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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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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点45分左右，泰德·彼得逊及女友科丽丝玎娜·塔马赛提到了彼得逊府上，看见迈克和卡瑟琳正在起居室里一边喝酒一边看《美国甜心》，电视机前的咖啡桌上摆放着白葡萄酒和香槟，两个人都很开心幸福的样子。科丽丝玎娜和泰德呆了不到一小时，然后就去了邻居家的圣诞派对。
看完电影，11点过，卡瑟琳接到一位加拿大同事打过来的电话，关于星期天上午的电话会议安排，又互相交换了电子邮箱地址。
之后，依照迈克·彼得逊对办案人员们的说法，他和卡瑟琳坐在游泳池边抽烟聊天。卡瑟琳在1点45分到2点之间进屋，迈克又坐了大约45分钟。等他回到楼里，卡瑟琳已经躺在了楼梯脚下，昏迷不醒。
警方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在那通国际长途以后的三个半小时中，彼得逊家的大宅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法医的验尸报告，卡瑟琳的死亡时间当为那天的凌晨2点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三个半小时中，没有其他人进入或到过现场附近。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彼得逊家的大宅子里本来有两个大活人，后来只剩了一个。
卡瑟琳·彼得逊命案的审判一直到一年半以后的2003年7月1日才正式开庭，挑选陪审团的工作早在一周前的6月23日就结束了。公诉方和被告方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准备，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要证明自己一方的论点并非易事，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也将是一场法庭恶战。
奥兰多·胡德森法官的刑事庭里，被告方在陪审席正对面的墙上安装了一块电脑控制的大型显示屏，而公诉方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画板和画架。与之相对应的是，公诉方的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以及后面地上的数只文件箱，而被告席上则清清爽爽，只有每位律师面前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为了防止法庭过分拥挤，胡德森法官允许“法庭电视”台对庭审进行现场直播。旁听席中央的前五排位子划给了媒体，将支持被告方的彼得逊家人和支持公诉方的受害者亲友分隔左右。于是，彼得逊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养女坐在了左侧的被告席后面，而卡瑟琳的女儿凯特琳·艾瓦特和她的姨妈们则在公诉方一侧。
代表公诉方致开场发言的是杜尔罕地区检察长简蒙·哈丁。他默不作声地站在陪审席前，将手中的一只塑料袋徐徐撕开，又徐徐抽出一支棍，一支金属棍，一支金属拨火棍。
哈丁检察长说，1984年的圣诞节，卡瑟琳的大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买了好几支这样的空心拨火棍，分送给她的三个兄弟姐妹们。这支棍很漂亮，做工精美，形同古董。这支棍很巧妙，既可以拨火，也可以吹火，一物二用。这支棍又很轻便，使起来得心应手。卡瑟琳收到的那一支后来成了她的心爱之物，走哪儿带哪儿。就在卡瑟琳去世前的2001年夏天，她的另一个妹妹萝莉·坎贝尔还在彼得逊家客厅的壁炉旁看见过那支棍。但在卡瑟琳出事之后，拨火棍不翼而飞。现在他手上的这一支，是堪戴丝·冉勃利尼专程从自己家里取来后交给警方的。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一起从楼梯上失足摔倒的事故。而我们说，不，这不是一起事故，这是一桩谋杀。卡瑟琳之死非常痛苦，也非常恐怖。因为，她是死在了她的丈夫迈克·彼得逊手里。”
简蒙·哈丁向陪审团出示了两张放大的卡瑟琳照片。第一张上的卡瑟琳端庄秀丽，面带微笑，那是她活着的时候。第二张上的同一个卡瑟琳斜躺在后楼梯下的血泊中，仰面上苍，死不瞑目，与前一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丁检察长说，这就是2001年12月9日，凌晨2点48分，当两位紧急救护人员赶到赛德街1810号时看到的卡瑟琳。这两位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将在出庭时告诉陪审员们，一个人要是从楼梯上跌下来，不可能是这种姿势。
还有第三张照片，卡瑟琳剃光了头发的颅顶，纵横七道伤口骇然其上，以及无数的小伤。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检察长又重复一遍，“而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
