内外各处，包括两名枪手的车里。埃里克和狄伦还在科伦拜中学的校园外不远处安放了一枚煤气罐炸弹，意在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并钳制其兵力。但与学生食堂里的两枚重磅定时炸弹一样，因设计上的原因而最终未能引爆。
科伦拜的不少学生认为，埃里克·哈瑞斯是两名案犯中的主谋者，狄伦·柯勒勃德不过随从而已。警方走访过的许多证人亦表示，若非亲眼目睹，他们很难相信狄伦也参与了枪杀。惨案发生时，在现场采访的媒体曾四下打听枪手是谁，有人提到了狄伦。一名记者将埃里克和狄伦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11年级学生克利斯·霍可对他说：“你最好把狄伦的名字划掉。他不是那种人，他绝对不可能杀人。”16岁的雅各布·卡里附和道：“他是一个非常和气非常友善的人，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在警方报告发布以前，死伤者的家属们及社会各界已纷纷开始质疑和批评杰弗逊地区警署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的处理不当。伊万·达德的父亲认为警方拖延的时间太长。“500多名警方人员赶赴现场，却没有任何人受伤，甚至连皮都没有擦破，这说得过去吗？像这样的大规模恶性枪杀案，人们以为总会有几名警员死亡、或伤残——没有，一个也没有！死伤的全是孩子们和老师。”
威廉·山德尔的女儿安姬拉也持同样的看法。警方特别行动部队花了将近三小时才救出她的父亲，“如果他们动作迅速一点，有多少孩子本来是完全可能获救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个‘如果……’”
2000年1月，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成立了他自己的“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复查委员会”。在2001年5月提交的最后报告中，委员会承认了杰弗逊地区政府和警署在处理此次校园惨案中的若干失误，包括在案发之前忽视了埃里克和狄伦可能作案的种种迹象。
与此同时，针对两名凶手的父母家庭及杰弗逊地区政府和警署的数起诉讼被先后提交当地法庭。经原、被告双方的接触和协商，这些以索赔为宗旨的民事官司大部分私了，只有杰弗逊地区政府公开赔偿威廉·山德尔的家属150万美元。
当大人们在忙于书写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忙于追究责任，忙于索赔和诉讼时，科伦拜的学生们，特别是埃里克和狄伦的朋友们，以及无数曾经有过与埃里克和狄伦相同遭遇的孩子们却在思考。
科伦拜校园惨案之后，娱乐界成了首当其冲的被攻击对象，因为埃里克和狄伦酷爱含暴力内容和黑色幽默的电子游戏、流行音乐及电影电视等。媒体曾请人将埃里克经常哼哼的一些“冉姆斯坦”和KMFDM的歌曲内容译出来，发表在报纸上。其中一首歌词的大意是：“你正在校园里/我已经子弹上膛，准备出击。”
学生们对这些指责嗤之以鼻，以为未免偏颇。因为他们认识太多的孩子玩同样的电子游戏，却几乎从不跟人红脸。他们知道太多的孩子听类似的流行音乐，却从没想过要真枪真刀地干掉谁。他们知道太多的孩子一集不落地收看描写系列杀手的连续剧，却并不急于在现实生活中摹仿。
学生们争辩说，娱乐品最多只能营造一种气氛、一种情绪，而不可能左右人们的行动。说到底，暴力娱乐品之所以走俏，是因为它们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求。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本身就充斥着暴力文化。孩子们从小长到大，在全国和当地的新闻中看到和听到过多少起暴力事件，犯罪案件？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对孩子们的影响远比好莱坞和电子游戏制造商们的作品来得恶劣。如果新闻中的内容还不够直接的话，那又有多少孩子曾亲眼目睹过他们的父母恶语相向，拳脚相向？更不用说，孩子们从小在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在学校的操场上就已经从同伴那里亲身体会到了“强者说了算（Mightmakesright）”的道理，亲身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为什么”的答案仅只是“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BecauseIsaidso）”。
科伦拜有不少孩子，譬如布鲁克·布朗，是和狄伦·柯勒勃德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深知性情温和的狄伦从一年级起就是被小恶霸小流氓们欺负的对象，也是被学校的老师们不分青红皂白惩罚的对象。他们也知道以狄伦之聪明敏感，他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公正。只是，多年来，狄伦选择了忍让，而不是反抗、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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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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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哈瑞斯是在7年级时从外地转学过来的，没有多少人了解他的童年，他的过去。但是孩子们认为，埃里克应该有着与狄伦相似的经历，相似的感受。不同的是，埃里克脾气急躁，报复心强。
孩子们的问题是，埃里克是如何说服狄伦参与他的屠杀行动的？而埃里克本人，又是如何被一点一点地推到了犯罪的边缘？
孩子们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了身边的大人们。经过了那场悲剧之后，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成熟到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没有容易的答案。
从小学到中学，恃强凌弱的小霸王随处可见，但是只有进到了科伦拜中学，埃里克们才算是真正领教了那些神气活现的运动员。布鲁克·布朗说：“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不理会我们。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们的靶子。我们当时是最低的9年级学生，一群只能在电子游戏中逞强的‘孬种’。吃午饭的时候，那些运动员会走过来踢倒我们的椅子，把我们的头一把摁在桌子上，或者打翻我们的托盘，伸腿绊我们摔跤，朝我们扔饭菜。平时在楼道里，他们会在经过的时候突然把某个孩子推撞到衣帽箱上，或是当着众人辱骂他。上体育课的时候，他们会在更衣室里逮着随便哪个小孩痛打一顿，因为那儿没有老师。”
高年级学生喜欢把婴儿油泼撒在地上，这是一种被戏称为“打保龄”的恶作剧。他们趁某个低年级孩子不备时从后面猛推一把，被推的孩子可能会滑得很远，最后撞到其他孩子身上。后来，一位9年级女生因此而摔坏了胳膊，学校才出面制止了这种“游戏”。
“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都喜欢运动员，而我们反倒成了‘问题学生’。”布鲁克·布朗说，“打橄榄球的人做的都算‘正经事’，像我们这样穿‘奇装异服’的孩子们，就会让老师总觉得很紧张。平时，老师们总是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惩罚我们。运动员们经常把回形针绷在牛皮筋上，像弹弓一样弹射我们。如果一位老师看见你被弹了，他或她会装着没事儿。但只要你一还击，他就过来了。那些运动员们算是把这一点都给吃准了。”
埃里克·哈瑞斯是他们的五人圈子中最经常被当作靶子的，因为他有两个生理缺陷。埃里克胸部发育异常，稍稍下陷。所以当在游泳课上脱掉T恤衫时，他就成了恶少们嘲笑和取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埃里克个子不高。五人圈子中的其他男孩后来都超过了18米，只有他没有。再加上，他不是在科罗拉多州土生土长的，他是一个“外地人”。
埃里克们刚上10年级时，科伦拜出现了一个由校园里的“二等公民”或“不入流者”组成的所谓“黑色风衣帮”。在“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发生后的最初的日子里，电视新闻曾将“黑色风衣帮”渲染为一种秘密社团组织，记者们在报道中暗示“黑色风衣帮”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且与当时在德国及欧洲兴起的新纳粹运动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
事实上，科伦拜中学的“黑色风衣帮”一开始只是几位当时12年级的学生，因为是朋友，又因为总被运动员们欺负，于是经常结伴而行，以便“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一次，其中的泰德·波尔斯穿了一件黑色军用风雨衣，大家看了都觉得很“酷（cool）”，又听说是他母亲在商店里碰到“大甩卖”时买的，便都一人一件地去那家商店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