这位公诉人说，警方搜遍了彼得逊家大宅子的里里外外，虽然没有找到凶器，但卡瑟琳头顶上的这些创伤应该是和他手中这柄拨火棍相似的器械造成的。拨火棍很坚硬，又因为空心，所以很轻，不至于导致颅骨骨裂和脑内大量淤血。简蒙·哈丁一边说，一边挥动着拨火棍做打击状。
“这个案子是关于伪装和假象，关于正常外表遮盖下的不正常。”从彼得逊家著名的大宅子开始，检察长讲述了彼得逊夫妇在事业上的成功——丈夫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妻子在北方电讯公司官居要职，管辖着该公司在达拉斯、渥太华、杜尔罕等地的3000多名员工，公司甚至用卡瑟琳·彼得逊的名字命名了一间会议室——讲述了这个有三个不同姓氏的重组之家的和睦，以及一家人豪华的生活方式。
“但是，就像一句老话儿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彼得逊家早已是虚有其表。”哈丁检察长说，公诉方聘请的财务调查专家将向法庭证明，迈克·彼得逊确曾靠写书赚过几笔大钱，但最近几年，他唯一的进项只是给报纸写专栏。据税务部门提供的家庭财务报告，彼得逊家在1999年的总收入为277万美元，其中卡瑟琳的工资占了一多半，145万美元，迈克·彼得逊的残废军人津贴45万美元，其余的来自几处出租的房产和拉特利姐妹的军人遗孤津贴。也就是说，多年来，彼得逊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是卡瑟琳的薪金及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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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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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逊家的另一笔资产是卡瑟琳在北方电讯的股票。1999年底，卡瑟琳名下的股票值价100余万美元，到2000年9月达到峰值，240多万美元，但在紧接着的科技股暴跌中一路下滑，当年年底即变成90万美元，到2001年7月，只剩下了5万美元。除了公司给职工的期权股票（option）外，当北方电讯的股市行情看涨的时候，卡瑟琳还听从丈夫的怂恿从公司大量买进（职工通过所在公司购买股票当有折扣），最多时达月工资的80％。
2000和2001两年，彼得逊家的三个女孩子相继上大学，昂贵的学费使得彼得逊夫妇入不敷出，但他们还必须继续接济两个成年的儿子克雷顿和泰德。到本案发生之时，彼得逊家已经抵押上了大部分的房产，甚至开始变卖卡瑟琳的首饰等物，仍负债10余万美元。
卡瑟琳曾忧心忡忡地告诉妹妹堪戴丝·冉勃利尼，她很喜欢他们家在赛德街的大宅子，但她不知道他们还能在那里住多久。房子大，花费也大，光是夏天的空调，每月电费就得好几百，更不用说房子的年头儿搁在那里，需要大修之处比比皆是。比如阁楼上的蝙蝠窝已经糟蹋了屋顶，一到下雨就漏；比如白蚁已经蛀到了起居室，卡瑟琳请房建公司估过价，1万美元也不一定打得住；比如楼上几乎所有卫生间的管道都出了毛病，几个月来，全家人只能共用楼下唯一的淋浴……而所有这些，外人都是看不到的。每次家里开派对，摆在客人们面前的只是客厅里和游泳池边的冠冕堂皇。
卡瑟琳说她很累，忙完公司忙家里，伺候完老爷还要伺候少爷小姐。以前家里还请了一名钟点工，但现在已经请不起了。卡瑟琳说她甚至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
更糟糕的是，自2001年的“9·11”事件后一个月，也就是本案发生前的两个月左右，北方电讯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卡瑟琳自己就曾奉董事会之命，解雇了手下的数百名员工。后来，公司内部调整，对各部门实行关停并转，与卡瑟琳平级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陆续接到了红纸条（pinkslid，即解聘通知书）。就在11月底，卡瑟琳的直属上司也被炒掉了。上司临走前跟卡瑟琳透了一句话，说公司并非不需要人，而是想借此机会辞掉一批年龄大、工龄长、工资高的主儿，换进可以胜任同样工作而又报酬偏低的年轻人，这至少可以赖掉一大笔老职工们的退休金。
卡瑟琳虽然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厄运，但也意识到，自己也迟早会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不仅将损失掉全部的退休金，以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几乎没有可能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卡瑟琳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
“但是，我们极富创造力的作家、具有杜撰和虚构天才的迈克·彼得逊先生，却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难题的十全十美的方法。”简蒙·哈丁检察长说，“这个方法就是，制造一起人命事故，使卡瑟琳看上去像是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接着，奇迹般地，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彼得逊家不会再负债，不会再没钱住大宅子，也不会再请不起用人……如果有人以为，彼得逊先生此举只是保全了卡瑟琳的退休金，那他便是太小瞧了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卡瑟琳之死还将给她的丈夫带来18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此计何其妙哉！”
在卡瑟琳过世后，北方电讯公司已先后开给迈克·彼得逊三张共计384166万美元的支票。
“更妙的是，”检察长继续说，“彼得逊先生对时间的把握。卡瑟琳一直是彼得逊家的摇钱树、下蛋鸡。彼得逊先生并没有愚蠢到杀鸡取卵。他是等到卡瑟琳可能被解雇，而且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毫不留情地、毫不迟疑地将对他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用处的卡瑟琳置于死地。”
“最后，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迈克·彼得逊从现场拨打的两个911电话。”
第一通电话，迈克·彼得逊告诉接线员他的妻子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然后，据哈丁检察长的意思，迈克只是“有选择地”回答了接线员的一些问题，说卡瑟琳还在呼吸，就挂断了。
第二通电话，只过了一小会儿，卡瑟琳便突然“已经停止了呼吸”。同样，迈克没有回答接线员的任何问题。
也就是说，迈克·彼得逊打这两个911电话的目的，只是要告诉接线员他想说的话。当接线员向他提问时，迈克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尽可能不予回答，因为“他知道911电话都会被录音”。
“你们都看过《紧急911》的纪实电视专题节目，几乎所有拨打911的人都是想得到接线员的专业帮助，得到如何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处理紧急状况的指示。他们会认真回答接线员的问题，会问：‘我的妻子还在呼吸，但没有知觉，我该怎么办？’会和接线员一直保持联系，直至急救人员到达……但是，迈克·彼得逊没有这样做。”
“他们说这是一起事故，我们说这是一桩谋杀，”简蒙·哈丁检察长面向陪审席，再次重复道，“而你们，将作出决定。”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戴维·鲁道夫几乎是紧接着公诉人的发言，他就手摁响了哈丁检察长留下的911电话录音。
“一个因痛苦和悲哀而激动得发狂的男人的声音。”戴维趁着迈克·彼得逊和玛丽·爱伦对话的间隙，及时插入一些评论，“……他是故意对接线员的问题避不作答，还是因突发的悲剧而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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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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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电话结束了。“这，女士们先生们，就是迈克·彼得逊在刚刚发现卡瑟琳躺在楼梯底下时的声音。现在，我要请你们跟我一起，回到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前，回到那个可怕的电话之前。”
戴维·鲁道夫说，1988年，卡瑟琳刚与她的前夫正式分居，迈克·彼得逊便不顾一切地堕入了情网。那时的卡瑟琳并不是北方电讯公司有6位数字年薪的高级主管，而只是一个进去不到一年，每月只挣3000美元的见习工程师。
所以很明显，将迈克吸引到卡瑟琳身边的并不是她的钱，全然不是。将迈克和卡瑟琳连在一起的，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儿才可能体会到的、令人倾慕的真挚的爱情。他们是灵魂伴侣，他们是恩爱夫妻，他们的感情和幸福与世俗之物毫无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座不大的房子里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好几年，直到迈克·彼得逊收到《战争时刻》的稿费，才搬进了赛德街1810号的大宅子。
为了佐证他的论点，戴维念了一篇凯特琳·艾瓦特1999年写的作文：
我记得，在我父亲离开后的一年里，我经常独自在楼梯的顶端凭栏而坐，听着我妈妈一宿一宿地啜泣。是迈克擦干了她的眼泪，替她找回了失去的勇气和信心，使她又重获真爱。在我的心底深处，我甚至觉得，我从一开头就欠了迈克。是他替妈妈找回了幸福。
戴维·鲁道夫说，在卡瑟琳出事的前一天，这对夫妻一起去买了圣诞树和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一起去参加了节日派对。在卡瑟琳出事的当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庆祝了迈克可能会签订的好莱坞合同。9点半，迈克的儿子泰德和女友亲眼看见迈克和卡瑟琳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喝酒、看电影，这对夫妻之间没有任何的不正常。同样，11点零8分，卡瑟琳的加拿大同事海伦·普斯林打来电话时，她能听到背景中迈克的说话声，她也没有察觉出彼得逊夫妇之间有什么不正常，诸如拌嘴、打架、或卡瑟琳讲话的声音很紧张、或告诉海伦她必须得挂断电话等等等等。
然后，半夜时分，夫妻俩一起在游泳池边坐了一会儿。这是他们就寝前的习惯，迈克要抽烟斗，卡瑟琳要抽几支烟。1点45分到2点之间，卡瑟琳进屋前，她告诉迈克她这就上楼睡觉，她说她不希望在上午的电话会议时迷迷怔怔的。
那是迈克·彼得逊最后一次看见他的妻子活着。
戴维说，不错，卡瑟琳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有007，比法定的酒精中毒标准低3个点。但是，卡瑟琳的体内还发现了维鲁穆，一种治疗头痛和晕眩的药物。卡瑟琳的朋友们将向法庭证明，好几个星期来，卡瑟琳一直说她头痛头晕。被告方聘请的医学专家将向法庭证明，让酒精和维鲁穆“混在一起不是什么好事……可能的效果是，其中的一样会使另一样更加醉人”。
而且那天晚上，卡瑟琳“脚上穿的是夹趾拖鞋，她走上一架窄窄的、陡陡的、照明极差的楼梯，楼梯的地面只有光秃秃的、硬硬的橡木板，上面什么也没铺”。
“杜尔罕的警察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迈克·彼得逊往最坏处想。”戴维说，“究其原因，明白地说，就是由于数年来，彼得逊先生曾多次指责警方的工作。”
迈克·彼得逊——好也罢，坏也罢——是一个心直口快，有话就说的人，他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中曾先后发表过20到30篇批评警方的文章。
戴维·鲁道夫有选择地向陪审员们念了其中的几篇，然后说，带着这样的偏见，又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于是，办案人员们在本案的侦破过程中，时时处处只刻意寻找能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而故意忽略其他方面的事实。或者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于他们的观点有利的解释。比如，警察们最初怀疑迈克·彼得逊谋杀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身上有血。“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他曾经搂抱过他的亡妻，他的身上怎么可能没有血？”
引起警方怀疑的另一点是，当急救人员赶到时，卡瑟琳身边的血已经开始干结，所以他们认定，迈克·彼得逊在911电话上说他的妻子“还在呼吸”是谎言。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卡瑟琳并不一定是跌下楼梯后马上就咽了气。她完全可能躺在那里，不断地流血，但心脏仍在跳动。或者说，最早流出的血已经开始干结了，但卡瑟琳还没停止呼吸”。
事实上，警方自己的专家在卡瑟琳的脑组织中发现的红色神经细胞原正好就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卡瑟琳曾经历过缓慢的、痛苦的死亡过程。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发现也成了警方逮捕迈克·彼得逊的依据——因为卡瑟琳没有立即死亡，所以迈克·彼得逊“见死不救”。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据迈克·彼得逊自己说，他在卡瑟琳进屋之后，还在外面呆了将近一小时？”
至于警方关于谋杀的最关键的证据——死者头上的数道伤口，戴维·鲁道夫认为，卡瑟琳摔下楼梯时，头部不止一次地磕在梯沿上，“就像南瓜滚下来似的裂开了”。这同时也解释了楼梯间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血。
这位被告律师说，卡瑟琳的脑组织没有撞伤或挫伤等内伤，没有肿胀，没有淤血，颅骨无骨裂，这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委托人是无辜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否可以想象，一个人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想将那个人活活打死，但被害人的颅骨却完好无损，脑组织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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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陷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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